童年篇：不羡慕父母的工作

    今年摘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的笛安，其父亲李锐曾经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母亲蒋韵是山西省女作家协会会长。笛安说，父母在作协工作，作协大院里的人都不上班，所以小时候觉得不上班是很正常的。但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觉得不同了，别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很赶时间，可我爸妈每天都是晃晃悠悠地把我送去，然后又晃晃悠悠地回家了，我觉得很奇怪，一直到小学都是这种想法。

    无独有偶，上个周末，池莉女儿吕亦池在书城签售时也表示，小时候有个不用上班的“怪妈妈”，搞得家中永远都有人，很不自由。而叶兆言的女儿叶子也表示，家里有个写作的父亲，让她很早就知道，写作根本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因为父亲写作时脾气总是暴躁。

成长篇：很少阅读父母作品

    在“文二代”的写作中，作家父母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这是他们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笛安表示，父母的写作对她影响不是很大，但有一点帮助——就是书多。“小的时候我看书比别人多，而且我妈妈也特别喜欢给我念书。我觉得我会开始写作，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对讲故事这件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恋。”

    吕亦池说，自己曾经试着去读母亲池莉的书，但很快就打住了。因为母亲在吃饭时聊过的话题，没多久出现在书里了，让人感觉重复。叶子的感觉也与此相似，“父亲在书里写的东西，我在生活中都听到过，太熟悉了。”但是对她们来说，最大的影响还是家里书很多。吕亦池说，家里的书柜一直通到天花板，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爱的书。

叛逆篇：写作是我自己的事

    笛安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新人奖时，发表了一篇感人的获奖感言，却惟独没有提到她的作家父母。“在公开场合里我从不提及父母，这是我从出道那天起，父母给我立的规矩。我不会公开地说到他们，他们也不会在公开的场合说我和我的作品。”笛安说：“我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父亲甚至不愿意给我作序，也不愿意为了我的书开口去找任何人。他说过我得自己去闯。”

    吕亦池首部译著完成，第一个读者就是池莉。但这次签售会，吕亦池则以“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为由，明确要求母亲池莉不要出现在签售现场。叶兆言也表示，从来没利用自己的作家身份从小对女儿进行过相关方面的引导。他说：“这不像中医，有独门秘方可以代代相传。”

奋斗篇：自立门户靠作品说话

    对于“文二代”的称呼，赵长天的儿子那多有点儿“郁闷”：“让人想起‘富二代’，不是什么好词儿。但要真这么说，苏东坡、王安忆也是‘文二代’。现在大家提王安忆，总不至于一定要提茹志鹃吧。作家总是靠小说说事儿的。”确实，接过父母手中的笔杆勇闯文化圈的“文二代”们，拼的可是真材实料。那多至今已出版《甲骨碎》、《纸婴》、《变形人》、《幽灵旗》、《亡者永生》、《清明幻河图》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如今，那多在宣传时根本不用再提“赵长天之子”的名号。

    此外，12岁就出版了《正在发育》一书的蒋方舟，其早熟的笔触令外界大为惊讶。2008年，蒋方舟通过了清华大学自主招生的考试，成为“名校才女”。莫言的女儿管笑笑2003年初以处女作《一条反刍的狗》杀入文坛。苏童的女儿童天米12岁时就出了自己的个人作品集《我的钥匙你的门》，秦文君的女儿戴萦袅大二时出版了80后的青春故事《被磕疼的心》一书。目前在复旦大学读博的叶兆言之女叶子已出版了《带锁的日记》、《马路在跳舞》等书。立志从文的叶子还表示，希望嫁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世界文坛殿堂级的伟大作品，余华、莫言等众多作家都受过它的影响，语文教材也曾节选。然而，你在书店是不可能买到中文版《百年孤独》的，因为马尔克斯曾撂下狠话，称他有生之年不会将任何版权授予中国的任何一家出版社！不过，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了解到，马尔克斯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目前已有数家国内出版社在争夺版权，其预付版税已炒到百万美元！此前还没有一部经典文学预付版税能达到这个价码，出版业业内人士表示，不出意外的话，《百年孤独》不久后将在中国正式出版，虽然距离这部作品的面市已经有40多年时间了。

很尴尬 现有中文版肯定是盗版

    《百年孤独》是已经于2006年封笔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于1967年的作品，该书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了加勒比海沿岸小城马贡多百余年的历史，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马尔克斯凭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书也被译成30多种文字出版，销量逾1000万册，《百年孤独》被公认是马尔克斯，也是20世纪文坛的代表性作品。

    国内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就翻译推出《百年孤独》，其中以高长荣由英译本转译而成的版本以及黄锦炎、沈国正由西班牙语直译而成的版本最受欢迎，但这些都是无版权作品。译林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理行说，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国际版权公约”，国际版权意识越加加强，这些年来国内的出版社因为没有授权，再无《百年孤独》，“如果有，肯定是盗版。”记者昨日在成都的几家书店询问，被告知早就没有这本书卖了。

气未消 马尔克斯一直不授权

    在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前，我国一些出版社的版权意识比较淡薄，推出外国文学作品常常没有授权，这些前期的行为给马尔克斯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出版社不能维护作者的利益，因此拒绝授权出版中文版《百年孤独》。马尔克斯不授权，国内的出版社也不敢推出他的作品，在一些旧书交易网站，黄锦炎等人当年翻译的《百年孤独》初版竟然炒到了280元的高价。

    出版人沈浩波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朋友和马尔克斯代理人很熟，“据我所知，这些年到西班牙找马尔克斯代理人谈版权的出版社络绎不绝，但他都没有答应。”王理行说，“他的确对最初的情况很生气，我们一直在向马尔克斯方面（和国内的出版社打交道的是马尔克斯的代理人卡门女士）展示我们的诚意，希望能推出中文版。”

在转变 百万美元版权创天价

    据王理行透露，在不断的接触中，马尔克斯方面的态度逐渐有了改变，愿意和中国的出版社就《百年孤独》的出版进行谈判。成都商报记者昨日粗略了解，目前译林社、浙江文艺社、新经典、99读书人都在争取马尔克斯的授权。出版单位拒绝透露谈判的细节，因为保密，他们甚至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同行在抢《百年孤独》的版权，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中，一些出版单位老总还向记者询问其他同行的谈判情况。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这次授权的预付版税是天价，“最近有人报出了105万美元的价码。”这个数字得到了出版机构老总的默认。

    据《文汇报》报道，一家文学网站近日发起“寻找中国100座文学之城”活动，将通过“百进十”、“十进二”、“双城PK”的方式，选出一座最能代表中国文学的城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之城”。由此，文学与城市这个话题，再度走进公众视线。

    近年来国内诸多城市掀起文化建设热，但体现在形式上，多以“读书节”、“书展”呈现，感觉上虽然热闹，但难免有一阵风之嫌。2008年，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麦家，被杭州以新房一套、西溪别墅工作室一套、奖金数十万召唤“回家”，最近麦家要在杭州建立一座文学咖啡馆，可见当年杭州引进的这位人才，的确为增强这座城市的文学氛围起到实质作用了。

    杭州向众多作家、艺术家抛出橄榄枝，但遗憾的是，这座城市更看重“动漫之都”的形象。这不能怪杭州，在“文学已死”的今天，没有哪座城市再以文学为荣，传统文化中“名人、名诗、名城”相互辉映的景观早已黯淡，作家不再是城市文化的标签，文学期刊的凋零让城市成为一座座文学孤岛。在这种背景下，寻找一座“文学之城”都难，何况要寻找百座“文学之城”。

    正因为困难，寻找才有意义，原因很简单，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学史，历史上的西安、南京、苏州、杭州等数不清的城市，都曾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城市，根据现有的行政区域划分，中国目前大大小小有3000多座城市，但却无一成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文学之城”，我们寻找文学城市，不见得非得被某组织认定才会满足，更重要的是寻找丢失的文学精神，在繁忙、浮躁的城市中寻找一种可以让人心定神闲的气息。

    如果说文学城市有什么模板可供参照的话，那么英国的爱丁堡无疑是不二之选。J.K.罗琳便是在她最为贫困交加的时候，在这座城市的一间咖啡馆里，写出了让她成为世界十大女富豪之一的《哈利·波特》，《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艾凡赫》的作者沃尔特·司各特、《金银岛》的作者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等，都在爱丁堡出生长大。无处不在的文学酒吧和一年到头不断的各种艺术节日，让文学成为爱丁堡的名片。

    城市曾有过何种辉煌的文学过往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在当下的城市仍然活着，一座只有文学纪念碑的城市，是谈不上成为“文学之城”的。死抱着文学纪念碑不放的话，恐怕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县城，都能翻出一位大名鼎鼎的诗人或别的什么思想家。值得欣慰的是，据调查，目前国内拥有网络文学作者110万余人，遍布全国所有城市，他们每天创作出数以千万字的作品，文学借助他们的双手得以复活，一座城市的文学氛围，不能凭借过去或现在的一两位名家得以形成，而是要依赖如此数量众多的写作者以及他们每个人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才会缔造真正的文学城市。

    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平心而论，没有哪座城市像爱丁堡那样没有争议地成为文学城市，想成为文学之城，就像本文开头所引用的说法那样，拥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作家、期刊，除此之外，更需要城市管理者重建城市文学氛围的决心与智慧。

常有的事情，只不过他们没有像娱乐明星一样被重点关注而已。既然大多数作家身体不好，健康堪忧，为什么他们还要坚持写作？他们坚持写作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6月23日《西安晚报》）　　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我们无法否认，有为钱或生活而写作的作家，一停止写作可能生活成问题，也还有为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而写作的作家，纯文学的式微为他们所不甘，即使写作摧残身体，也“乐此不疲”。为什么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还在不断“折腾自己”呢？阎连科的解释很有代表性，“创作过程不是出版本身带来的紧迫感和压力，而是自己与自己的战斗，因为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这一部小说和上一部小说不一样，和别人的不一样，这种压力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给的。”这种精神可嘉，也令人尊敬，但效果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呢？

　　在我看来，这种为创作而创作只能是事倍功半，而且还是两输的结局。一是有损作家的身心

　　健康，正如阎连科所言，玩命写作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但有身体上的损耗，还有作家对生命、历史痛苦的思考而又无法逃避所带来的心神的损耗。二是难以创作出好作品，因为“憋”出来的作品编造的痕迹明显，好作品中的“闪光点”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是无法编出来的。作家“憋”出来的作品也是文学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憋”出来的作品很难成为精品。目前，纯文学市场不景气，不是因为文学作品少，而是精品文学少或没有，真正的优秀文学作品还是走俏的。

　　文学创作不是危险职业，第一、读者是人道的，不希望看到作家“自虐”出来的作品；第二，文学作品既是作家情感的“宣泄物”，也是读者不能少的精神食粮。为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作家和文学创作。作家还是“非专业”的好。中外文学史证明，创作出杰作的真正大作家几乎都不是以写作为职业的专业作家。在全民写作的今天，只有那些有独特经历和对社会现实有独特感受并充满人文关怀的写手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才可能成为优秀的并受到读者青睐的文学精品。可以说，那些专业作家囿于自己的经历和专业作家的感受，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创作出文学精品的。因此，文学创作不需要“自虐”，作家不必作无谓的牺牲。我们呼唤文学精品，但文学精品的出现除了作家的努力外，更需要出现文学精品的社会环境和机缘。（河北省赤城县 张魁兴）

年轻时阅读太狭隘

    在梁文道特别喜爱的哲人或作家名单上，米兰·昆德拉是其中之一。“年轻时第一次看就很喜欢。”但是，梁文道说，自己阅读昆德拉，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那时大约10多岁，昆德拉刚刚开始流行。于是，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追捧的作家，开始读他的作品。后来，昆德拉变得很红，变成一个很大众化、很畅销的作家。就觉得，我也跟着去读大家都很喜欢的作家，有点媚俗的意思了。于是开始避开他，故意躲着不读他。再后来，重新阅读昆德拉时，才发现了一些过去阅读时没有发现的东西。”

    梁文道说，年轻时阅读昆德拉，是平面的，狭隘的。“做人当做托马斯”，是梁文道读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的第一个想法。“当时阅读，比较沉迷的是作者本人特殊的身份背景，以及书中的爱情和性爱描写。”但是,撇开这些东西，昆德拉其实有着更普遍的意义。梁文道说，如今重读才领略到他的深度，“通过阅读，我重新认识了昆德拉。”

书籍对我也很残酷

    《相遇》是梁文道在本次上海书展上极力推荐的一本书。“他的作品很有深度，而且，阅读昆德拉，不应该只读他的小说，他出版过三本论述小说艺术的文集。《相遇》是昆德拉的又一部小说艺术的论述文集。收录有文学随笔，涉及绘画、文学、音乐等各项领域。”梁文道认为，“昆德拉非常古典，是一个哲学化的小说家，他在书里的那种坚持，在作家中是很少见的。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很努力，他会落在一个具体的时空，探讨人的存在状况。”

    热爱阅读的梁文道，称自己读书很杂。“什么都看，八卦也看，也爱读哲学、历史、佛教的书，以及各类知识人的生平传记。”

    梁文道说，阅读对于他而言，“远远不只是知识和观念的来源，它比较象是一种每天必须经过的一道仪式。”很多人最关心的是阅读让人得到什么，但梁文道却说，自己更关心“该书让我失去了什么。比如，书让我失去天真。从这种意义上说，书对我也很残酷。”

    商业精神并非天然与传统道德对立的，恰恰相反，植根于农耕社会的中华商业精神，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精神，正是崇德文化的体现。海派精神是现代商业文明与中华崇德文化的融合
    
    读孙颙的中篇小说《拍卖师阿独》（以下简称《阿独》），就像读顾绍文（谷白）的话剧本《升平街记事》（我建议改名为《上海有个屈格里》），很兴奋。因为他们都写到了上海人的骨子里，写出了骨子里的上海人。不少上海人曾经以被外地朋友夸为“你不像上海人”而感到自豪，在这样的话语里，“上海人”就是“小市民”、“市侩”的代名词。《阿独》的主人公阿独，也被圈内人认为是“独腹心思”（我认为应该是“独幅心思”，独幅，是指窄幅布，与之相对的是“阔幅”布、“双幅”布，形容思路的狭窄），也就是上海人的另类，不像上海人。所以，骨子里的上海人，就是表面上的“不像上海人”。孙颙和顾绍文都写出了这样的“上海人”。而从上海人曾普遍的以“不像上海人”为荣看，上海人其实是不认可表面的“上海人”，而骨子里都对“上海人”有另一种价值标准，认为这样的“上海人”才无愧于上海人。因此，这样的“上海人”才是上海人的艺术典型，“海派精神”的艺术典型。但不是在上海生活几十年，并有敏锐的感觉，恐怕难以发现上海人的这种人格深层的高贵气质，遑论将之表现出来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只要对比一下其它的或外地或本地或记实或虚构的上海题材的作品，就可以感到骨子里的东西的沉甸甸的份量。
    
    就题材来说，《阿独》属于“收藏”类，这类小说，前有邓友梅的《那五》开风气之先，近年光上海就出过几部这类题材的长篇小说，电影、话剧、电视剧以此为题材的就更多了，因此，也可以说是热门题材，说明受众对此类题材的欢迎。但对比《阿独》，就可见同类题材作品的不足，还在见事不见人。写这类题材的作者，往往在收藏界深有浸染，知识丰富，感受良多，听到的亲历的故事也不少，敷衍成篇，可读性很强，但就是在人物塑造上缺一口气，所以，读罢的印象是记住了故事，记不住人物。或者说，故事是生动的，人物是概念的。《阿独》的情节一波三折、大起大落，而且都是在性命攸关的转折点上，靠人物的出于本性的选择，使事情的走向发生了突变。情节与人物也是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阿独》的精彩情节托起了人物，不仅得益于孙颙围绕塑造人物性格来布置情节（这还是属于技巧层面的），更是由于他对上海人的文化性格，海派精神有独到的感受、深刻的思考。我从阿独身上看到的，商业精神并非天然与传统道德对立的，恰恰相反，植根于农耕社会的中华商业精神，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精神，正是崇德文化的体现。海派精神是现代商业文明与中华崇德文化的融合，或者说是对基于西方崇力文化的“弱肉强食”、“以邻为壑”、“不择手段”的商战理念的改造。从这点来说，我对《阿独》的结尾不太满意，阿独夫妻从上海永远消失，是崇德的商业精神不能见容于世的隐喻，未免悲观了些。
    
    我希望有哪个具慧眼的导演据此拍出一部好电影。

向常识的求知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0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张承志

 同学们:

    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邀我来向大家表示祝贺，表示一个校友对毕业生的祝福，这使我感到负担沉重。因为作为一名作家我习惯了书面语，我很怕出现语言的传达问题；而早年的毕业生就好像一个游子，回到母校，人有一种失语的感觉。所以，为大家编几句哪怕简短至极的贺词，于我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许，我只能想象自己在代表一种期望——它属于许许多多的平常人、那些不拥有权力也没有话语可能的人，他们习惯把自己的前途，寄托给自从“五四”以来经常是矫正世道的传奇力量的北京大学。我猜测着他们的期望，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祝贺同学们熬完了冗长的学业、拿到了宝贵的证书、从一所名牌大学获得了毕业。我们祝贺大家自今日起，正式推开了社会的沉重大门，迎着风浪、迷茫和斗争，走上报效养育自己的父母人民的道路。

    我还想说，离开学校后你们将面临的一切，并不一定限定在专业的方向、尤其不一定仅仅是经济范畴内的职业——同学们从今天起将直面和投入的，是一段激烈的分化与重建、富裕与危机的历史，是一段可能决定中华大国命运于一瞬的历史。它的内容与蕴含，今日尚不能尽知，唯有在又一个百年之后，才能被人感慨与总结。

    所以，大学、哪怕是名牌大学教给你们的知识，不仅远远不够而且面对如上命题，学科知识只是杯水车薪。

    前几天在报纸上见过这样一个题目:“我们的大学还缺点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允许我“村言无忌”插嘴作答，我想说:在我们的大学里(至少文科)，那缺的“一点”不是别的，缺少的唯有常识。是的，常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大脑里和我们高校的课程与教材中，缺少的东西可以数出两样:真理，以及常识。

    在这样一次喜庆的典礼之上，不宜对这一观点展开与举例。唯有一个例子可以一提——那就是五四运动。

    九十年前，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前辈校友，发动了拯救中国的、伟大的“五四运动”，把中国引入了革命的新纪元。但是，包括“五四”的先驱在内，我们早期的校友们没有留意、所以我们也没有从大学里读到、民众中当然更不会普及如下的常识——“五四运动”抗议了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但巴黎和会首先是西方阵营庆祝对奥斯曼帝国五百年征战攻防的胜利的庆功会。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国才最后失尽了屏障。巴黎和会是一次西方阵营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分赃会，然而五四的先驱们，却缺乏对奥斯曼帝国的、唇亡齿寒的认同感。中国的地位，并非如历史讲义写的在“战胜国”的行列里，而在赃物或猎物的清单中。从一个宏观的视野看，一切原本清晰:中国报名加入的阵营，本来就以吞噬中国为大计。

    对奥斯曼帝国缺乏常识，对阿拉伯世界缺乏常识的现象，延续至今。直至今日，常识的缺乏，导致了目光的短浅；脑袋里灌满了西方价值观的中国人，毫无对同一命运的兄弟的、唇亡齿寒的历史认同感。还可以预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人们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沿着地中海的那条陌生防线，乃是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

    我想表达这样一种感觉:由于半殖民地和屡战屡败的历史暗示，我们祖国的高等教育，自它呱呱坠地问世近代伊始，就有着殖民地顺奴的遗传、与大中华天朝的“龙内障”——这些潜在的因素，不仅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也造成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知识与常识的不足。

    可谓凌辱之极的八国联军蹂躏之余的庚子赔款，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临盆分娩之间的关系，是横行今日的知识分子短视、迷误、偏见与软骨现象的一种基因。我们被教授的知识，与其说与中国古典与共产主义，莫若说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渊源深厚。另一个命题是:在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之外，可怕的弱者歧视，也在知识分子之间形成痼疾，并向人民传染。

    与革命孪生的人道悲剧，反复宣传着革命的不合理。在革命失败后弥漫的唯经济论，逐渐成了一个文明古国的时髦。踏着计划经济的废墟，大家都在人云亦云:经济是绝对的、经济学无道德。经济规律是天道沧桑，它是自然规律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但是，在严酷的现实中，人们却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姑且不说横行的践踏公理，姑且不说这个患了不公正癌的地球的正义问题——只是在经济范畴之内，世界经济中的道德因素，已经再也不能否认和无视。它喧嚣在水面或水底，早已不是经济的一种现象、而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

    还有——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经济运动中剩余价值的分析，却忽略资产阶级本身历史实态的揭破——也已经不能说服民众。资产阶级的历史轨迹的发掘，已经是急待开拓的领域，是沉默的世界渴望了解的题目。不去究明十六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怎样步步坐大、垄断并实现全球化；不了解它的基因和雏形、它最初的细节尤其它未来的趋向，就不可能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

    所以，一旦离开了校门，从可信的常识，到普遍的真理，毕业生的继续求知和知识重建，就开始了。

    说离开校门之后求学才真正开始，是否是一种过分的表达呢？不，所谓求知要从摇篮直到坟墓；如果，我们能把求知看成人活着的一项目的，就永远不会停止自己的学习。

    所谓知识重建，不是从一些真诚的学生，向世态恶俗、向市侩、向体制的异化和投降；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决心不侮辱自己的生命、决心做具备尊严的知识分子的一些人的——追求真理的问题。

    随着简直像河流一样川流不息的学生毕业，在这所学校和别的学校，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我们的努力不会终止。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愿意想象，在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的持续追求之下，我们最终一定会清除殖民主义种下的思想病灶，营造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点、与崭新的知识体系。

    也是在这个百年之间，一代代的毕业生在离开校园时，都喜欢唱那首聂耳谱曲的《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同学们大家起来，背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首歌已经久经考验，因为它道破了学生与毕业这一组命题。在一派歌舞升平之中，我们应当具备敏感、应当紧迫地意识到:也许天下的兴亡、民族的存亡，正在临近。

    愿我们的同学们，明天是社会公正与探求真理的栋梁。

    愿我们的同学中，在这条道路上感到了艰难、遭遇了困境、孤独、甚至危险的人们，能够战胜难关，达到价值的胜利。

    愿同学们的灵魂，哪怕再过一百年，也仍然像今天一样年轻。

    谢谢大家。　201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