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第6期 反思与展望—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研讨会专辑
05月 27th, 2008 by admin2008年4月11日,由上海作协、《上海文学》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中环”杯《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奖赛颁奖仪式暨“反思与展望: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研讨会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来自北京、南京及上海的学者、评论家、作家共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现刊登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内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与多种评价标准◎程光炜今天我想谈的主要是在评价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时的“多种标准”问题。因为我发现,在会上大家谈得好像是“同一个”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但由于人们选取的角度、方法和眼光各式各样,最后告诉我们的却是“各式各样”的三十年文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令人惊讶的情况,是因为许多不同的文学评价标准进入了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代的历史认识。我的讨论,不是要告诉人们一个结论,而是想借这个问题来分析为什么会存在着这么多的评价标准,支持这些标准的背后是一些什么因素。
文学评价的第一个标准,是批评家开出的“经典篇目”,后来被文学史所接受,成为“理所当然”的文学史经典的现象。在80年代初期,国家文学评奖有很多因素介入,如“群众推选”、“专家投票”,最后由“有关部门”平衡等等。在我看来,它们就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终确定的获奖篇目实际是它们共同挑选和决定的。但我觉得更应该注意,这个获奖篇目“如何”形成的?我的意思是,是哪些“权力”介入了评奖,并通过一种文学爱好者看不见的搏弈、协商、斗争和妥协,最终达成了这个方案的。进一步说,“群众推选”、“专家投票”只是一个表面程序,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们挑选的获奖作品是不是与当时肯定近三十年文学的理由◎张清华讨论近“三十年文学”的状况,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尽管我个人已经很长时间不用“新时期文学”这个说法——我喜欢用“80年代文学”或者“90年代文学”这样的概念,因为更客观和内部些,但是“近三十年文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概念,这当然也不是我个人的发现,我听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在谈论三十年的问题。在我的理解中,实际上新文学从诞生到现在,就是“三个三十年”,原来我们就习惯说“现代文学三十年”,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个进程有时间上的偶然性,但是也有文化逻辑上的必然性。过去我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说“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为主题的,它主要的话语是一种启蒙话语,它的表达方式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或者现代化的神话;然后到30年代就出现了比较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比较有本土色彩的文学,比如说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再到40年代又出现钱钟书《围城》这样的作品,在《围城》里面,我们看到了“五四”式的“西方文化的神话”和沈从文式的“本土文化神话”的双重破灭,在方鸿渐们那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两者没有什么成功结合,中国的一切根本没有得到改造,“科学”和“民主”并未在中国扎根,“长存不灭的,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这是方鸿渐的概括。这是一个简单的线条,它说明,“现代文学三十年”虽然是一个在时间概念上的偶然,但确是文化逻辑上的必然。
建国以后是一个“红色文学的三十年”,从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贺绍俊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社会上也有一个关于三十年的主题,这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是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把三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是想强调这三十年的历史具有一致性、一贯性、延续性。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三十年文学,就会感觉到很难从这三十年看到历史的一体性,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断裂痕迹。我以为大体上可以把这三十年的文学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80年代”,一个部分是“90年代”。事实上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三十年之间的变化,并用不同的方式给这两个部分命名,如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和“后新时期文学”,或者叫做“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我比较认可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这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它强调的是新时期文学到了90年代末期就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当代文学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历史阶段的更迭是因为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型,由过去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变为市场经济为主导,社会的变化也带来文学的深刻变化。在这里,想要将文学从社会内部抽离出来,拒绝文学的外部研究,单纯从文学内部出发,是不可能说清楚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深刻变化的。
我这里重点谈谈文学批评的变化。90年代的文学批评看上去与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发生了严重的脱节,是80年代建立起来的文学秩序的反动,并逐步建立起文学批评的新秩序,今天我们大致上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90年代文学批评的运行轨迹,可以这样描述这个运行轨迹:它正在建构起一个崭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大厦。因此90年代的文学批评并不是简单地延伸过去的批评历史,而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开创性的工作。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学院派批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0年代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崭新的阶段,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它的意义就在于它开始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学批评生态环境。从90年代主要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语境、文学格局、知识谱系、学科体制及知识生产的方式都已经有了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一直延续至今。人们感到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与80年代文学批评缺少明显的承接关系。80年代文学批评讲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和革命的元话语,但这种元话语是脆弱的,必须依赖于适宜的政治土壤。80年代后期的文学批评已经积蕴起充分的创造力,但又受制于这种脆弱性。90年代初期文学批评的沉寂是这种脆弱性的必然结局。但随之而起的中国社会转型,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契机。文学批评便选择了与过去断裂和错位,在市场经济提供的新地上逐步营造出比较良性的生态环境,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新时期三十年中的农民形象塑造◎何向阳很高兴受邀《上海文学》参加“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研讨,三十年里《上海文学》不仅推出大批好的作品,而且以推出一批优秀理论家为己任。至今,上海仍是全国深具影响的理论重镇。“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在这里首开研讨很有意义。“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我想更多意指“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话题给予三十年时代与文学同行的每个人,至少给精神成长最关键期的我个人提供了一个思想的梳理空间。
我想谈谈研究的困惑。十年前,我一度深切关注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问题,成文《不对位的人与“人”——人物与作者对位关系考察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及类近智识者人格心理结构问题的一种文化求证》,涉及鲁迅、郁达夫、钱钟书、杨绛、王蒙等创造的知识分子。我们读《浮士德》《约翰.克利斯朵夫》长大,但在当代中国小说中较难找到这种精神文化的代表。八年前,我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儿童形象和童年创伤,依据1998年一年12位作家12部作品中的12位孩子,题为《12个:1998年的孩子》,这次“一定时间内的文本抽样式”研究涉及莫言、王安忆、王小波、阎连科、迟子建作品。5年前,同样方法,我选取铁凝、王安忆、方方、池莉、蒋韵、孙惠芬、魏微等12位女作家在1999年发表的写女性形象的12部文本,《夏娃备案:1999》试图思考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我的感想◎范小青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各方面和国际接轨也是最领先的。今天我来了以后感受更深更真切了。
我认为三十年的文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要重返80年代或者重返90年代,这是另外的话题,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的多元化,这跟从反思开始回顾◎王鸿生从1978年—2008年,我们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如何评价这三十年的变化?我曾就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成就和问题做过一些初步的梳理,这里就不谈了。如果是讨论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的那些否定性看法,我可举出很多论据来批评他的武断,但今天我想强调的,还是反思的必要性。
在上海大学工作的时候,钱伟长校长曾委托中文系几位教授编一套供大学本科生阅读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新时期这段正好由我主编。当时,选来选去选了十篇,第一篇是艾青《光的赞歌》,最后一篇是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由此亦可从一个侧面看出,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当代文学从“现代性想像”迅速跃动到“现代性反思”的一系列演变轨迹。
我有一个基本判断,仅就语言的质地和切身性而言,这三十年汉语小说的水平在总体上是低于汉语诗歌的。但大多数批评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很没有出息,已把最多的精力献给了研究起来相对容易一些的小说。而考虑这三十年文学,是绝对不应忽略诗歌这一重要面向的。
作为一个见证者和研究者,我对中国诗人、作家的文学劳动是充满感恩心理的。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能够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推进到今天这样一个丰富而深入的程度。尤其像史铁生先生这几年发表的作品,显然意味着一种精神的和艺术的标高。小说本来是属于日常生活的,但他却长期地、坚执地为当代汉语小说注入诗性,其意义应该相当深远。对比今天的文学成就,我们当然不能忘记,知青这代人的写作是在怎样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起步的。前年,承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我们完成了萌萌女士的遗愿,出版了《那一段回流——学人诗存》。她去世之前,曾希望学界的几位朋友都如实拿出自己早年的诗歌习作,合出一本诗集。我拿出了一组四十年前写的诗,附在开头说明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回望自己的写作起点,我知道自己是从怎样的热情和贫瘠中走来。”我想,我们大家都是从这样的热情和贫瘠中走来的。
在我看来,这三十年标志性地可分为四个三十年:进化与退化◎郜元宝我的语感太差,到现在才发现今天会议的题目有些看不懂。“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到底是1976年至1985年的“新时期”(绝对时间只有“十年”)诞生的三十年,还是1976年直到今天的三十年?不管怎样,我感到这个题目隐含着一种冲动,要对“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做一个回顾,这还是很美好的。
题目太大,我只能说一点感想。三十年过去,文学界发生了很多现在还来不及详细讨论的新现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三十年里,中国文学的“声音”始终居高不下,创作和理论批评都是如此,好像总提着一口气说话,容易疲劳。前两年我写过一本小书,出版后就被人遗忘,甚至也快被我自己遗忘了,但我仍然喜欢当时起的那个书名:《午后两点的闲谈》。现在别的“话语”很容易兴起、流行,但关于文学,二三好友,一夕闲谈,已非常难得。我们文学的公共话语是否已经不允许“闲谈”,是否已经拒绝个体的冷静思考,是否已经习惯于而且日益倚赖于集体性的漫谈和高谈阔论?恐怕是这样。仅此一点,就有足够的理由引起重视了。以前读杜波罗留波夫,记得有篇文章叫《俄国文学的谈话良伴》,内容已经淡忘,但“文学的谈话良伴”,多么令人神往!关于中国文学,“大言炎炎”多矣,而“中国文学的谈话良伴”何在?
关于过去三十年,不管尊敬的张清华先生怎么评价,同样尊敬的程光炜兄如何分析,我想都很有意思,都体现了他们对文学的钟情和期待。但有一点我要保留个人看法:如此崇高灿烂、“赶上乃至超过‘五四’的新时期文学”,落到今天,竟无热烈的、从容的、优雅的、随意的、深情的、执著的、低回的、伤感的、痴迷的、超脱的——“闲谈”,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我反对有一种说法,似乎一提到“新时期”,就必须马上要谈新时期文学所受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引导、鼓励和限制,一提到后新时期、90年代、70后、80后,就狂欢啦、市场啦、断裂啦、意识形态终结啦。天晓得!在80年代我还能听到关于文学的闲谈和真正有文学性的闲谈,而这以后,借用张清华先生的术语,就“几乎”听不到了,却一边还要“回到80年代”,岂不滑稽得可爱?其实,文学在90年代以后未必就不受意识形态掌控——70后、80三十年来的文学走向和文学经验◎王纪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是多元杂陈的,原因就在于写作的姿态和方式各行其是。按照我的概括,主要有个人化、私人化和时尚化的写作,近来还有底层写作。当然,在此之前的新时期文学也是多样的,但从写作的姿态和方式上说,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总的说来它是为时代而写,为民众而作。作家们受时代精神的激荡和裹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在自己的作品里注入了与时代和民众息息相关的激情和社会课题,在最大程度上使文学成为反思和启蒙精神的载体。到80年代中期,文学界转向“寻根”和文体实验,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寻根派”和“先锋派”遂成为一时的潮流。总之,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以前的文学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学上的创新精神为基本特征,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在此起彼伏的思潮和共同话题的支配下,作家的写作与其说是个人的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集体的行动,因此他们写下的更多的是集体文本,而非个人文本。
新时期的文学精神到了90年代可以说已经荡然无存。9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断裂感,或者说它们的区别远远大于联系。新时期是全民的政治反思期,而90年代已终止了这种反思,并很快地转向经济上全面的改革开放。文学界的政治热情被压抑到意识阈下,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成为解构过去的新口号;“五四”运动以来的激进主义受到了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得到大力提倡。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文学的写作姿态和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个人化乃至私人化写作代替了群体化和公共化的写作,而随着文学商业化的日趋发达,在90年代末,又兴起了时尚写作。
“个人化”不应该从贬义上去理解。事实上只要作家不忘自己是时代的一员,那么这种写作姿态和方式倒是更合乎文学的特性。因为它要求作家不在潮流的汹涌中随波逐流,也不以弄潮儿自居,而是保持自我的立场和视角,对人生有独特的体悟和发现,同时也有自己的话语方式;它追求的是与众不同、难以替代的个人文本,而非求大同存小异的集体文本。这种个人化的写作,在80年代后期已经初露端倪,如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韩少功、莫言、王安忆等人的写作,但与当时文以载道式的政治化写作相比,当然不可能引起全社会的轰动效应。当90年代文学与政治疏离之后,这种个人化的写作姿态和方式才成为普遍的现象,并在创作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文学价值也渐渐地凸现出来。由于个人视角对历史和现实的切入,消解了统一的主流话语,在艺术的公共园地里构筑起一道道独特的风景和个人的话语空间,艺术的想像力也在这种独特的创造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它们在叙述的内容和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方向上的独创性,而对人性、生存状态和地域文化的发掘和镂刻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忠实和阿来的作品后来也参与其间。与80年代写作张扬人文精神相比,个人化的写作不事张扬,但也并未放弃,不过不再有统一的社会话题,而是深深地潜入文本的结构中去,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艺术的良知在作品的血脉里有力地搏动。
私人化写作与个人化写作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自传或半自传性质的写作,或者故意造成这样的联想;是一种封闭性的写作,私人空间是它唯一的写作空间和话语空间;性意识、性生理的写作在文本写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从一些作品中可以观察到的写作姿态和方式,它们不仅为部分女性作家所采用,而且某些男性作家很可能是始作俑者。不过当一切发生在女性作家身上时,总是更能引起社会的好奇心和窥视欲,被评论家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从而成为商业上的一个卖点。这类写作由于局限于私人且极其狭小的空间,往往是一种自恋式的、陀螺般的循环往复。杜拉斯是一些女性写作者的偶像,只是没有杜拉斯的坎坷和沧桑,这就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三个三十年◎杨 扬谢谢大家,谢谢《上海文学》。我想从百年中国文学的角度,谈谈最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百年之中,中国文学经历了三个三十年。这三个三十年各有各的特点。第一个三十年,从“五四”开始,至1949年止,对现代中国文学影响最大,出现了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第二个三十年起于1949年,到粉碎“四人帮”止。虽没有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出现,但也有一些作品留下来,如50年代产生的诸多红色经典等。第三个三十年起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一时期因为离我们今天最近,评价起来难度较大,但特点还是很明显,这就是相对于第一个三十年,第三个三十年涌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作家作品,但经典性似乎还有待时间考验。与第三十年与六十年◎罗 岗新媒体与新世纪文学的四种趋向◎葛红兵我98年开始研究网络文学,那个时候我说,网络文学要取代纸面文学,成为文学主导力量。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相信,我在上海和肇庆的会上发言,有人就反驳我,说我是网络崇拜症。现在看呢?完全实现了。
网络文学创作群体、阅读群体已经超过纸面文学。这个已经好几年了。但是,网络文学过去无法在经济上独立,作家无法收获自己的版税。许多作家在网上成名,最后要到纸面媒体上收版税。不过,这种现象,从去年开始,也不存在了。网络文学完善了自己的营销体制,起点中文网的诞生为网络文学脱离纸面文学,独立出来。前年和去年,网络文学创生了数十个百万富翁级的作家。
手机文学创生、发展,MP3、MP4文学的发展。几年前,我在文学报写过文学,指出“手机文学”创生。那年的中国文学年鉴选了那篇短文,编辑很有见地。手机也是媒介,可以成为文学媒介。我的意思是说:手机左右文学。现在有专门为手机创作的写手。比如幽默短文、小小说、散文等等。这种文体是完全和纸面文学不同的。以前手机内容提供商是向纸面作家买作品,广州电信买过我的小说《沙床》,国内一家手机商买过我的小说《财道》,他们把我的小说的“连播版”、“连载版”固化在手机里,出厂就有。华旗的一款产品(爱国者MP4)中也固化过我的小说。现在,他们一般是请人专门创作。特别是去年,电信运营商开始整顿SP,和内容提供商隔断,比如,去年中国移动发布了无线音乐品牌战略,成立无线音乐俱乐部,向用户提供音乐下载等业务,这是信号,移动运营商针对增值业务进行调整,树立数字业务战略,运营商逐渐收紧增值业务的目的越来越明显——这块非常挣钱,以后要分上一杯羹,甚至把握瓶颈。现在诞生了非常专业的手机媒体机构,比如“手机报”等等,这为手机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3G网络最近放好,这为手机文学提供了更多的技术保证。
电视媒体对文学的介入、电视成为文学载体、电视散文、电视小说等等、这个也是新现象。
以上只是枚举,不完全。其实新媒体范围很广,现在还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新媒体。上个世纪麦克卢汉提地球村概念的时候,电视是新媒体,但是,现在电视很难说是新媒体了,更多地,我们把网络、手机等看做是新媒体。可以遇见,“新媒体”将会层出不穷。
新媒体给文学带来新的变化。总的说来,文学经历了口传文学、纸媒文学、数字媒体文学三个大时代。今天的时代,文学的质地上,因为媒介的更新而出现新的变化:
1. 精英的文学到大众的文学。以前那种以杂志、出版社为平台的文学,现在变成了大众的以大众媒介为主导的文学。参与的人扩大了,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扩大了,文学的精神平民化了。
2. 教育的文学到娱乐的文学。去精英化之后的文学,更加倾向于是精神的抚慰,而不是精神的锻造。大众更愿意把文学看做是精神快餐,而不是圣餐。
3. 文学正逐步丧失主流人文艺术样式的地位。影视是当今最主流的艺术样式。这个我们不能不体察。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个现象,但这是事实。很多人把纸面杂志的衰败堪称是杂志编辑思路的问题、文学观念的问题,我不这么看,这是艺术媒介发展的必然结果。今天的主流样式不是纸面文学,没有办法,谁也不能力挽狂澜。比如,如果你是一个京剧艺术家,你不能要求大家不看电影来戏院看你的京剧,反过来,你的京剧再怎么改也到不了电影那个市场量。
4. 纸面文学将越来越高端化——它成为少数文化贵族的精神圣地。文学上的雅俗二分法将越来越明显。高贵的高雅的,搞得越来越高贵高雅。而越来越多的读者和作者,可能和他们分道扬镳去新媒体上发布和接受他们的另一种“文学”。
质疑“新时期文学”◎薛 毅现在应该到了质疑“新时期文学”的时候了。所谓“新时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历史观念上面,人们认为1978年是文学的转折点,1978年以后的文学,“超越”了1949—1978年的文学。而且人们还一厢情愿地随意地把1978年以后的文学写作,与五四新文学接通起来,与西方19世纪文学乃至20世纪文学接通起来,偏偏绕开了它与传统社会主义文学写作的关系。
强调“新时期文学”超越性,把1949—1978年的文学看成是同质的、一元的、无个性的,把前者看成是多元的、独创的、个性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多元状况,又需要与同质的、一元的状况不断对比,似乎才能显示出其“历史意义”。但是,这种对比的方式存在很大的问题。对比强调的是断裂和超越,而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对话关系。人们也知道,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不是天外之物,在1950年代就出现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判断是在那时候产生的。人们也应该知道,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方略——承包制早在1960年代就存在。但是,这都不足以让人们看到历史的连续性。
这让我想起1980年代由钱理群、黄子平等学者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我觉得应该重提这个概念,并赋予它更开放的含义,我所希望的开放性,是指,应该把以前被这个概念指称为负面的、压抑性的文学写作方式,还原为与其他诸种写作方式构成对话关系的需要重新辨认其历史意义的研究对象,而“新时期文学”是内在于“20世纪中国文学”里面的。
重返80年代及其他◎毛时安这不是我的标题,这是会议向我提的问题。今天这个会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这个主角就是沉默地躲在幕后的时间。三十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很长的时间,有着一种沉甸甸的生命质感。但是对于历史来说是很短的时间,那么多的风云变幻最后只是历史中薄薄的几页纸。时间确实扮演了主角。三十年前我就三十来岁。时间创造着我们,时间改变着我们,时间操纵着我们,时间又毁灭着它创造和改变的一切。虽然如此,时间依然让我们留恋。20世纪80年代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这代人来说80年代实际上是对自己业已流逝的青春所作的一次努力的挽回,因为我们一代人全部在动乱中耽误了十年。耽误了十年,80年代我们在大学的教室里如饥似渴读书,吴亮程德培们在工厂里也在死命地看书。实际上这是我们对自己迟到青春的一次挽回。今天谁在为80年代编制花环和神话?事实上还是我们这一些人在缅怀。其实重返是绝无可能的,充其量只是在缅怀自己消失的青春,在想像我们的80年代。80年代我们很年轻而且精力很充沛,那个时候文学也很“繁荣”,我们像候鸟一样今天飞到这儿,明天飞到那儿,在所有地方都招待得非常好,大家也非常高兴,有吃有喝有住,愿意的话还可以有点小小的浪漫。文学处在时代万众瞩目的中心。文学为我们编织着光荣和梦想。在80年代的条件下,这是最好的享受了。今天文学的寂寞和80年代文学的风光,推手就80年代文学可与30年代相媲美◎刘绪源我谈三个观点:第一,我不同意回到80年代;第二,80年代确实是这三十年里最好的文学时期;第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超越80年代——正、反、合。
回过头来看,80年代留下的好作品非常多。因为我编过一部《百年中国小说精华》(浙江文艺版),把大量小说重新看一遍,我觉得唯一能够和30年代文学相比的,就是80年代。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两个非常突出的时期。这是靠作品,靠作家,靠文学气氛,使它们优于各个文学时期的。30年代文学,是早已有公论的;80年代,只是由于时间离得近,一时还看不太清。
当然,从整体看,80年代的文学政治性很强,文学观念还没有解放,很多作品都很幼稚,这都是事实。其实30年代同样是这个情况,大部分作家非常幼稚,政治和文学联系得很紧,粗陋的不成熟的作品大量存在。但我们看最后的结果,产生好作品最多的,恰恰是这两个时期,这是为什么呢?沈从文、老舍、施蛰存最好的短篇小说,都是在30年代出现的,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茅盾、巴金、丁玲……都处于活跃时期,这不是偶然的。而在80年代,涌现了史铁生、阿城、王安忆、张承志等一大批第一流的作家,他们最好的作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像《棋王》、《黑骏马》,韩少功的《爸爸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都可以说是难得的、不朽的创作。何况还有高晓声、汪曾祺、林斤澜等,都写出了自己的杰作。为什么在一个非常幼稚非常动荡非常政治化的时期,会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好作品?我以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作家非常了不起,他们能超越自己时代的弱点,包括思想的弱点和文学观念的弱点;二是那时的文学植被非常好,凡是充满生气充满活力的文学时代,必然是新人不断涌现,幼稚的作品比比皆是,这是不奇怪的(如果只有一些成熟的不幼稚的作家,外加几位评论家在那里自拉自唱,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文学时期)。只有在充满生气的文学兴奋的时代,才会有更多的创作奇才脱颖而出,也才会留下更多的杰作。所谓文学史研究,正应该着重研究这种规律性的而又未能真正破解的难题。
如果从文学气氛上比一比,与30年代、80年代的充满生气相反,从90年代以后一直到最近,作家普遍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疲惫,另一个就是高产。既非常疲惫又极端高产,我以为这是不正常的。80年代的文学留下了那么多有血有肉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自90年代以后,我们想一想,还有多少人物留下来?如果一个时期的文学留不下人物,留不下让人丢不开的杰作,这样的文学成功在哪里呢?
我记得,就在阿城发表《棋王》,刘索拉发表《你别无选择》的时候,李泽厚先生到上海龙柏饭店开会,我们和他聊天,他说我现在有一个忧虑,就是大家都希望文学摆脱社会的束缚,但是文学如果真的远离了现实,文学就要衰落,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六朝文学就是教训。我们当时很崇拜他,但听了这话又觉得他老了,跟不上文学的新发展了。但是现在再想想他的话,他说得非常对!
90年代以后文学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私人化写作,第二个是形式的探索。文学写作当然要私人化,但如果私人化到看不见周遭的现实人生,只有自己个人的生物性的内容,那就很可悲了。事实正是如此,一开始大家觉得作家的笔放开了,胆子非常大,文学内容非常多样,但很快就出现了雷同,私人化到一条非常狭窄的路上去了,因为人的原生态的生物本能总是差不多的,都往这个胡同里钻,还有多少可看的东西?形式的探索也一样,文学形式当然要个性化,要不断发展,但不能为创新而创新。我想拿我们报纸副刊作比喻,现在报纸的副刊越来越少,为什么?都创新创掉了。各个报纸的领导都说要创新,不能按原先那么办,于是都把自己的特色丢掉,去组织一些最时髦的白领爱情故事。面对多元选择,我们该怎样◎吴 炫去年11月份我们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开了一个“儒学当代创新”的高层思想讨论会,我在会上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之所以对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体制持某种保留看法,除了因为中国缺乏“个体至上”这一在《新约全书》中就提出来的文化传统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有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是:如果现在问一个人你怎么理解和设计自己的生活?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多半说不出来什么。大多数人可能会说:别人怎么过我就怎么过。我想这就是我们在“个体素质”和“个体能力”上存在的问题,即我们缺乏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属于自己的理解,这使得我们想给自己做主也说不出多少属于自己的想法。在这样一种个体贫困的土壤里,给你多种选择的权利,大家还是会过同一种选择、同一种性质的生活。于是,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说不出他想过怎样的生活,在文学中他能说出自己对小说的理解么?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小说去建立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然后根据这样的理解去诞生自己的创作方法与小说形式?并通过这些独特的理解和形式给人以启示?
我之所以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是因为新时期文学在今天多元选择背后,存在着一个如何提高个体选择的原创品格的问题。因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看法,那就是新时期文学是逐渐走向“正常”的文学。所谓“正常”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有多种选择了,在创作上你可以网络的,也可以印刷的;你可以宏大叙事,也可以只是写个人经验;你可以不对生活进行判断,也可以进行矛盾的判断或单一的判断;你可以选择老百姓的立场,也可以继续持精英立场。三十年前我们的文学还只能作单一的选择,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所以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功绩就是恢复多元选择的创作状况,通俗点说就是创作自由。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建立相对正常的文学创作世界后,文学批评还该干什么?我想这就牵涉到我刚才所说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只会选择一种创作,但却不会建立自己对生活和小说的独特理解,这样的作品再多,也不会产生真正的好文学,因为你的创作不会对人们有启示,更不会有助于人们建立起对世界的新的理解。
我这就想到当代画家黄永玉先生在《我画水浒》的一次讲演中说:文学批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好”,除此没有任何其他标准。就是说文学批评只有用“好的文学”作为标准来谈我们的文学创作还缺什么?这才是文学批评最有意义的工作。当然对什么是“好文学”我们可以讨论,可以有不同看法。比如你可能说符合现代性的文学是好文学,道德高尚的作品是好文学,语言和技巧娴熟的是好文学,有文体感的作品是好文学,但我想说的是:这些都不一定是“好文学”的定义。这里牵涉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什么是独创性我们可能并不一定清楚。苏轼大家共认是有独创性的作家吧,但对苏轼的独创性,文学研究界至今也没有说清楚。比如苏轼在宫廷做官和流放民间就没有什么差别,他在黄州流放看到溺死婴儿的风俗与在宫中看到王安石新法造成的危害时挺身而出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官场”与“民间”在苏轼这儿形成不了对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解释不了他,儒家的“介入”与道家的“超脱”也很难概括他。因为他在“穷”的时候还是干预天下事的,他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和陶渊明比较起来,虽然都受道家影响,但陶渊明是惧怕官场,而苏轼是不惧怕官场的。如果我们文学研究的各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说明不了苏轼,那么苏轼的独特性是什么?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对世界的理解上,我认为奥妙就在苏轼是有独特的对世界理解的作家,这种独特理解才是造成苏轼从容大气的根本原因。他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在世界观上既不是“天人合一”的和谐,也不是“天人对立”的人对世界的征服与掌握,从我的否定主义思维方式去看,我认为苏轼提供了一种“天人对等”的思维,是天人分离又对等。“有多少人间的豪杰”是人类历史的性质,而淘尽所有风流人物是自然的性质,两者之间的对等的张力才形成苏轼的从容、平和、自潮和大气。这样的从容大气不仅使他区别于陶渊明,也使他区别于辛弃疾和李白。古代文学研究界在说到苏轼的大气时都说苏轼是集儒、道、释之大成,但我认为这没有说到苏轼的独创性究竟是什么。因为陶渊明、李白都具有儒道合一的特点,所以集大成思维说明不了苏轼和他们的区别。在这一点上,苏轼是一个让人尴尬的人。而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连苏轼的独创性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只能用类型化的豪放风格来说事,只能说苏轼或儒或道,我认为我们是不具备说“什么是好文学”的资格的,也不具备说“什么是真正的经典”的资格的。因为在文学上,“独创性”与“好文学”基本上是一回事。
所以我并不认为“新潮文学”在“反常规写作”,而是“正常写作”的一部分。只不过“新潮文学”选择了西方纯粹形式的文学来作为参照。“正常写作”都是离不开参照的写作,而“不正常的反常规写作”则是任何现成的作品和观念都很难概括的。所以用现有的观点和作品很难概括的东西才是有真正独创性的好作品。这样的作品肯定会给人独特的启示。当代画家黄永玉的既不像西洋又不像传统、同时又能给人以启示的绘画,我认为才是真正的先锋,真正的反常规写作,也是具有独创性的写作。这种独创性甚至从“猫从五楼掉下来丝毫无损,是因为它真的放松”这样的句子中就可以体验到。而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界三十年来的话题过多地纠缠在“传统/现代”、“大众/精英”、“中心/边缘”、“东方/西方”这类二元对立性的范畴中讨论问题,就把用“西方”与“东方”根本说明不了的像鲁迅、张爱玲这样的作家的独创性问题放逐了,自然也说明不了黄永玉究竟独创在哪里。反过来,我们在文学评论中经常说这是好作品,那是好作家,也常常根据的是自己的模糊的经验,根本经不起理性的追问。这自然会造成什么是好作品莫衷一是的现实。因为经验是不可讨论出所以然的。
因此,21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走到今天,应该有一个“我们应该突破选择性创作”的思维方式上的重大转换。如果说中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能够为唯西方和传统是从的现代中国人增加一些自豪感的话,除了多一点苏轼、黄永玉这样的作家,别无他途。这样,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只有关注“什么是好文学”的问题,才可以使满足于各种参照性选择的中国当代文学,从各种观念性和作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每个人朝着能单独设计自己生活和理解世界的方向去努力,如此才能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和中国建立自己现代民主自由体制奠定基石,也才能产生一些和卡夫卡、昆德拉、村上春树能媲美的中国作家和作品。那个时候,海外像顾彬这样的汉学家将无话可说。
(整理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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