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翻译的“王尔德四部喜剧”：《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理想的丈夫》以及《不要紧的女人》。

　　诗歌有国界

　　记者：余先生，您是学外语出身，精通西方诗歌，同时对中国古典诗歌造诣极深，那么，您在诗歌创作中是如何把握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呢？

　　余光中：西方语言中代名词、介词很多，中文比较少。而且西方文字常常使用表示身份的字眼。中文说“我吃素”，只是一个短句；而比较西化的人会说“我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像生物学家、宇航员这样表达身份的字眼，西方特别多。所以西方语言名词多，中文在这种场合一般不会用名词。“我吃素”，侧重于动作的表达。我自己写诗，也翻译了很多英美的诗，自己觉得就好像跟西方的武士打斗，只有学会他们的一招一式，才能让西方的好东西反过来进入我的诗，成为我写诗艺术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翻译对诗歌创作很有帮助。

　　记者：那么您认为这两种语言载体中哪一种在诗歌当中更有力量？

　　余光中：只能说中文的优点往往是西方语言所没有的，西方语言的若干优点也是中文所没有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时候，直译给很多美国学生听。美国学生听得一头雾水，问我，为什么你们中文每一句话都没有主语？“松下问童子”是谁在问？“言师采药去”又是谁在答？“只在此山中”的人是谁？“云深不知处”是谁不知处？他们显得很迷惑，我说对不起，就把所有主词都填进去了，问他们还喜不喜欢：“我来松下问童子，童子言师采药去。师行只在此山中，云深童子不知处。”我想我们中国读者一定觉得还是五言比较好，改成七言就过于繁琐累赘，人称交代得太清楚，反倒没有韵味了。

　　中文的美感来源于朦胧和散漫，否则李白那句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就不会这么经典。他把水重复一遍重复得有韵味，没有用代名词。如果变成“抽刀断水它更流，举杯销愁它更愁”，这个味道就是英文的，不是中文。每种语言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写中文诗歌要发挥中文的优点，写外文诗歌要发挥外文的优点。

　　记者：您先后几次赴美，创作上显然受到西方诗歌创作的影响。您曾说自己“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但您诗里也有“但丁荷马和魏吉的史诗，怎撼动你悲壮的楚辞”。这是您有意识的一种反证吗？您曾说过，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更具有弹性。可否说明一下其中的道理？

　　余光中：我不记得是在哪里讲过这句话，这当然是很主观的意见，应当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讲的。西方文化也非常多彩多姿。不过，如果要讲弹性的话，我们中华文化最大的弹性，就是以儒家为主，以道家为辅，后来还加上佛家作为调剂。入世很深的人大都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深，而在野或者失意的人，倡导出世的道家可以给他们以慰藉。其实在西方也是这样，现在很多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可是文学艺术绝对不能限制在基督教里，它有时会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传统中去。一个国家的文化有主流有支流，文学艺术往往从支流中吸收更多养分。这就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弹性，能够允许多种支流共生。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就连外国文化也能够变成我们的一条支流。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是东方和西方的融会贯通成就了您的诗歌艺术？

余光中：我还不敢说融会贯通，只是接触得比较多，写诗的时候就能够作为一张王牌，至少是多了一个筹码。

每个时代都有诗人

　　记者：与您谈诗，总是无法回避您那首《乡愁》。温总理访美期间曾引用您的这首诗，使这首诗传遍世界，您也被冠以“乡愁诗人”的美名。其实我们也知道您的诗歌题材非常广泛，绝不仅限于一个“乡愁”的范畴。我们今天想问的是另外一层意思：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地球已经变

成“地球村”了，互联网大大拉近了地域之间的距离，而城市化的加快也在消减着“故乡”的概念，在这种新的变化中，人们的乡愁意识会不会越来越淡？

　　余光中：这也不一定。乡愁的格局有大有小，“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小而亲切；“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大而慷慨。境界有大小，感情则同其深长。当年，我是把个人的乡愁融入于海峡两岸更浩大的乡愁之中。如今，现代人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乡情结。譬如一个广州人，在外国居住几十年之后回到广州去，心里也会产生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乡愁不一定非得是“去国怀乡”不可。有一天当你回到家乡，看不到以前的熟人了；当你发现故居门前的大树、熟悉的街巷都找不到了，那你会不会感到一种惆怅呢？这不也是乡愁么？所以，我说乡愁不一定是地理上的，也可以是时间上的。老年人会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工业时代也会怀念农业时代，沧海桑田便有乡愁。

　　记者：《乡愁》已经入选中学课本，成为教育学生们从小铭记祖国和亲人的教材。说到教材，我们知道您近年来多次呼吁，反对语文课本削减古典诗文。也正如您刚才所说，古典文学是一种养分，对现代文学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乡愁。那么，您作为一直在教书育人的老教师，对于两岸的语文教育有何看法？

　　余光中：我发现大陆的语文教科书跟台湾有很大的区别。大陆的教科书有三个单元，台湾是两个，只有古文和现代文。你们从小学起到初中高中，多出来的第三个单元就是世界文学。在大陆的课本中，不单有欧美大国的文学作品，还包括日本、第三世界、南美洲、欧洲小国的民族文学。这些国家的民歌、童谣都纳入了国内的教科书，这样学童从小就能接触世界文学，这一点很了不起。在台湾，世界文学大概只会在英文教科书里才出现，而且不多。这个优点我要向台湾很多国文老师介绍。而对于古典，以前台湾的中学国文课本，文言和白话文的比例是６５∶３５。两千年的古典文学只占６５％，一百年的白话文学就占了３５％。对新文学来说已经足够重视了，还要再去削减古典诗文的分量……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国古文和诗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削弱这一方面有些不恰当？

　　余光中：对。台湾国文课本原来还有一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教授《论语》、《孟子》这些经典。前几年，台湾将它变成选修而不是必修，其实就相当于把它去掉了。有组织呼吁反对教育当局的作为，可是现在也没有完全挽回。很多人都认为古文就是落后保守的象征，其实不然。古人几千年的智慧结晶都凝聚在古文里了。何况古文作为语文表达的工具，自有它的美感和价值，不能轻言抛弃。我相信文言底子比较好的人写文章会更加简练，也会更优美一些。

　　记者：国内诗坛，好像从来就没有哪个诗人能单纯靠写诗，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有人说，靠写诗是活不下去的。您怎么看待当下诗歌的创作困境？诗歌的发展前景是否有些黯淡？

　　余光中：对于一般的大众，流行歌的歌词已经足以令他们陶醉了，那就是他们的诗歌。另一方面，还有小众的文化界，趣味相投的人会自发聚到一起，阅读一些大众很难接触到的东西。社会越自由，生活越灵活，小众化的现象就会越来越显著。很多人无事的时候会去旅行，也有人会去玩车，总之不读文学。其实这都没有错，这说明人们的生活范围变广了。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下了课百无聊赖就读读旧小说，看《水浒》、《红楼》、《西游》……这些爱好都还在文字的范围内。现在不同了，大家的兴趣爱好更多地扩展到文字范围以外，网络也横空出世了。所以，如今诗道并不昂扬。朦胧诗出来的时候，《诗刊》每期能印四五十万份。成都的《星星诗刊》，每期印二十万份，现在印量锐减。另外，现在文学书里面，译著多如繁星，也来抢占中文写作的市场。《哈利波特》来了，《达芬奇密码》来了，来自国外的竞争在台湾香港同样厉害，这相当于大家都不愿意买国货而去买洋货。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切也不完全是时代的错。古人并不见得就很满意他们当代的诗人啊，李白诗里讲，“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从建安到盛唐，他觉得这些文学都不够好。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荒之叹”，但是每个时代也都产生出自己的诗人。在我看来，当代的诗人们不应该抱怨，要抱怨的话，只能怨自己写得不够好！

　　会再为深圳写一首诗

　　记者：近三年中，您两次来到深圳，能否谈谈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我们还读过您３０多年前，从落马洲眺望深圳所创作的诗歌《独白》，您能不能谈谈当时的背景？

　　余光中：那时候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大陆文革的余波未平，当时深圳这只大鹏还没有起飞。而我自己怀乡之情郁郁垒垒，望着深圳河的对岸，心里有很多感慨，就写成了一首诗。当时写文章写诗，很多作品的中心思想是否定文革的，于是就有一些偏激的香港友人说我是反华反动的。谁知三十年过后，现在又倒过来了，说我是爱国诗人，其实我从不曾改变。《独白》就写在这种情形之下。《独白》这个题目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其二是说有时候处于孤立的状态，面对众人的围剿，我以独自一人之“白”，来对抗四周之“黑”，就好像屈原那样，有点“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

　　说到深圳，我这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是２００７年第八届深圳读书月邀请我来演讲，那次我去深圳书城买了好几本书。我觉得深圳对文化非常重视，为了提升文化，请了不同背景的人来演讲，给市民讲述一些不同的观点，非常好。隔开多年，现在再看深圳，可以说是沧桑巨变。深圳是个全新的都市，有许多别具一格的建筑，整座城市洋溢着蓬勃的朝气。我很喜欢这座城市。我想我有机会，会再为深圳写一首诗。

　被《乡愁》遮住的另一张脸

　　８月２５日夜，深圳音乐厅座无虚席。当白发苍苍的余光中上台的时候，聚光灯下，这个清癯瘦小的老人不显老态，甚至带出些许少年儿郎的佻脱之气。他指着席间某处，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今晚，新娘也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

”灯光并没有适时地追过去，众人没有看清余夫人范我存的样子。但满场掌声响起，持续良久，足以应和这位８２岁老人的浪漫情怀。接着，老人家情真意切地为夫人朗诵了一首多年前写的纪念３０年婚姻的诗作《珍珠项链》。全场一千多深圳观众与余夫人一起分享了这份特殊的感动。

　　我们的采访是在演出前夕几小时进行的。余夫人一直陪伴在侧。因采访时间紧迫，我们的提问连珠炮一般，但两位老人满脸和蔼，回答问题不徐不疾，一副气定神闲成竹在胸的从容与淡定，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儒雅和沉静的大家风范。

　　余光中不算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虽然他不少诗歌清丽婉约，阴柔妩媚。但更为人称道的是他那些大气磅礴张扬奔放的作品。由文窥人，实在是难以一言贯之。性格里的某些端倪或者可以从他的诗作里寻找。余光中喜欢李白，屈原，苏轼这样个性又豪放又悲悯的类型。尤其李白。余光中认为李白胸中有浩然气在，不比杜甫的满怀沉郁。所以，他一气写了三首诗致献《寻李白》、《戏李白》、《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而杜甫在他的《寻李白》里则被戏称为“杜二”。由此可以推断出余老的性格底色。

　　余光中本次虽然将王尔德的四部喜剧中译本签约转让内地，但王尔德的生活观他一点也不认同：“王尔德说，‘我的一生，写文章只是用点本领，过日子用的才是我的天才。’我倒觉得过日子就该省点气力，不要太有侵略性，能够平稳过就行了。反而要把激情与妙想多花在写作中。”这闲闲一句，倒是恰好用来验证余老的生活态度。虽然他少年时期生逢离乱，但此后的生活算得上平稳安定，多年游学海外，伉俪情深，四个女儿也是学有所成。相比同时代的学者和诗人，已逾古稀的他著述颇丰，涉猎极广，创造力和想象力依然不减当年。

　　晚会上，余光中终究没有亲自念诵《乡愁》。虽然在座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乡愁》而来。“《乡愁》这首诗，像是他的名片，把他的整张脸都遮住了。”研究余光中多年的香港作家联会副监事长黄维梁博士最后这样告诉我们，“‘乡愁诗人’这顶桂冠太小，他的诗歌天地，其实是非常广阔的。”

　　是的，余光中的乡愁，在这个初秋之夜，依然淡淡地笼罩着诗人的面影。而且，势必将继续被人们传说下去。无论他本人愿不愿意，一首诗一旦成为时代的歌吟，它就不再属于诗人，而是属于大众了。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3月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著名作家，代表作《百合花》）迁至上海，初中毕业后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1972年进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6年应邀访美，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

    王安忆的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米妮》等中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纪实和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等，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等，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等，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

    《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等。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在日常生活中挖掘闪光点。在艺术表现上，她的早期小说多偏重于感情的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善于表现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宽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有关“英国新锐文学之旅：安德鲁•米勒在中国”系列活动详情请见：http://www.britishcouncil.org/zh/china-arts-literature-andrew_miller_china.htm

    君特·格拉斯  政治是无法回避的

    蔡:有人把您称作是“国家的良心”，您怎么看？

    格拉斯:我不喜欢这种说法。我和海因里希·伯尔一直反对把我们称为“国家的良心”，因为这种良心要从别的地方拿来，再分配给作家，而作家是没有权利去贯彻实施什么的，因此这是毫无意义的。

    蔡:您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参与政治，在德国历来颇有争议，但却受到许多中国同行的称赞。不少中国作家主张，作家不应该坐在象牙塔里为少数人写作，而应该针砭时弊，干预时政。

    格拉斯:请您不要忘记，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对中国的政治积极参与，我也会在中国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先知在自己的国家不被人所重视。

    蔡:德国年轻一代作家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会去写反映政治主题的作品，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格拉斯:我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年轻作家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先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尝试，我当年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政治是很贪婪的，我很快就觉得，政治是无法回避的。年轻的作家有一天会发现，他愿意写的爱情故事或者感情纠葛，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里的，而这个社会又要受到某些政治的约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政治总要表现在他的感情纠葛里，在他叙述故事的同时反映出来，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我当然感到很遗憾，我今年就要满75岁，我希望能够有几位年轻作家来减轻我的负担，但是，现在还看不出这种迹象。

    经常站着工作八个小时

    蔡:《蟹行》里有大量计算机和因特网术语，如网页、上网、虚拟空间、聊天室，等等。据我所知，您甚至一直使用传统的机械打字机写作。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您把因特网这种媒体写进了您的小说？

    格拉斯:我的确不用计算机，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这并不表明我反对使用计算机。我的担心仅仅是，计算机是否会成为进行交流的唯一工具。年轻人把计算机当成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们的交流正在转向因特网，转向一个虚拟的世界。在我的书里，在图拉的儿子叙述故事的同时，极右分子把“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也搬上了因特网。

    蔡:您曾经说过，在写《我的世纪》时，您最初是想从一个老年妇女的角度来叙述，但是刚写出一些提纲，您就觉得这个角度太窄，放弃了这种构思，改成由许多不同的人物，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反映了100年来在德国发生过的，或者与德国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似乎不太重要的事情。您在写《蟹行》时，是否也有类似的改变构思的情况？

    格拉斯:没有。我总是先写出提纲，然后才开始写。我的历史顾问为我收集了很多资料，大约有半米高，我花了半年的时间看资料，然后用了9个月写完。第一稿是用手写的，然后用我的“奥利维蒂“打字机写了第二稿。

    蔡:您仍然是站着写作吗？

    格拉斯:是的，我经常站着工作8个小时，这与我最早学的是雕塑专业有关，而且是一边写一边大声读，反复琢磨句子，直到它们不仅仅是书面的存在，而且可以朗朗上口。

    蔡:在现代社会里，作家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所改变？

    格拉斯:总的来说，作家所扮演的角色没有改变。但是情况总是在变的，这也涉及到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对于“不朽”，我们有完全不同的考虑。文学始终伴随着检查、禁止和放逐，同时也伴随着作家的傲慢，他们可以说:“我们有的是时间，你这个独裁者，蠕虫会把你吃掉，而我们的书将永存。”但是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自我消灭的境况之中，威胁来自许多方面，而且持久不断。这不是上帝安排的世界末日，而是人类自己准备的终结。不过，我会一直写下去，这也符合我的西西弗斯情结，石头不回停留在山上，我将继续写作。

    多丽丝·莱辛  说小说要灭亡的人是出于嫉妒

    问:为什么总有人这么说，小说会灭亡了呢？

    答:我也经常在想，为什么总有人这么说，而且那么起劲地说。就像对待戏剧一样，也总有人在说，戏剧要灭亡了。我想可能是这样的:有些人非常想写小说，但他们写不出来；他们非常想把小说写好，但他们写不出来。他们是出于嫉妒，才会这样说的。

    问:那您对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前景如何看待呢？特别是小说的创作手法和潮流方面。

    答:小说的创作手法是在变化的，实际上总在变化。在过去的20年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南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另外科幻小说、太空小说都十分活跃，而且依然很受欢迎；还有不同种类的黑人小说，妇女小说等等。新出现的用电脑语言创作的小说，我也曾经读过，试图努力读懂，但对于我们这些不懂技术的人来说太难了。我毫不怀疑，小说一定会经久不衰。要知道，小说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不墨守成规，它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形式，有极强的适应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创作。我认为，小说现在正处于新闻写作的边缘，这也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发展趋势，它更加趋向事实。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创作。

    我们每天都在讲故事

    问:2000年您又出版两本书，我想问，您在80多岁的高龄，如何有这样旺盛的创作活力呢？

    答:我只是觉得我必须写，我已经有6个月没有写东西了，但我最近又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有时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干吗一定要写，我很愿意休息一下。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冲动，这种冲动需要一种条理。写作就要以某种形式，某种条理将故事记录出来。

    所有的人都是讲故事的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讲故事。每天在与别人交谈的时候，我们在讲故事。比如说，我对你说:“我今天上午去了超级市场，在那儿我碰见了我的老朋友玛丽，她没有和她的丈夫在一起，而是和一位十分英俊的小伙子在一起，他叫狄克。”我们平时就是这样说话的吧？这就是在讲故事。我经常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讲故事呢？也许，当人类还居住在洞穴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故事了，也许这样能减少我们的恐惧感。真的，我经常问自己。也许就是需要一种条理。

    作家的想象力和观察力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许多作家都在童年时期经历过紧张、压力。小孩子在困境中学会了观察，比如说，他们要会观察他们父母的脸色，观察周围人的神色等等。这种观察能力就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许多作家都是在他们童年时就获得了观察的能力。我经常感到吃惊:为什么许多人会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像是生活在剧院里，我们周围发生的故事就像是在剧院里的戏剧一样。
    (《文学峰景》陈众议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6月版)

作者：赵丽宏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11月1日

书号：978-7-80740-346-3

定价：48 元

　　这本诗选，收入了著名诗人，散文家赵丽宏老师的二百多首诗作，时间跨度将近四十年。这些诗行中，有作者人生的屐痕，生命的印记，是作者在文学之路上探索前行的足音，也是她所生活的时代在心灵中激发出的真实回声，她把语言变成音乐，用独特的旋律和感受，真诚地倾吐一颗敏感的心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爱——这便是诗。诗中的爱心是博大的，它可以涵盖人类感情中的一切声音：痛苦、欢乐、悲伤、忧愁、愤怒，甚至迷惘……唯一无法容纳的，是虚伪。

    《赵丽宏诗选》独特旋律倾吐“爱”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赵丽宏诗选》(上下卷)，收入他的二百多首诗作，时间跨度将近四十年。这些诗作是诗人生命的印记、感情的波澜以及他对社会人生深邃的思考。天地自然、世事沧桑、生离死别、爱恨情愁、都是诗人吟咏的对象。读这厚厚的两卷诗歌，让人感受到世界的浩繁和艺术的魅力，岁月的风声，在一个诗人心中，竟会激起如此美妙的波澜。

　　赵丽宏在自序中说，“感谢诗歌，使我的人生多了一点浪漫的色彩；感谢诗歌，使我多了一种记录生命、感受自然、抒发情感的方式；感谢诗歌，使我常怀着青春的梦想……”这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感慨。

　　写于1970年的《哑巴》、《火光》，1971年的《友谊》，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年轻的赵丽宏留下了这些卓越的诗篇。他对“文革”这种反人性的批判，尤见其深刻。“我不是天生的哑巴，却渐渐忘记了说话，声音和恐惧使我闭上了嘴巴”。那个年代，对心灵的压抑使很多人喘不过气，人间的真情和友谊显得格外珍贵。在《友谊》这首诗里，他将“友谊”这个抽象概念具象化，崇明岛多的是芦苇，芦笋和根，成了隐喻友谊的意味深长的意象，“在泥土下∕有冻不死的芦笋∕有割不断的根须∕即便在最寒冷的夜里∕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温暖深沉的注视”，质朴的诗句表达了他的信仰：人类真诚的情感永不泯灭。写于1980年的《指佞草》，更见诗人峥嵘的风骨。“指佞草”，见《博物志·异草木》：“尧时有屈佚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只要人间还有曲折和不平，∕就会有不屈的指佞草–”，那些佞人必然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更需要勇毅：“随时准备怒指欺世的奸佞，也准备迎击暴戾的皮靴，冷酷的刀……”写于1985年的《微笑的骷髅》，是诗人在墨西哥过“鬼节”后获得的灵感，这首诗直指人性的悖谬，撕去人的伪装，骷髅们在诗中呐喊：“我们才是赤裸的真∕真的核真的终极∕真的深渊峰顶”，读来令人惊悚，颇具有反讽的意味。这些早期诗歌作品显示出赵丽宏卓尔不群的个性，以及诗学追求的精神深度。

　　这两卷诗选中，有一些爱情诗，都是既感人，又耐人寻味的佳作。譬如《梦境》、《你》、《不》、《单叶草的抒情》、《莲子》、《你是诗篇》、《你的泪珠》等等，在这些爱情诗中，《晚香玉》和《白瓷瓶》，是少数未标明写作时间的篇什，也许这是诗人的秘密，但诗中袒露的真情却尤为感人–《晚香玉》中，诗人将晚香玉比作恋人，抑或是一次邂逅–在夜晚“看不见它洁白的花瓣，只有幽幽的清香”，“那是你的微笑么”–诗人将晚香玉的清香，比作恋人的微笑，一种由嗅觉转化为朦胧的视觉美感，给人陌生化的新鲜与奇妙。全诗写一段令人心颤的恋情，从相识，思念而至火焰般灼烧的渴念，直至爱的失落，诗中对恋人的思念而出现的幻影美丽而飘渺–“我看见一片流动的云彩∕在闪烁着星星的夜空里舞蹈”。但诗人对爱仍怀渺茫的希翼，“晚香玉开了∕晚香玉开了”，这是诗的尾声，与第一节“当星星变成露珠∕凝在青青的草叶间∕晚香玉开了”相呼应，蕴藉着回环之美，令我忍不住一读再读。而《白瓷瓶》，可谓《晚香玉》的姐妹篇，诗人在诗中以白瓷瓶自喻，“不会再有晚香玉的清芬了∕不会再有康乃馨的优雅了”，在“白瓷瓶”与“晚香玉”的时空对视中，流失了清芬、妩媚、缤纷、素洁……“我的花儿∕再不会为你吐露幽馨……∕却只能寂寞地空空”，表达了诗人近乎绝望的哀伤。这爱情的姊妹篇在能指与所指、现实与梦幻之间流溢出诗人感人至深的柔美之伤，真挚而细腻，意象丰满而富有变化，表现了诗人纯真、典雅，唯美的抒情风格。

　　赵丽宏先生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奇妙的魔匣。写作人是一个有幸可以不时打开这个魔匣的人。文学是遥远的过去，是刚刚过去的昨天，也是无穷无尽的未来，却能凝聚于笔端，写在纸上；诗亦如斯。

　　《赵丽宏诗选》中有很多意韵悠长的咏物诗。如《题张大千<墨荷>》，篇幅精短，意象奇特：“纤纤枝干从水面伸向天空∕所有期待都在叶瓣里舒展∕花萼吐着雪白晶莹∕凝聚天地间清芬一片”，依次写了枝干、叶瓣、花萼，并用了伸向、舒展、吐着等动词，极为生动地表现了墨荷对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晶莹、清芬喻其高洁；“淡淡韵律里流淌斑斓七色∕无言的静穆中分明有心灵微颤”，天然的墨韵流光溢彩，生命律动且又有节制，构成了恒久的生命张力。此诗的拟人化处理十分别致，简直将墨荷写活了——诗人在结尾潜沉于对美的无限追求——为何“心灵微颤”，亦如《飞鸟集》中诗云：“你离我有多远呀？我是藏在你的心里呢，花呀。”这首诗可与郑敏的《荷花–观张大千氏画》媲美，结构一样的展开式。郑敏写花、叶、梗，以及根；“这弯着的一枝荷梗，把花朵深深垂向根里”“它从创造者的手里承受了更多的‘生’这严肃的负担”。两个诗人，都面对着纸上荷花沉浸于绵绵不绝的生命哲思。

　　赵丽宏酷爱音乐，他的诗选中有不少和音乐有关的诗篇。他曾经这样描述：“音乐使浮躁的心灵掀起奇妙的波澜，可以使这鸣响变成翅膀，安插在自己的心头，然后展翅飞翔，飞向你向往的境界……”在他吟咏音乐的诗中，诗人的情感和灵魂和音乐融为一体，他对音乐的描述和理解，常常令人拍案称绝。如《天上的船–听阿卡多小提琴独奏》一诗，瑰丽、浪漫而奇特，“小提琴在他手中成了一只船\载着人世所有的欣喜和忧愁\也载着春日的花雨冬天的雪光\水面上风景绮旎瞬息万变\岁月的河流悄然在指间流淌\一声叹息，绿叶从枝头飘落\银弦一颤，溪涧化成了汪洋……”弓弦相吻，灵魂颤动，帆樯在水面起伏滑过、船舷飞溅起水花……他在诗中将视觉与嗅觉打通，天上人间闻到了芬芳；琴弓起落，小船竟变成了轻盈的鸟飞翔，翱翔的小船叩打每一扇心窗，心里的花蕾，“此刻开放”。他用音乐的耳朵，准确地捕捉倏忽而逝的音符，始终抓住小提琴喻为“小船”这个主意象所载着音乐之美，把读者带到阿卡多小提琴独奏的美妙之中……神游在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时，诗人变成了一棵葱郁的合欢树、一条欢乐的小鱼、一只快乐的蜜蜂。他在美妙的音乐中驻足，变成一个风尘仆仆的旅人，插进泥土的拐杖长成一片会结果的树林，甩到空中的帽子化作一群会唱歌的夜莺……读赵丽宏的这些诗，令人想起诗人保罗·瓦莱里的话：诗在我的内心，是以某种节奏开始的。诗歌的音乐性，它的韵律、节奏，由此给语言带来了特有的美感，从中提取一种纯粹、完美的声音，它悦耳动听，无损瞬间的诗的世界

　　赵丽宏的诗歌的语言，质朴而又华美，情感真挚而含蓄，他把语言变成音乐，用独特的旋律和感受倾吐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爱，他的诗美和他的人一样纯粹，正如诗人自述：“这些诗歌，是我心灵之路的回声，我的憧憬，我的情感，都凝聚在这些分行排列的文字中，它们使我保持精神状态的年轻。” 

秦文君讲述与女儿共同成长

    以《男生贾里》《女生贾梅》而深受小读者喜爱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这次拿出的最新作品，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孩子，妈妈一定有办法》。这是一部充满亲情的教育读本，通过秦文君与女儿共同经历的一个个温馨、甜美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全新的理念：教育是一扇门，推开它满是阳光和鲜花，它能给孩子带来自信和快乐。

    秦文君说，自女儿诞生起，她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从最初的每天喝多少奶，到后来女儿的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迷路等等人生成长过程中的许多第一次。有一天，她发现女儿就这么长大了，而且成长得非常好，她就想写这样一本书，把自己和女儿共同成长的经历通过故事写出来：两代人的斗智斗勇；教育与被教育的冲突；破译孩子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面临成长的无数选择……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洋溢着真挚的情感。秦文君把它们呈现给读者，愿所有父母们的天使都幸福成长。

沈石溪引领动物小说热潮

    周六下午，在主宾省浙江出版的展台活动区，水泄不通的“人墙”中，“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正引领着小读者、家长朋友分享人与自然的和谐奥秘。

    沈石溪这次带来了 《疯羊血顶儿》《双面猎犬》《黑熊舞蹈家》《混血豺王》等4部新书，这也是其创作的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再添新品。自2008年底上市以来，《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掀起了国内动物小说阅读热潮，出版一年多来销售突破200万册，《狼王梦》《最后一头战象》等篇目持续跻身国内各大畅销排行榜。沈石溪从16岁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插队、在云南生活了整整36年的阅历却是无法复制的。也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成就了其作品的知识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使沈石溪成为近年来最受青少年读者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

    在读者见面会的现场，沈石溪的娓娓叙述让小读者们对动物小说备感兴趣，而大读者也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活动结束后，他表示将携手活动主办方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把活动现场签售所得书款捐给舟曲灾区，为灾区群众献一份力。

杨志军揭秘《伏藏》写作缘

    继《藏獒》系列之后，百万畅销书作家杨志军再次发力，携最新出版的揭秘西藏最大悬疑小说《伏藏》现身2010上海书展。

    《伏藏》讲述了一个拯救布达拉宫、拯救灵魂信仰的英雄故事。该书以《达·芬奇密码》的悬疑方式破译神秘的西藏历史、西藏文化和藏教精神，拨开历史迷雾，以仓央嘉措的情歌为线索，一步步追踪破译出西藏最大悬疑。

    《伏藏》的封面印着：中国版《达·芬奇密码》。《达·芬奇密码》起于卢浮宫，经圣叙尔皮斯教堂、维莱特城堡、伦敦圣殿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牛顿之墓，止于罗斯林教堂。 《伏藏》起于雍和宫，经拉卜楞寺、塔尔寺、色拉寺、大昭寺，止于布达拉宫。都是宗教路径，阅读的过程几乎就是朝圣的过程。

    问杨志军是否在意被这样定位和比对，他说，作为一个作家肯定不愿意重复另外一个作家。但这是你无可回避的，悬疑，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手段。何况西藏文化是神秘的，它本身也提供了悬疑的资源。杨志军说：“《伏藏》是我命中注定要写的作品。用好看的小说故事，包孕深刻的思想，传达严肃的主题，这是我的努力。不是悬疑了就必然浅薄，也不是好看了就必然流俗。我想在《伏藏》中实现的目标是：给读者一个引人入胜、欲罢不能的故事，尽可能丰富地让他们得到西藏文化和西藏历史的知识，在信仰的诱惑下抵达彼岸，这个彼岸就是西藏精神。对一个作家，就是随遇而思、随缘而写。 ”

安意如借桃花呈现古典精华

    “80后”作家安意如，携新书《世有桃花》亮相上海书展并举办全国首发签售会。《世有桃花》是一本专为桃花而吟唱的书，以桃花为经，历代经典诗词为纬，漫谈古今人事沧桑，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中最美丽的意象，寻觅桃花身上所寄托的象征与梦想。

    安意如告诉大家，在《人生若只如初见》之后，自己一直在寻求超越，能做的就是在合适的时候，找到合适的主题，做出合适的书。 “现在其他一些作者选择去做杂志、做MOOK，而我觉得古典诗词有自身的精华，在《世有桃花》中，我也是以自己熟悉的东西为入口，来呈现出这些古典里的精华。《世有桃花》中不仅有桃花的诗词，也有与桃花有关的电影、小说、戏曲、话剧等艺术形式，像《暗恋·桃花源》。这是一个关于桃花的故事，但不仅仅是意象中的桃花，而且是文化层面的桃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