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报》 作者：高丽 冉婕 曾萱

最新一期的《上海文学》上，头题发表了天津文联主席冯骥才的短篇小说《抬头老婆低头汉》，这是冯骥才十年前完成《俗世奇人》后重拾创作之笔，为他著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写就的姐妹篇。还是在同样的一份文学期刊上，还是写的一对反常的夫妻，还是以悲剧作为小说的结局，不同的是，“两姐妹”相隔24年终得“团聚”，让冯骥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写作的幸福感。
　　《抬头老婆低头汉》依旧写的是一对内心相爱的夫妻不幸和伤感的故事，依旧是反常的，另类的。如果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写的是妻高夫矮，《抬头老婆低头汉》讲的就是女强男弱；前一篇的结尾是妻子死掉，后一篇则是失去丈夫；前一篇的人物没有姓名，后一篇有姓无名，这是因为前一篇冯骥才有意不刻画性格，只让一个个画面说话，后一篇则是让性格的逻辑推动小说。冯骥才说，自己是真正把它作为“姐妹篇”来写的，想把他们像画虎符一样，合成完整的一体。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在《上海文学》刊出至今已有24年，哪有“姐妹”相差24岁的？用冯骥才的话讲是整整隔了一个时代。“其实当时这抬头老婆和低头汉的形象就已经从脑袋里冒出来。大概由于我是画画的出身，对可视的形象分外敏感，常常是先有形象和画面，后有个性和冲突。可如果那时写了，就一定不是当代底层小人物的无奈了。”其实，作为作家，冯骥才的心里藏着很多小说，但是为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写小说却成了一种心愿。冯骥才曾说，当写小说成为一种心愿的时候，不知是作家的幸事还是悲哀。
　　今年春节前夕，冯骥才在北京开会遇见了现在《上海文学》的主编赵丽宏，当时主编就提出还是在期待着这部“姐妹篇”，当冯骥才亮出压在心中已久的题目时，不由得让主编也是一惊：好小说不能总搁置在作家的脑子里呀，立即提出能否借春节之机完成。于是，一直为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而奔忙的冯骥才，在春节里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写出了藏在他心中已久的“姐妹篇”。
　　“我自己心里也在敲鼓，毕竟十年没有写小说了。小说写起来很难，不仅文字要讲究味道，作者更要找到一种只可意会的感觉。这几年随笔倒是出了十好几本，但写小说会是怎样的，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春节里一连几天过去了，冯骥才没有动笔。一天，在医院等待就诊时，小说的灵感突然找上门来了，于是，在窗台上发现的一张医用处单上，冯骥才顺手写下了小说的提纲。“两天的时间，我把手机关掉，只是每隔几个小时收下信息，和我的人物在一起是那么的自在和幸福。15000字让我感觉完全回到了小说里，心跳得很快，手也是不停地抖，所有的细节都是招之即来，久违的快感让我突然感觉自己往文学迈回了一小步。”冯骥才笑言，笔放了十年都没有“搁”坏，要想完成新的小说，只有自己向自己“挤”时间了。

一次并非“轻率”的理论行为                                   徐俊西  

      现在说来，这已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了。当时的文艺界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的热潮中，正意气风发地迎接着一场即将到来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高潮；而文艺理论方面为了冲破各种阻碍这一高潮到来的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禁区，也正在义无返顾地拨乱反正，斗志昂扬……。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我凭着一种理论的勇气，就不管不顾地“批评”起恩格斯来了，而文章就发表在1981年的《上海文学》上，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当时文艺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们争论不休，以致《上海文学》因此而被人告了黑状。

    所谓批评恩格斯，实际上就是我对恩格斯在给玛·哈克纳斯的一封信中谈到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一段话产生了“疑义”。具体点说，就是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认为，哈克纳斯在自己的小说《城市姑娘》中把主人公耐丽描写成一个“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的、不能自助的消极群众的形象，因而“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那样典型了”。由此，恩格斯的这些在一次私人通讯中所说过的话，就被定格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必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无可置疑的经典定义——而所谓的“典型环境”就是能反映出“时代的主流和社会力量的本质”的环境；而“典型人物”，就是要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质”的英雄形象。所以长期以来，“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只有一种典型人物”的创作公式，便极大地束缚了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因此我认为要破除这种公式，就必然要对恩格斯的这封信的观点提出讨论和质疑——这正像后来《文艺报》的资深编辑陈丹晨在谈到那些坚持这套公式的人时所说的那样：他们“几乎无例外地援引了恩格斯给玛·哈克纳斯的信中的一段论述来证明这种公式的正确和无可置疑。有的文章还直截了当地说，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是他们衡量这些作品的‘尺子’”。

时过境迁，当年文坛上的那些热闹场景和理论话题似乎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现在的文艺创作中不仅什么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早就无人问津，就连一贯被人们视为艺术的审美特征的情感性、形象性、心灵性的东西，也早被新潮派的什么零度写作、陌生化、私秘化等花样翻新所遮蔽。温故知新，我在《上海文学》创刊50周年之际重新提起这段往事，是希望改版后的《上海文学》亦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敢于为文艺正名，敏于为先锋开道，在文学批评理论上既要照亮那些不该被遮蔽的正确的、先进的东西，又要遮蔽那些不该被照亮的错误的、虚妄的东西。 

文字如歌 

                                                白桦

      如果说《上海文学》和许多中国作家都同过欢乐、也共过患难，我想谁也没有疑义。在上一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远在新疆、西藏、云南的读者都能对她每一期的文章如数家珍。许多被历史的大潮淹没了的作家，在《上海文学》雪白的版面上一一浮现了出来，使得许多热情洋溢的读者不断为之惊喜，他们像是看到早已绝迹了的花朵。《上海文学》随着全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大放光彩，曾经发行到47万份之多。人们是那样喜爱她，愿意倾听她的声音。因为她史无前例地把最贴近生活的文学呈现给最广大的读者。那是一个文学被读者热烈拥抱的时代！那是一个文字如歌的时代！油墨未干就被读者掀开了！一个民族如果在长期生活的磨砺中而没有思想的结晶，那个民族一定是愚昧的民族。而最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的是：作家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传达出来思想，因为那思想具有逼近灵魂的鲜活、一针见血的深刻、如同身受般的震撼。我相信，至今还有许多人记忆犹新。

    不久，像退潮似的，文学与读者的距离渐渐远了。诚然，人们有了更多、更有趣的事要做，特别是中国经济被纳入国际市场以后。但文学在市场经济大潮来临之前是没有觉察的，渐渐才适应了读者群的分化而形成了多元的文学。作家和刊物在对过去了的文学高潮恋恋不舍的同时，也在想法设法去满足读者的需要。八十年代中，《上海文学》的“百家诗会”曾是中国诗坛是一个盛举。进入九十年代，诗歌在刊物中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有些刊物干脆就取消了诗歌。《上海文学》编辑部为了面向都市读者，“让诗歌像流行音乐那样拥有群众”，开辟了“都市歌谣”栏目，要求由我来主持。我十分用心，也很努力，身体力行，可以说用心良苦，结果，都市因此而唱起来了吗？显然和我们的初衷还有一定的距离，纸面上的文字与广场上的摇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我毕竟参与了文学在转型期试图变革的某种艰难的尝试。这一尝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文学与心灵的沟通最主要的还不是通过形式。文革后振聋发聩的作品，在当时并非由于形式的“异端”，文学应该有别于时装表演。文学的热是一种永恒的、静态的存在。很像大自然的火山，大多数时间都是无声而莫测地耸立在天际，保持着她固有的谦逊与傲岸……

    每一次到云南丽江聆听纳西古乐，都会听到宣科先生面对听众侃侃而谈，在谈话中他总是按奈不住地对F4和“小燕子”来上一两句不经意的讥讽，引得一片大笑和雷鸣般的掌声。我对他说：你下次不必再说了吧！笑声和掌声已经证实：古典音乐的听众谁也夺不走！

    我有时也会在繁忙的写作间隙里遐想：文字是怎样在我们身上留下烙印的呢？那像闪电般的一击，从而让你大喜、大悲，让你惆怅不已的是什么呢？诗意的语言，人性的闪光，像晨雾一样悄悄包围着你的神秘意境，负载着你飞升云端的信念……这些，作家、编辑、评论家的探索与追求都是一致的。在五十年风风雨雨中的长途跋涉之后，携带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勇敢地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有理由期待《上海文学》会再给予我们一连串新的发现和喜悦。特别是发现，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文豪和杰作都是被识家发现、认识之后才广为人知的。我坚信：文字如歌的时代远远没有过去。  

我的母刊

陈村

     1979年，我二十五岁，开始去《上海文学》。当时大学正放暑假，有天收到一封短信，“《两代人》一稿我们看了，觉得基础很好，但有些地方需作修改”，让我去找于炳坤同志面谈。下面盖着“上海文学编辑部小说散文组”的蓝色方章。七月十三日下午，我第一次到巨鹿路675号，上主楼304室。    因为《两代人》，于炳坤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他很敬业，尊重业余作者，只要别说稿子，人是很随和的。他一尊重，我就放刁和他吵架了。他要删我的稿子，一个从没发表过小说的年轻人，看着被肢解的作品，心痛啊，死活不肯同意，逐字逐句地顶嘴。他删完了，让我重抄一遍，我把删了的又给抄了回去。比我更绝的是曹冠龙，他自己跑到印刷厂，理直气壮地把删去的字句改回来。厂里还以为他是编辑部派来的。小说尚未发表，我们两个就以“不肯改稿”出了名，真是反了。           那时，发表一篇小说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它是多少人的梦想啊！现在想想，那时候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多么纯洁美好。我并不认识任何文学界的人，属于“自发来稿”的作者，态度又很嚣张，更无什么送礼一说，他们竟然也宽容了。尽管艺术见解不全一样，但他们非常敬业，爱才，一切为了文学。          自从得到五十四元钱稿费后，有一阵，我是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最多的上海作者，参加过他们组织的几乎所有笔会，获得三次小说奖。1981年，我代编过一期“上海青年作者专号”，妄图攫取这期的“终审权”。我认识《上海文学》后面一半年岁的历任主编大人。这刊物的主持者换得很勤。记得上莫干山正逢大雨，在我们起哄下，害着眼病的老王蒙着一只眼睛和彭老师在剑池边的凉亭里悠悠起舞，他说地下有水，自己没发挥出来。记得1985年，茹志鹃老师叮嘱我快办调动手续，那时上海作协终于争取到了五个专业作家的名额，她要我而不要自己出了名的女儿进来。我和朋友闲谈中曾说，有一两个月，我是上海惟一的专业作家。记得李子云老师特地把我召去，为的是我小说中的一个词：“苟活”。她是评论家，一眼看出我“太消极了”。我想给她点好印象，退让地说，那么改成“存活”吧。她和蔼地追问我为什么不肯说“生活”？有编辑暗地劝阻我别跟赵自先生争执（为别人的稿子），他有高血压。事情过去，老赵对我还是非常亲切。我曾和肖岗先生长谈数小时，想说服他签发马原的《夏娃》。他嬉皮笑脸地承认我讲的有道理，但依旧不发，他怕里面的一个情节惹麻烦。不能开枪，小说就逊色许多，而他是懂艺术的。有编辑打电话密报周介人先生删了我《蓝色》中的一句话，我赶去把他从午休的床上叫起来，你删了我的稿子竟然还在睡觉？他说你不要开玩笑了，女孩子怎么可能要男人毁了她。我说老周你老了太老了，根本不懂。他缠不过我，只好把那句话勾了回来，要我文责自负。他多次跟我叹过编辑部的苦经，编稿子好办，没钱苦啊。记忆中，只和一见我就坏笑的蔡翔没什么故事。           许多年里，我们像家人一样，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欢笑、感伤和吵架。前辈们渐渐少下去了，我已无法告诉他们对往日鲁莽的歉疚，对那些年头的留恋、怀想。现在，刊物换了社长主编，赵丽宏和陈思和来当家了，祝愿他们把刊物领到新的境界。祝愿我的母刊《上海文学》长命百岁，郁郁葱葱！ 2003.9.1夜  

     我的编辑老师们 

                            程乃珊

中学时代曾做过一篇题为“十年后的我”的作文，我大言不惭地写上“我将会是个作家”。老师将此作为范文当众朗读，全班一片哗然。不料，十五年之后，我真的诚惶诚恐地登上上海作家协会那道华丽的大楼梯，敲开《上海文学》的门，再次憧憬起我的作家梦！那年我三十二岁，胆怯又自卑，年纪轻轻已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直到那一天，一只印有“上海文学”编辑部的信封，出现在我当时执教的无名气的中学门房内。那是1978年秋天。

“四人帮”打倒了，文艺界的春天气息令我写了一篇自以为是小说的文字，寄到“上海文学”，其实只是凭一时的冲动，并不抱任何奢望，不料会接到回信约我去编辑部谈稿。第一次接待我的是李楚城老师，这是我当时的生活范畴内接触到的级别最高的国家干部！李老师是第一位与我素不相识却又肯定我、鼓励我的编辑老师。我这篇不成熟的稿子，先后经过费礼文老师、彭新琪老师的指导，前后修改了四次，终于在1979年7月号的《上海文学》发表。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

 《上海文学》的彭新琪老师一直是我的责任编辑，直到她退休。我至今仍视她为文学创作学校中的班主任。遇到创作和生活的苦恼，我仍第一个找彭老师。我不是一个很刻苦的人。当初发表了《妈妈教唱的歌》后，自以为发表文章的甜头已尝过了，亲友的赞赏之声也听到了，很是陶醉了一阵。不料彭老师的催稿电话不断：“乃珊，你的《妈妈教唱的歌》人人都会唱了，下一篇呢？”下一篇？我不知道那下一篇在哪里。不过，我生活中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经历，讲给彭老师听，她耐心听完后，就说：“把这写下来，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在她的鼓励下，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上海文学》改变了我的人生。

今天不少被广大读者热爱的作家，当年都是如我一样从《上海文学》走出来的。岁月流逝，当我们的名字被读者和社会接受和认识时，那些曾经无私地扶植我们的编辑老师的名字，有几个被人知晓呢？当初他们刚刚走出“文革”的泥沼地，来不及拍抖掉身上的尘埃，就开始一头扎到《上海文学》的新人培育和重组工作。我好幸运，赶上这样一个可以发挥自己所长的好时光，更幸运的是，遇上这样一班好编辑老师。二十年过去了，他们都已霜尘满面，淡出文坛，但见到我仍是满心的关切和爱护。

九十年代，我一度赴港淡泊了文坛，世纪初重回上海后，《上海文学》又率先向我张开怀抱，为我辟了专栏“上海词典”，我的两本畅销书《上海探戈》和《上海Lady》，都是出自这个专栏；改版后的“无轨电车”专栏，仍刊载我的上海故事。在我，最好的稿子总带点儿偏心，要留给《上海文学》，因为，那是一份我向老师递交的成绩单。她教会我“走自己路，让别人说”，她令我悟到“人长得不漂亮是没有办法的，但人不可以面目模糊缺乏个性”！

 编辑是一项低调又崇高的职业；编辑工作，既要懂纺纱又要能挑担，粗细两活都要熟谙；还要车舟劳顿、口耳并用。好容易发现了一位新人，作者的名字放在文首，编辑的名字放在文尾，当传媒的焦点对准成名的新人时，编辑们只是在台下默默微笑，思考着如何再培养新人……五十年了，《上海文学》的品牌，就是这样打造出来的。品牌的优质，说到底，就是人的优质！ 

                      激情邂逅

                                   池莉

       我与《上海文学》，是一个古旧的故事了。古旧得有了温情之感。那次邂逅，让我突然跳出了自己有史以来的生命轨道，作了一次不由自主的激情燃烧的旅行。

事实上，我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生命方式。早得连我自己都难以想象。学龄之前，在开始认识文字的最初，文字就成为了我最喜欢的游戏和最亲密的朋友。因此，我的写作首先属于我自己。在文学复苏的80年代初期前后，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的文学活动。文学编辑们在全国各地游走，热情约稿，结交旧雨新朋。而我，只是参加了几个笔会就厌倦了。这种聚众喧闹使我内心嘈杂。一到群众中，我就丢失自己。我的这种个人性格，必然容易被文学潮流所忽略。我倒也不太在乎这种忽略，委屈却还是有许多的，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小说很独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里，忽然有一天，《上海文学》的编辑，被朋友带到了我们家里。不过编辑并不是来找我的约稿的，她只是偶然发现了我的小说手稿。那时候的编辑很慈悲，主动带走我的小说以示同情与鼓励。那就是我的《烦恼人生》。接下来，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编辑回上海没有几天，就给我发来了电报。电报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东西。那时候，没有天大的急事，谁会发电报？而我的电报，是由于我的小说震动了《上海文学》编辑部。他们决定将它头条发表，决定配发我的照片，主编还决定写一个前言，在前言里，主编宣布了他的新发现，这个新发现就是：新写实主义。那时候，中国文坛还是比较严肃和老实的，还没有谁敢随便就提出口号。我一下子就晕掉了。幸福之感切实得触手可及。我的笑容绽开了就收不回来，腮帮子都笑得发酸；我见到编辑就赶着叫老师，见了作家就愿意交朋友；顿时变得谦虚又谨慎，乐意听取任何名家给我提意见。因为《烦恼人生》，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我亲手为自己缝制了一条不合时令的法兰绒百褶裙，在飞机的悬梯上朝蓝天挥手，鼓囊囊的裙子使我活像一只肥胖的抱鸡婆。茹志鹃老师和周介人主编请我在红房子吃法式西餐，整个进餐过程我都忐忑不安，唯恐自己不会吃。因为《烦恼人生》，我生平头一次进北京，进北京就住上了四星级的和平饭店，满目的名家大师晃花了我的眼睛。这样过了一阵子。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灵魂在寻找逃逸的躯体。就是忽然感到了这么一个感觉，立刻，一切便都过去了，过去得就象季节的变化一样不容置疑。我又回来了，回到了从前的那个状态之中。我忽然明白，成年以后能够过上童年就喜欢的生活，那是天大的福气。当然，我是愿意成名的，我需要有我的读者；然而，我不要参与热闹，我只要宁静地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再也不想丢失任何真切的感受了。毕竟，我也狂热过，主动过，在乎过，头重脚轻过，《上海文学》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梦，让我的血液沸腾了一次。我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上海文学》，如果没有经历热闹，我还真不敢说能够有后来的回归。回归以后，在许多安静的傍晚，我与《上海文学》的邂逅，就成了一个古旧而温情的回忆，美丽得就象天边的晚霞。

                                  2003/9/14

一个文学青年的起步 

孙甘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薛海翔先生推荐，我第一次去《上海文学》见杨晓敏老师。那时我是个刚工作不久的邮递员，见了生人有点不知所措。杨晓敏老师说了什么，我回答她些什么，因为紧张，我大都不记得了。隐约记得的是一些鼓励的话，但是她和蔼的笑容，亲切平易的态度无疑是鼓舞了我。我想，那些写在薄薄的纸上的不成熟的作品，杨晓敏老师是记得的。有一点点可惜的是，它们在我心情烦闷时，被毁弃了。

       因为《上海文学》和杨晓敏老师的推荐，我有幸参加了上海作家协会的青年创作讲习班。也正是在这个班上写作的中篇小说《访问梦境》，因为周介人先生和杨晓敏老师的一再坚持，最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我后来听说，这篇小说当时由李陀先生推荐给复刊不久的《中国作家》，已经送了印刷厂。

       小说发表后不久，听说就发表这部小说引起了一些议论。周介人先生出于对青年作者的爱护，在《上海文论》上发表了《走向明智——致访问梦境作者的一封信》，当时，我曾想给周介人先生回一封信，不知为什么，（也许更多的是年轻人的忐忑。）我最终没有写这封信。如今这已是是终身的遗憾。

每次我在作家协会的走廊里遇见周介人先生，他总是对我说：甘露，给我们写一篇。那份诚恳，对青年作者的期望，总是令我心怀感激。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作家是非常独特的个体，是教不出来的。对那些天才来说，这话可能是对的。但是，我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在某种意义上，我最初就是由青年创作讲习班和《上海文学》教出来的。那个时代、那些编辑、那些批评家、那些文学活动、直至手稿上的那些批改——你去问一下周介人先生、杨晓敏老师、卫竹兰老师以及一墙之隔的《收获》的李小林老师和程永新先生，就知道在上海作家协会的这栋楼里，是可以塑造年轻作者的。也正是在这些人身上，我开始知道，谦逊是很高的品德，值得人一生去学习。

       虽然时间改变了我们对许多事物的看法，甚至使许多事物面目全非，但是，某些场景、谈话、面容以及手势，通过书写和敲击键盘所获得的触觉，在文字中凝固下来，默默地向我们致意，唤起我们对更多的往事和更多的人的记忆，使被人们忽略的事物复活、起舞。

 祝福《上海文学》有另一个更加美好的五十年，这完全是可以期待的。因为，在今天为它工作和为它写作的人，依然对文学寄予了无限的热爱，他们的才华是不容忽视的。                 

《上海文学》与我的讲话劣迹

      王蒙

1978年夏天，我接到《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人作家费礼文兄的约稿信。那时我已接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和《作品》的信了，上海文学是第四个。这些约稿信标志着大形势与个人命运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费礼文发了我的短篇小说《光明》与《悠悠寸草心》，后者获得了1979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国外也有译介。

1980年我给《上海文字》写了《海的梦》，说是执行副主编李子云读了此稿流出了眼泪。我是直到1979年文代会上才第一次与子云同志见了面的，此前，她以《上海文学》评论员名义撰写的关于质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的文章已经在全国造成了了很大的动静。那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后来我给这家刊物写小说，也写评论。有一篇评论还得了《上海文学》奖。1984年为领这个奖，更是为了助兴，尤其是由于子云同志力嘱，我访问苏联刚结束，立即赶到了上海，从上海又立即赶赴宁波，参加刊物组织的活动。在宁波当晚，睡到子夜二时，连忙上吉普车，赶到上海，应邀给《文学报》组织的一个报告会作文学讲座。昏头昏脑，语无伦次，给某些听众留下了恶劣印象，上海的陈村先生不止一次回忆我的这次讲话，好像别的朋友也不止一次转引过陈兄的回忆，证明王蒙说话的特点是不知所云。我的这一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不良记录，算是我为了对《上海文学》和李子云友的友谊付出的一个代价吧。当然，这样巧言也不足以挽回任何恶劣影响。

后来是周介人同志主持刊物工作，我最感动于他辛辛苦苦为每期刊物写的卷首语，他的各篇卷首语都是以“亲爱的读者”开始的。这个期间我在刊物上发表过小说《济南》和《棋乡逸闻》，后者还得了奖。我也在刊物上发表过有争议的评论文字《沪上思绪录》，得罪了！

《上海文学》我还有一位责任编辑（我的习惯用语是还有一位领导是姚育明同志，我很喜欢她的散文，为之写过序）。我觉得抱歉的是近年短东西写得少了，与刊物显得比过去生疏了，心里当然彼此不会忘记。

我祝《上海文学》五十大寿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