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珍

2006年第九期上海文学是“华语语系文学专号”，一期杂志包罗了好些华语文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苏伟贞、骆以军、施叔青、聂华苓……，未曾开卷已让人期待。
头条是台湾女作家苏伟贞的《流浪者拔营》（短篇），截取了作者长篇小说《时光队伍》中的第一章。无论是流浪者拔营，还是时光队伍，都是颇富张力和想象力的好名字，里面藉著书写骨肉至亲的丈夫张德模患癌、临终、送亡的过程，缓慢抒发作者个人对于时间、生命与死亡的独特思考。正如当红台湾作家蔡康永所言，“如果你对于台湾的小说很注意的话，不可能忽略苏伟贞这个名字。”作为台湾当代文坛除朱家三姐妹、三毛、简祯等之外的另一位重要女性作家，苏伟贞崛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二十五岁凭借《陪你一段》成名，代表作有《红颜已老》、《世间女子》、《离开同方》、《热的灭绝》、《沉默之岛》和《魔术时刻》等，小说题材多为痴男怨女的爱欲纠缠，以及对人情世故的冷眼旁观，尤其对书写女性情欲流淌、永不停息的本质颇有独到之处，美学观照精致幽微，但因题材局限和过度追求语言的洁净讲究，也有人将之看成是带有几分知识分子气的言情小说。这篇《流浪者拔营》写于不惑之期，较之过去的极端绝对更多了几分通透豁达，文章里多次引据安纳托·卜若雅《病人狂想曲》的话：“死之将至，所余唯风格而已。”小说中的丈夫张德模和“我”风格何其相似，强悍不容商量，在病魔面前也不肯低头半点，坚持一贯行事风格，要求直接上手术台而不是一而再吃药拖延，知道了无希望病人便自行拔掉鼻胃管和氧气管，亲自决定自己的死期，……无怪乎连另一位台湾作家骆以军也忍不住点头赞叹，将文中两人比成“一对打劫医院的绿林夫妻”，只因为生死排场，空荡背景，皆挡不住“一种让死神也自愧寒碜的派头”，死生契阔，亦是清坚绝决，流浪者一经拔营，从此便头也不回。
之后两篇小说《夏日烟云》（短篇）和《黄金体验》（短篇）的作者骆以军，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第二名，时报文学奖小说类一等奖，主要作品有《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等，擅于将一般人习以为常的感觉、情绪、道德判断放置在一个荒谬暧昧的情境中，运用角色认同及叙事声音都充满延宕以及干扰的技巧，逼使读者注意到小说虚构的本质。本期杂志刊登的这两篇小说基本可以展现他强烈的个人风格，句式多为意象纷繁且语法复杂的长句，标点多用破折号和问号，阴郁迂回，如泣如诉，不由分说地将读者笼罩在一种蛛网重结密不透风的叙述气氛中；如《夏日烟云》的开头：“那个夜晚的火车车厢像他这一生宿命的、注定的，不论发生了多少随机组合不同遭遇的故事，那必然的——如果它是一部看似流水帐其实刻意剪接过了的电影——ending镜头。”如果学习他的句式，我将这样评价骆以军的小说：潜心阅读这样的文字——非潜心阅读且心如止水否则如何能够进入——心必然将一直都沉重、哀伤、有如缺氧般迫切，如果再加上几幕血腥暴烈的人体美学展示，那便更将添上重重惨烈以及疼痛。家国之恨、身世之憾、现代社会里自我身份的缺失，作者涉及的无非是这类并不罕见的题材，但是一经他那支梦魇般的笔下流淌出来，读者便不得不追随故事里的人物开始一场鬼影幢幢阴气森森的梦游，一旦贸贸然进入他那幽微独特的个人意象世界，不经觉间为他霸道流丽的文字所折服，此后哪怕是心怀莫大恐惧疼痛难耐，也仍然是骑虎难下，无法再全身而退了。
章缘这个名字在大陆比较陌生，两个短篇《媳妇儿》和《背叛》虽不如前面两个作家的文字华丽讲究，文字风格也不算鲜明，写现代社会婚姻生活却也写得暗藏锋芒。
短篇《庞贝之魇》的作者施叔青同样是台湾知名女作家，十七岁以处女作《壁虎》登上文坛，多年从事传统京剧、地方歌仔戏之研究，其小说多以婚姻为题材，站在女性立场探讨两性间的情爱纠葛。白先勇将她早期小说的梦魇鬼气与李贺的诗相比，谓其“有一种奇异、疯狂、丑怪的美”。她早期关注女性视角，后期则更努力地以近乎全知的熟悉态度审视笔下男性人物的生存处境；这篇《庞贝之魇》涉及到的题材仍然和失败的婚姻有关，同时也夹杂不少灵异传说因果报应的成分。
龚万辉的《隐身》（短篇）以一个男孩的怀旧口吻回忆童年时的玩伴、隐身游戏和当年村里据说是会武功的老吴，叙述腔调细腻感人；李洁的《鸽子》（短篇）描写一个无人作陪、连亲孙子也不来看他，每日只得以给孙子准备的饼干喂鸽群打发时光的孤独老人，笔调也同样温情脉脉。
彭昕的《过客》写海外学子再度回到阔别十年的北京，惊觉原本熟悉的故乡变做异地，而原本以为自己之于纽约只是过客，谁料却成了归人。小说中写擦身而过的初恋令人微觉遗憾，惜乎描写拖沓青涩，用过于无节制的篇幅描写其实并无多少玄虚的情节，文字里流露的海外漂泊之情也并不给人带来多少新意。
《我家的彩虹》的作者聂华苓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旅美华裔女作家了。这篇《彩虹》却不是小说，而是描写她与韩国女子朱晶嬉多年知交的一篇文情并茂的散文，语言简练平易，通达有趣，不失为一篇美文。

第十期《上海文学》重新回归乡土中国，刊载了一个小中篇：陈应松的《母亲》。陈应松向来擅长描写人性种种阴暗面，这次却在继续挖掘人性卑劣深处的同时注入了一丝温情，不再是一味的黑暗、血腥、让人透不过气来，而是以一缕光照亮了周围更深的黑。故事以一家儿女的众生相映证了中国古老的一句俗谚：久病床前无孝子。姐妹兄弟几个本想让含辛茹苦拉扯大他们的母亲好好颐养天年，却被母亲突然患上的重病陷入了道德现实两难的困境。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处理如此残酷现实的题材并未简单地从道德出发严厉批判子女，而是详细描写了事发前众人如何争相尽孝，以及后来全家都遭受巨大考验的尴尬处境，整个经过描写得入情入理，令人动容，彷佛最后众人不得不“搞死妈”变成了唯一合法合理的，虽惨绝人寰也仍无可指摘的选择。然而，或许是因为之前的情节过于落实少了几分转折的震撼，作者用功半晌，却仅仅只营造出一种类似报告文学的阴惨气氛：故事里有真实的血泪，也有善意和同情，可偏偏就少了一点文学的含蓄，用文艺的话来说是所谓艺术之美与真实间的距离，换成白话就是：它离现实太近了，想跳高，没跳起来。
本期其他小说都比较平庸，在此略过。

《上海文学》2006年第9期推荐篇目：苏伟贞《流浪者拔营》（长篇节选）
骆以军《夏日烟云》《黄金体验》（
（短篇）

（摘自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

作者：文珍

——《上海文学》2005第2期

北北的《家住厕所》可谓是一篇立意出新的作品。
小说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我在厕所上班，并且住里头。”一锤定音，当即就定下了一个卑琐庸凡的日常基调。一个城市里会有多少人职业和厕所发生关系，并且住在里面？即使这厕所不可小觑——乃是一个著名寺院的厕所，但厕所毕竟是厕所，谈不上高尚，更谈不上脱俗。这样一个游离于边缘地带的肮脏所在，住在里面的保洁员“我”本来长期处于被众人遗忘的境地，年复一年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然而一个小小的插曲，猝然打破了整个水面的平静：曾经的儿时好友米伟仓杀了人后逃至小城，神奇地找到了“我”，并向“我”借住厕所，而且不但要住，要吃饭，还要抽烟，要喝酒。小说开端便将“我”这一角色的平庸胆怯写得入木三分，其次更逐步引导读者逐渐随“我”一起对米伟仓既生同情又感厌恶；但更值得称道的，是描写“我”一步步发现米伟仓罪行之后，在道义和法律良知之间犹豫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我”无意中泄漏此事，从此既怕知情者妹妹豆青报警，又怕自己最终被拖累，终日生活在惶惶不安中的那一大段白描，作者的一支笔在此处可谓极尽耐心，曲致其意——如此细致宛转，差点就要在男性第一人称视角中不慎暴露出作者本人敏锐善感的女性气质。但这种敏感对于这类以小见大、出奇制胜的文本来说，也许仍然是必须的，有效的。
文至尾声，让“我”恐慌了许久的警察终于不期而至，自知穷途末路的米伟仓将“我”挟为人质，这个有如电视剧高潮一样扣人心弦的转折自然让读者欲罢不能，等看到米伟仓最终被擒而“我”脱罪、获得解脱后也就继续家住厕所、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方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到此为止，小说写法尚且还属于传统烂熟的套路，但作者却还要在意想不到的尾声奇招突出：第二天警察再度过来讯问时，“我”这样一个随和得近于懦弱的烂好人，突然举起了手中厕所刷袭击警察，这出乎意料的一袭，一边厢击倒了猝不及防的警察，并累及“我”自己被捕；另一方面，也击倒了毫无防备的读者，成就了小说最后的波澜，并同时抛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到底是因为念及友情愧疚难当，忽而爆发出不可理喻的激情，还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突如其来的厌弃和反抗？这个极具戏剧性的结尾使小说生色不少，而小说的意义也由一个平凡的插曲小说，遽然放大为一个可堪咀嚼的黑色幽默，而小城市小人物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辛酸苦楚、失望绝望，则便如华灯初上时分的夜色，不动声色间悄然弥漫全篇。

（摘自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

作者：文珍

在国内大多数纯文学刊物之中，《上海文学》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或当下原因，虽然也有青春逼人的“80后”文学，有写不完道不尽的众生百态世情人心，有硕果仅存的先锋写作，也不缺时下正热门的“底层”书写，可凑在一起，《上海文学》之所以为《上海文学》的那股子“海派”味道却始终都在，十里洋场的气派形散神不散，决不致与他刊混淆。

一、 小故事里的日常生涯

文学里的所谓日常生涯也就是以小见大，边说故事边展示“世情人心”，《上海文学》里的“世情人心”却不再局限于当下城市中国或者纯粹乡土叙事，更多地将窥视者目光投向了城市中外来打工者的寂寞与迷惘，比如冉冉的《河边》（短篇，第3期）；投向了海外游子生涯的美丽与哀愁，比如戴舫的《匿名电话》（短篇，第1期）、彭昕的《过客》（短篇，第9期）；与此同时当然也不乏文坛耆宿们描写世情入木三分的浮世绘，比如丁建顺的《封眼》（短篇，第3期）、冯骥才的《抬头老婆低头汉》（短篇，第4期）、王蒙的《尴尬风流新编》（短篇，第6期）；以广袤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则有许辉的《鄢家岗的阚娟》（短篇，第3期）、徐则臣的《最后一个猎人》（短篇，第6期）、寇挥的《猪村庄》（短篇，第8期），这一类题材中，最好的当为石舒清的《父亲讲的故事》（短篇，第4期），作者惯用笔致舒缓几乎抹去情节痕迹的写法写小说，总像带有某种回忆性散文的腔调，这种朴素然而佳妙的文字特色在他的《河东河西》（短篇，第8期）也有所体现，只是后者滋味略微寡淡些，做派也更家常。

二、生活在别处：或者异域，或者海派

这就是《上海文学》最菁华的那部分：因为——生活永在别处。天才少年诗人兰波这句妙手偶得的诗刚好揭示了每个人心底最深处的憧憬和梦想：不断离开或者被离开，或者至少在生活平庸的大浪席卷灵魂之前奋力跃起、双足离地哪怕仅仅一秒钟，一个电光火石的闪回。而文学在我看来最大的好处，就是放任作者和读者一起做一场不切实际的梦，愈逼肖真实的同时也愈虚无彻底，愈无所求便愈接近艺术生涯的颠峰；并且好的小说甚至鼓励人们不负责任的背弃逃离多多益善，甚少佳作是专门负责教诲感化人心的。集中展现这类“离开”特色的是第九期“华语语系文学专号”，其中以苏伟贞的《流浪者拔营》（长篇节选，第9期）和骆以军的《夏日烟云》（短篇，第9期）及《黄金体验》（短篇，第9期）为最佳。海外作者重酌词炼字，多长句，欧化特质明显，用词也力求华美漂亮，字里行间彷佛隐有音节铿锵，长短相宜，可读可诵，这种精致考究到极致的语言特色，多为当代大陆作家所不及。严歌苓的“非洲小说专辑”（第7期）则冷静完美地诠释了另外一种“离开”：不管逃离到这个世界的天涯还是海角，生活的真相总是一样地残酷直接，救世主并不存在，人们所真正想要逃离的，也许只是关于善恶标准永恒的困惑，以及那无处不在的“上帝—撒旦”覆雨翻云之手。让人读后真正感到做梦般愉快的，则是另外一些轻松有趣得多的小说，比如老作家白桦的边地传奇系列之一之二：《蓝铃姑娘》（短篇，第4期）和《一朵洁白的罂粟花》（短篇，第4期），不但情节奇诡引人，且喜叙述腔调并不故弄玄虚，醇厚可亲。

三、也有底层

“底层”现在俨然已经成了热点，可这里的“底层”世界却不太缺许多同类型文学难以兼具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它们是“人间世”栏目里杨显惠、煜笠的“定西孤儿院”——《定西孤儿院纪事》前后廿三篇，不但写尽了种种不忍卒睹的饥饿、灾荒、鬻儿卖女、妻离子散，更写尽了人间不可有时或缺的深情厚意，对于一段特殊苦难记忆的多重叙事，被一枝承袭了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笔写得形容万千，却一般厚重动人；它们同时也是徐敏霞的《记忆里的地方》（散文，第2期），构建对于苦难的信仰，与推倒固有的城市思维是同一个过程，就在这样矛盾不断激化又缓和的过程中，“援边支教”这一主题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深化与提升。朱庆和的《在集市》（短篇，第3期）篇幅虽短，也有可观。而许春樵的《来宝和他的外乡女人》（短篇，第5期）、陈应松的《母亲》（短篇，第10期）同为“底层”看点，但控诉一味血泪斑斑，描写失之惨凄，降低了本应达到的艺术水准。

四、直接移植自《萌芽》的“80”后大军
和许多纯文学刊物一样，《上海文学》近两年来也开始慷慨地为许多“80后”写手提供创作平台，但这里的标准却比其他大刊宽容得多，不特为其中已功成名就者降低门槛，也为许多仅仅初出茅庐的小将打开大门，不但每期间或发表一到两篇“80”后作者的作品，还在第二期“创造”栏目集中刊登了一批上海年轻写手的短篇小说，其中许多作者都曾出现在青春文学刊物《萌芽》刊物上，而这次集体亮相的效果却尚不如《萌芽》通常带给读者的清新感受，整体质量平平。

综上所述多种因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了06年《上海文学》驳杂、丰富、异彩纷呈的面目。好看，有锐气，不是没有让人失望的地方，但让人惊喜流连处更多。编辑们接连做了几期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号，这一番努力大概没有白费，有时某期杂志小说盛况空前，几乎可以让我们忘记整个文坛的不景气，在这片绿洲上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得着片刻憩息。
（摘自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

作者：梁 京

评《上海文学》1期

中篇小说《一颗子弹有多重》《嘴巴里的刀片》

没有读之前就听知道这个小说颇受好评，难免影响了我的阅读期望。小说的开头阵势摆得很足，一点都不用怀疑文化寻根时期的那种躁动的血性又回来了，“一个人要么战死杀场，要么回到故乡”，湘西的那种蛮野与杀气，英勇与义气把整个气场充盈的盆钵满溢。“我”的外公的故事是从一颗经常把玩的子弹壳开始的，他在乡野生活的平淡与身体逐渐衰老的光景里把一颗子弹壳当作解决自己生命的手段与目的，子弹对于外公来说是和生命相关的，那些生命主要是自己当年一起驰骋战场的兄弟的生命。这个故事有一个在我看来结不起来的地方，为什么要结束生命？为什么在1955年5月6日解决？通观整个小说，只能说这是个性格决定命运的解决。小说中的人物通常有两种，性格型与功能型，《一颗子弹的重量》中外公是兼二有之的，他几乎是整个故事里唯一把故事推向前方的动力，也是一个把性格张扬到可以无视情节的人物。所以，我觉得这个负担过于沉重，“外公”被这个双重的负担压得变了形，他是一个找不到什么缺陷的智者，哲人，他洞悉政治与世态人情，他义气血性，铁骨铮铮而又侠骨柔情，因为“他”的背后是作家强烈地阐释历史的观念。无论是民国历史，抗日战争，中共的历史，在外公的个人历史里都是化约到极其简单的，这样的历史描述，自然有个人历史具体的支撑，这些“个人”的历史里边，散淡智慧大智若愚可以理解成一个久经杀场的军人对浮华与战争的厌倦，也可以理解成叙述者刻意重构历史的雄心，但是为什么作者又那么津津乐道于战争的杀戮与军人的伟大神圣的“死亡”仪式？到底是战争还是个人的智慧“成就”了外公的“死”？

《一颗子弹有多重》语言确实是不错的，很有悬念感，在时下小说那种经常令人难以卒读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个小说读一下并且思考点什么也是值得庆幸的。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浮现另一个小说，法国1900年的保 布尔热的《我童年时代的朋友》，以1870年的普法战争为题材，年轻的少校在战场上黑夜突围时杀死了自己童年时代的朋友，战争的野蛮与残酷性只是小说的一个方面。小说用了极大的篇幅叙述两个童年时代朋友的孤独，倍受冷落与相知，两国交战时期各自走向自己的战壕，为国家而战，直到清扫战场才发现自己童年时代的朋友正是被自己杀死的。小说的神奇力量或者震撼之处在于，当年的少校如今已经残废，在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他面对尸体时的真实感受是：“我觉得躺在那里他更安详，而不是更恐怖。也许明天我也会是这样的下场，也许今天下午，也许一个小时以后。”同样是对民族战争的叙述，《一颗子弹有多重》的确试图也达到了恢复某些历史的真实性复杂性，但是这样的反思与叙述在“新历史小说”里并不稀少。

《嘴巴里的刀片》从一个身体肥胖，无大本事，遭人讥笑辅警的视角，见证了繁忙都市里“幸福路”“人民路”的边缘人物的生活，以及自己与他们关系的亲疏变化，自己生活的变迁。主要叙述了一个叫做小新疆的小惯偷，口里含着刀片，千奇百怪的人生在这里都是以低于正常进行着的，却又蔓延着一种脉脉温情，悲悯。

1月2日《文艺报》发表付艳霞《女人没有桃花源》文章，评点杨丽达《桃花塘记》，文章如下：

杨丽达《桃花塘记》—《女人没有桃花源》
杨丽达的中篇小说《桃花塘记》（《上海文学》2006年第12期）因其直白的象征意义而让人尤其关注其叙述技巧。小说从妇产科女人解花雨对着精神病医生的诉说开始，中间的主题部分却是女人青蛾的爱情。如果说解花雨代表着小说的精神维度的话，那青蛾则是彻底的世俗。小说的结尾靠卖身为生的青蛾穷其所有寻找的爱情在这里生根发芽，做了一个喜剧版的杜十娘，而解花雨却带着更多的虚无飘渺走出拉爱情的桃花源。在两个故事的交错和叠合中，小说在寻找女性精神的归途，寻找能够承载女性梦幻的世界。然而，正如后人无法找到桃花源的入口一样，这是人生的机缘和宿命。小说的主体精神沾染着女性主义的色彩，只是更加委婉，更加务实。然而，由于两条线索的整合不够严密，或者说由于叙述两个故事的语言运用不够纯熟，会给阅读造成一定的障碍。

付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