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年轻时代的塞林格

1月27日,91岁的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其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的山顶小屋无疾而终,挥别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带给他的名望和纷扰。　　初版于1951年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一,被翻译成世界多种语言,共售出6500多万册。《麦田里的守望者》以青年 群体的特有语言和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描写了青春的孤独和叛逆,影响了几代美国青年的成长。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是美国当代文学中最早的反英雄形象 之一,也是“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费恩之后最著名的逃课学生”。《麦田里的守望者》在青年人中产生强烈共鸣,但美国学校和图书馆对它的态度却一度两 极化:一些学校和图书馆因书中的亵渎语言将其列为禁书,另一些则对塞林格对青春期的生动描写分外推崇。

塞林格生于1919年1月1日,成长于纽约曼哈顿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是火腿进口商。他曾被父母送入寄宿学校,还读过三所大 学,却都未能毕业。193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写作课程是其文学创作的发端。1942年,他应征入伍,随后在欧洲战场从事间谍工作,但仍坚持文学创 作。1946年,塞林格返回纽约,开始以写作为生。

塞林格热爱写作,但《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突如其来的名声令他恐慌。从1953年起,塞林格隐居新罕布什尔州的科尼什小镇,从不 给读者回电话或回信,连镇上的邻居们也很少见到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塞林格的消息只是一些道听途说和几次简短的媒体采访。即使塞林格罕见地出现在公众 视线中,也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跟别人打官司。

塞林格后半生的创作至今仍是一个谜。《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他在十多年间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和《弗兰妮与祖伊》、 《抬高房梁,木匠们》等屈指可数的几部作品。在1965年之后,他甚至再也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塞林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回应过外界对其创作的猜测。他表 示自己仍然在“有规律地写作”,只是乐于享受远离出版活动的“非凡的宁静”。“我喜欢写作。我热爱写作。但我写作只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愉悦”。

科尼什小镇的一位邻居曾向外界透露,塞林格在多年前说过,他写了至少15部作品,都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塞林格之女玛格丽特也曾对 媒体说,父亲对自己的手稿进行过分类整理,带红色标记的可以原文发表,带蓝色标记的需要编辑。人们期待这些作品能够早日面世,尽管它可能违背塞林格的意 愿。正如卡夫卡的名著《审判》和《城堡》,按照作家本意是应该销毁的。但塞林格的出版商也表示,他们还没有出版塞翁新著的计划。

不过,一些美国文学界人士对塞林格手稿的文学价值持怀疑态度。作家J·麦金纳尼说,塞林格的最后一部作品《哈普沃思16,1924》已经算不上一部佳作,那是一部疯狂的书信体个人独白,但从文学创作角度看还没有成形。他认为,塞林格的晚期作品可能都与此类似。

塞林格的手稿是潜在的大师级名著,还是一般的文学作品,也许已不再重要。《麦田里的守望者》“姊妹篇”——《预科学校》的作者C·希登费尔德认为,“在这个充斥着无耻的自我推销的时代”,塞林格这样真正“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实在难能可贵。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余晓葵

收罗最全，译本最具权威性    1960年1月4日，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意外车祸身亡，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二战后欧洲乃至全世界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导师猝然陨落。 为纪念加缪逝世5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昨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推出了由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主编的四卷本《加缪全集》。

中文版《加缪全集》分为四卷：一卷小说、一卷戏剧、两卷散文，共两百余万字，以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权威的七星丛书版为文本依据，主编柳鸣九邀 约丁世中、李玉民、沈志明等法语界精英译者担纲翻译。除《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以外，还翻译了他的所有剧作，以及包括政论 和文论在内的全部散文作品。《加缪全集》称得上是汉语出版界有史以来作品收罗最全、译本也最权威的加缪作品总集。

早在1980年代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出版了中文版的加缪小说《鼠疫》，由顾方济等人翻译，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家竞相模仿的话语范本，是风 行于1980年代的西方现代文艺启蒙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隔3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度推出《加缪全集》，不仅是对加缪逝世50周年的纪念，更是对时下 日趋商品化、娱乐化、消费化的文化生态的一种纠偏。加缪的小说《局外人》、《鼠疫》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而这次推出的戏剧集，展现了作为戏剧人的加缪。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徐 颖

“海上女作家联谊会”前天在长宁区图书馆正式揭牌成立。    “海上女作家联谊会”由长宁图书馆和上海市作家协会创联室携手联办。在这个平台上,将开展女作家作品研讨，开设“海上女作家论坛”，组织新 作签售、作家采风等活动，逐步推出“海上女作家讲堂”，为普通市民读者开启走近名家、了解名家的渠道。同时,吸引更多的女作家参与进来，牵手长三角，联动 全国，乃至与海内外女作家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

上海市妇联主席张丽丽、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等为“海上女作家联谊会”揭牌，王小鹰、王晓玉、王周生等30余位沪上女作家在“心语录”书写下了祝福心语。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 姜小玲

核心提示： 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她与周小燕十分神似，一样是瘦削挺拔，只是郑女士更显高挑。她是那样漂 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与张爱玲的避世和孤僻不同，郑念十分热烈地回应她的读 者，她四处演讲与读者沟通交流，广交中西朋友。她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    ——摘自郑念《上海生死劫》

     郑念的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曾是郑念夫妇工作的地方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作者郑念不是一位职业作家，她的作品只有一部，虽然此书的问世比内地文坛伤痕文学奠基人卢新华的《伤 痕》要迟，但因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写作，再加上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矫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问世即引起轰动。要说伤痕文学的经典，笔 者首推此书。    1988年9月，我与母亲潘佐君女士合译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5万册，立时销售一空，更有个体书贩必要硬搭几本过期期刊与此书 一起出售。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此书没有再版。当时还有另一中文版本，或者因为同样的原因吧，此书后来也不见再版。

1996年，在香港，徐枫女士曾约请我写《上海生死劫》电影剧本，她已买下此书改编权，并将亲任女主角，以告别自己水银灯下的生涯。笔者交出初稿，但总也不见电影开机。

  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直以来，中国人的“根”的界定，是以其籍贯为依据的，然近百年来随着交通资讯的开拓和个人居住选择权的开放，我们更以文化认知及人文价值的归宿来认定我们的“根”，所谓“上海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

郑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 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双学成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出任 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 担任总经理助理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 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 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 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她为书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为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1980年她的痛别上海，令她心中从此裂开一个很深的创口，永不会封口。她 已预知不会再回来了，当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来是因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飞行的折腾。

以郑念女士的家世、经历和教育，笔者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眼下在各种标榜为上层女子时尚杂志中介绍的所谓新名媛，无非是美女加有钱丈夫或父亲及名牌堆身，充斥着暴发户的奢华，看在眼里很为那曾经掠过时间回廊并投下高贵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贵族，她们的崛起和出现，为中国女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风格。贵族的“贵”，不在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拥，而在不用其一贯遵循 的人文价值原则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风范。犹如《桂河大桥》中那位英国军官，虽然沦为俘虏、虽然已衣衫褴褛，但面对敌战国军方的淫威所表现 出的傲气和贵气，令人肃然！好像是福楼拜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郑念，就是这样一位名媛。

郑念与张爱玲

写到这里，忽然忆起另外一位家世显赫同样以母语以外的英文写作、同样早年离开上海在美国孤独终老的名媛——张爱玲。她们相差5岁。

张爱玲祖籍也不是上海，但她对上海的爱和思恋之情，我们从她后来去美国后写的或改写的几部小说中，仍强烈地感受到。与郑念一样，她的旗袍，也是托好友宋淇 夫妇从香港找上海裁缝做的。两位名媛都十分西化，高傲执著，重视私人空间，但总觉得张爱玲的世界，还未走出白流苏那个连钟摆都比外面慢一个时辰的幽黯的老 公馆。尽管一样喝红茶、讲流利英文、对色彩搭配都有敏锐独到的见解，但郑念比张爱玲要大气得多。张爱玲是一位末路名媛，郑念则是少数勇于走出悠闲沙龙、置 身于大时代舞台聚光灯下翩然起舞的一代新名媛！

张爱玲最终与胡兰成诀别，最关键的是因为他的不忠，此外什么国土沦丧、民族气节，她都不予关心。去美国大半辈子，嫁了个美国丈夫，但张爱玲却似从来没融入 其主流社会，按说以她的英文程度应该完全不成问题的。而郑念虽然去美时已六十有五，但她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 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 帝赐给我的新一天”。虽然身在异邦，她也从不将自己与中国隔绝，“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空前 繁荣，我感到欣慰”(《上海生死劫》跋)……

对热爱自己的读者，哪怕“张迷”，张爱玲的反应也是十分冷淡的。与张爱玲的避世和孤僻不同，郑念十分热烈地回应她的读者，她四处演讲与读者沟通交流，广交 中西朋友。她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离开故国后，她们两人都无比思念上海，却又从此再也没回过上海，哪怕已人到 香港了。或者这就是“近乡情怯”吧！张爱玲在中国文坛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郑念行文中别具国际视野的对上海城市精神的剖析，在今天众多写上海的作家 中，是罕见的。

与张爱玲的孤凄晚景相比，郑念的晚年要优渥充实得多。她在华盛顿高尚住宅区购有二房二厅四个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满屋是书。但她与 张爱玲都逃脱不了异乡终老的无奈孤独和落寞！数月前，她在浴缸里摔倒起不来，因一人独住，无人知晓。好在次日上午，她约好的一个朋友来访，按铃无人答应， 特地叫来大厦管理员打开房门，郑念才被及时送入医院，但已元气大伤，医生告知她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这大约就是美国文化吧！她听了平静地回答:“我已经 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

“文革”中郑念身陷囹圄，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 至有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 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核心提示： 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她与周小燕十分神似，一样是瘦削挺拔，只是郑女士更显高挑。她是那样漂 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与张爱玲的避世和孤僻不同，郑念十分热烈地回应她的读 者，她四处演讲与读者沟通交流，广交中西朋友。她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

    梅平之死

     郑念与女儿梅平

    老友Y君，与郑念的独生女儿梅平青梅竹马，后终因其太高的门户，在“文革”前就理性地割舍了这段情愫。翩翩美少年现在也已七十来岁了。曾问过Y君有否后悔当年太理智斩断此情？Y君沉吟了半天，缓缓说:“如果那时我还是和她在一起，至少，我一定不会让梅平死！”    Y君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梅平，是在上影厂门房里，虽然母亲被关押家产查抄，但毕竟青春总会给人希望。那时梅平手里拿着一杯水灵灵的嫣红的草莓，边吃边与人聊 天，神情还可以。看这样子不像数日后会从体委大楼跳楼自杀，因此Y君从来不相信梅平是自杀的定案。她告诉Y君，家里钱财全部抄光(当时她仍是电影学校学 生，没有收入)，但她知道在香港汇丰银行还有户头，问Y君如何可以与银行联系，汇点钱来。这个生于海外，在暖房长大的漂亮女孩子就是这样不设防，Y君立时 制止她:“你铜钿没有我帮你，但一定不可以擅自与香港联系……”梅平有无听他劝告不轻率妄动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即使没有妄动，也注定她是逃不脱这场厄运 的！

上海电视台翻译周灵女士告诉过我，“文革”打砸抢高峰时，郑梅平在朋友都本珍陪同下曾擅自来敲周灵家门。其实她们素不相识，只是看到周灵家门口贴的大字报 ——周灵是在俄罗斯基辅出生，父亲是民国时代驻苏大使，母亲曾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俄语教师。“文革”中母亲被关押，天真的梅平因此认定，“同是天涯沦落 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找上门来:“我一个人实在太害怕了，我们两人住在一起作伴好吗？”

周灵毕竟成熟多了，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只好硬着心肠回绝了她。由此可见，梅平当时是多么无助！事后周灵多次自责，如果当时将郑梅平“收留”下来，大家互相有个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过一劫吧？谁知道呢？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段，任何推测忖度都无济于事！

澳大利亚出生的梅平自小英文流利，在少年宫就开始接待外宾，还是市女子划艇队队长，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被选拔进上海电影学校表演系。当她青春的身躯从市体 委大楼坠下，孤凄无助犹如一片落叶，迎着对面人民公园绿丛中一抹残阳，拥抱的是她从小就走熟的人来人往的南京路。她在高空中下坠时，会不会痛呼一声“妈妈 ”？

汇聚浦江

1989年，笔者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女士零距离接触。那时她应已七十好几了，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 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与周小燕十分神似，一样是瘦削挺拔，只是郑女士更显高挑。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 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她请我在一家讲究的中餐馆吃饭。有趣的是，她带我走的是后门，从厨房穿进去，在一僻静的角落里，有张似是她专用的台子。她诙谐地说:“中国人就是会走后 门，但美国的后门只是通厨房。”后来我才明白，这家中餐厅在当地颇出名，且客人多为华人，从前门进来怕太注目吧。当我惴惴不安向她道歉未经她同意就与母亲 合作将她书译成中文并在内地出版时，她爽朗地笑起来:“这不是很好吗，让内地人也能读到我的书，我要谢谢你和你的母亲。”她在餐桌边翻看起来，马上很认真 地说:“这本书就是要上海人译，比台湾人好。”我得到鼓励，老实不客气地说:“只有我们才翻得出‘一打三反’，‘深挖洞，广积粮’这些富‘文革’时代特色 的名词……”她深表同意。

她十分健谈，讲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常利用她在各地演讲的机会，撺弄她讲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语。比如，一次，有人递纸条问她:“如果你有机会见到邓小平，但只允许你与他提一个忠告，以你的亲历，你会说什么？”

说到这里，郑念如小女孩样眨眨眼睛调皮地反问我:“你猜我怎么回答他？”不等我回答，她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我对他说，我会给邓小平一个忠告，那就是:No more smoking！(不要再吸烟了！)”

她告诉我，上海亲人已将梅平的骨灰带出来了，她要携她去夏威夷海葬。她微笑着说:“是因为太平洋通中国，海水会将她带回上海。”说到这里，她有点哽咽，她 又说，她已在遗嘱中交待，自己身后骨灰同样撒入太平洋。 现今，母女终可在黄浦江汇合了。上海张开温暖的怀抱等着远行女儿的还乡。

选稿:芦村  来源:解放网

江曾培评论文集《话说官场》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研讨会昨天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本市评论界、出版界有关人士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话说官场》是江曾培对于官场各种现象进行评论的杂文合集。书中既有对时下官场腐败弊端的揭露，亦不乏对秉公无私者的热烈颂扬，不仅为读者描绘 出一幅幅官场众生相，更以辛辣之笔一针见血地戳中要害。与会者认为，江曾培先生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以生活中的时事作为切入点，深入浅出、缕析透 彻。江曾培行文老辣，常借精彩的比喻和典故给那些不配为官者以当头棒喝，既重视结构的步步为营，也讲求文采和气韵，可谓一部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在温 情软语中显现出铿锵本色。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姜小玲

    虽然大量的小说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越过云层的晴朗》、《北极村童话》等作品，给迟子建带来了诸多美誉，但是，当我读完《迟子 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那种温馨、恬静，还有里尔克式的“还乡”，都放射出穿透时空的光辉，带着精神的圣洁照亮了我的心田。迟子建的散文毫不 逊色于她的小说，它同样让我们感受到立体、丰厚、富有生命实感的审美品格。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迟子建的创作都执著于一个主题——诗意和温情。作家一次次带着初生牛犊的勇气，用她那只充满灵性的笔拨开阴霾，在生活的边界 和存在的缝隙中，捕捉着温情而诗意的光亮。她的散文很大一部分是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和对人间亲情的眷恋。《灯祭》、《我的世界下雪了》、《伐木小调》、《两 个人的电影》、《龙眼与伞》、《年画和蟋蟀》等作品，推开了我们那扇早已被世俗尘封的记忆之门，让我们在山间林谷的茅屋中聆听夜晚的溪水潺潺，在月光如水 的倒影中品味清幽的夜色，在暮色的余晖中感受亲情的温暖。这些曾经离我们近在咫尺的温馨，如今却如童话般遥不可及。迟子建正是在这些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生命 灵性中构建着人生的意义，追寻灵魂的安顿、精神的寓所和情感的寄托。

迟子建的文字并不总是徘徊在记忆的长廊中，对于现实她也始终未曾忘怀。那些叙述游览各地见闻的游记，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了自然风光、民情风俗，而 且往往在不经意的瞬间道出了生命的箴言。她对形而上的构建，并不是故弄玄虚地刻意去增添厚重，也不是自我才情的浅薄卖弄。这使她的散文明显有别于小资做 派，大气豁达，在柔肠中透出坚硬的质感。她以文学的方式将个人的经验融化到大千世界之中，超越了冰冷的道德判断，让我们在光明和温暖中获得了对自然、对人 生、对社会的重新理解和认识。

迟子建散文最打动人心的是那种面对命运不屈的顽强，她带着一种温暖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在光明与黑暗的无间之隙寻找灵魂的安居之所。在一只向着高 处的佛龛不断攀登又不断失败的虫子的身上，作家感受到了“上天对我不薄，让我在一瞬间看到了最壮丽的诗史”。在故乡失眠的长夜中，大自然抚慰了她失去爱人 的痛苦，“我感谢这个失眠的长夜，它给予了我看风景的勇气……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也是熄 灭在光明中。”在与母亲旅游的途中，她体会到“其实风雨也是上苍赐予我们的甘霖，它可以升华苦难、化解悲伤，教人以慈悲心对待尘世的荣辱。人生哪有一路的 晴朗？波折起伏，最能修习心性；动荡颠簸，才会大彻大悟。”的确，生活总是以残缺的形式表现出与理想状态的距离。正是从这些不尽如人意的乖违中，作家以温 情的笔触，让我们在晦暗之中读出了对人性的悲悯和对神性的渴望，以及那种永远以不屈的勇气构筑起的希望和信念。

我想，迟子建笔下的温情和诗意，并不意味着温情主义的浅薄和局限，它恰恰表现了作家的责任感和写作伦理。在我们这个时代，温情和关爱这些闪烁着 诗意光芒的东西，比批判和针砭更能够给予人们挣脱阴郁的希望。苏童说，迟子建关注人性温暖的主题如此强大，直至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我认为，正是在人性温 暖的理想支撑下，迟子建让我们看到了比阳光还要灿烂的精神的光辉。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梁 海

作家们合影留念

《赴宴者》，严歌苓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20.00元裹挟着卷着落叶狂舞的冷风步入紫玉山庄，一时有些季节错位的感觉。身着淡花粉裙的严歌苓正在拍照，足上一双淡粉的高筒皮靴让她更显得妩媚婀娜。

她还是那么迷人。她的好友毫不客气地说写作使更多“褶子”爬上严歌苓的脸时，严歌苓开 心地哈哈大笑。这几年，不可扼制的创作欲望使她处于井喷的状态，一部又一部叫好叫座的作品，使她有点应不接暇，以至于没有时间翻译自己用英文创作的The 　Banquet　Bug（中文译作《赴宴者》）。因为翻译不能令人刺激，不能达到“High”的状态。

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通过一个荒诞的故事，讲述了冒充媒体记者的“宴会虫”骗吃骗喝的怪诞生活，并透过他们的视线，反观充斥人性堕 落与腐化的欲望盛宴；在她黑色幽默的映衬下，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食色性也、人欲横流”的夹缝气息。所以，她接受记者采访，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了，多有 得罪”。

读书报：您写作《赴宴者》初衷是什么？

　　严歌苓：有一次和陈冲为《扶桑》选角色，她在《焦点访谈》看到一个节目，说很好看，像喜剧电影。我 当时没来得及看，回去看了带子，觉得是很好的故事，它的横断面特别能说明中国的现状，我想把它写成小说。我的美国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用英文写作，这部小 说很适合用英文写作。这部作品2006年在美国出版，2007年在英国出版，中文版在台湾出版过，现在已经被华纳买了版权，可见中国文学缺少反讽式的尖锐 喜剧。

　读书报：您觉得什么样的小说适合用英文写作？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严歌苓：其实我第一部用英文写的小说是《第九个寡妇》，用英文写史诗性的作品，感觉有点自不量力，选择用英文写《赴宴者》，是因为人物比较单纯、集中。我写它有玩的心理，想写着玩，在玩的过程中写出来，成不成没关系。

读书报：听说您为了写《赴宴者》真的去体验了？但是也有声音说，写的不尽真实。

　　严歌苓：我做了两次“宴会虫”进行体验。它是一本英文小说，像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得允许夸张。我这里很多内容是经过夸张的，不能在字面上理解，要进入喜剧情景。

读书报：既是从《焦点访谈》受到的启发，这部作品有原型么？

　　严歌苓：有。这个故事40%是真实的。小说的人物原型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像他这样的“宴会虫”有三四十个，他的眼睛能认出同类。我觉得他的话有喜剧色彩。

　读书报：那么他是在什么地方打动了您？您对书中主角董丹，是一种怎么样的心理？

　　严歌苓：最打动我的是爱情。对于董丹我很同情，他身上有着小人物的卑微，但毕竟他爱他的妻子，如果不是为了硬要把妻子塞进宴会，他也许会太太平平地吃下去，现在很多人有钱了，就对妻子很淡漠，而董丹最耿耿于怀的，就是想让妻子也享受到宴会。

　读书报：英文写作和中文写作，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严歌苓：用英文写作不像用中文写那么容易。中文写一遍就可以了，英文得反复地决定哪个句子最好。前 一天写完，第二天一早再从头到尾地改，四五次才能决定哪个更好。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我不是很自信。其实用中文写作也不自信。我不是自信的作家。英文写作更 苦，每个神经都绷得很紧，很刺激。总之用英文写作还是愉悦的经验。

　读书报：您的创作应该说很顺利，为什么还会“不自信”？

　　严歌苓：其实我的写作还是很幸运的，从第一次写作，就没有退过稿子。写完《小姨多鹤》，我觉得拿不 出手，用铅笔写完后，让打字员录好存在电脑里，7个月的时间没动，希望能改头换面。最终拿出来是因为出版社在催。我总在想可能砸了。在台湾我得了9个文学 奖，每次寄出作品我就想我死了……我做任何事都不自信，做饭也是，做出来总不停地道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自信。我不是畅销书作家，只是尽力去写，希望写 完了以后不愧对自己，不愧对文学。

读书报：您很少写散文、随笔。

　　严歌苓：我希望通过小说表达藏着的东西，我喜欢躲在众多人物后面说我想说的东西，这样写起来更痛快，不会考虑被谁攻击，而一写随笔就忍不住撒谎。

　读书报：当时没考虑自己改写么？为什么交给别人翻译？

　　严歌苓：拿出两三个月的时间翻译自己的作品是乏味的事情，未知是创作最刺激的状态。翻译就是个技术 活，不会让我high，没有刺激，而我手里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作为原作者，我没有一行行地去对比，但我还是发现了语法错误，而且还不少。英文作品翻译成中 文，通常篇幅会变短，我想不通这本十来万字的小说，为何翻成中文后反而长了。

　　读书报：接下来会写什么作品？

　　严歌苓：要写一部跨度很大，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还有很多开了头的作品要写下去。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舒晋

记者昨天（11月18日）了解到，盛大文学“全球写作大展(SO)”除历史征文外，其他类别的征稿通道日前已经全部关闭，不再接受投稿作品。SO大展迄今已收到各类参赛作品逾7万部，成为原创文学领域收稿数量最多的一项赛事。

首 届“全球写作大展(SO）”大赛自截稿后进入百强评选阶段，由网站编辑评议结合网上投票和手机投票，评出各类别作品100强名单，及B类剧本的50强名 单，入围名单将于12月中旬在大展网站公布。本次大赛组成部分的重现“人类群星闪耀时”历史征文仍在进行。征文由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与盛大文学合办。（新 民晚报 2009-11-19）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夏琦;孙佳音

诗人贺敬之题写的“华亭诗社”揭牌

为了充分展现上海构建和谐社会的显著成就，唱响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营造浓厚的迎世博氛围，近日，中国作家协 会诗刊社、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及上海市松江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共同举办的城市·诗歌·心灵——第三届上海朗诵艺术节开幕式 在上海市松江区举行。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和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峥致辞，《诗 刊》原主编叶延滨和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王小明为著名诗人贺敬之题写社名的“华亭诗社”揭牌。来自北京、上海的专家教授、著名诗人与千余名部队官 兵及各界人士观赏了精彩的诗歌朗诵。

“第三届上海朗诵艺术节”系列文化活动，是上海市松江区近几年精心打造的富有创意和文化含量的群文品牌项目，已成功举行两届。本届朗诵艺术节围 绕“诗歌让心灵更富饶”这一绿色主体，以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诗歌朗诵作品，充分展示上海历史文化、海派文化的深厚底蕴。通过诗歌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 艺术样式，陶冶情操，提高素质，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和谐文化建设的成果。

本届朗诵艺术节在内容上、种类上、形式上进一步丰富、创新，节目的编排多样、立体，既有高扬主旋律、宣传世博会的大型朗诵，也有精短优美、感人 肺腑的小诗朗诵，既有著名电影配音演员、朗诵艺术家、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倾情献艺，也有来自基层的朗诵爱好者登台朗诵，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开幕式之 后，专家学者还与上海市区及华亭诗社的诗人们就“城市·诗歌·心灵”开展了研讨活动。

  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