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创作简历翟永明，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１９８１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１９８４年完成组诗《女人》，１９８６年发表。１９８５年完成长诗《静安庄》，并于１９８８年在《人民文学》发表。１９８６年留职停薪写作。至８０年代末，创作组诗《人生在世》（１９８６）、《死亡的图案》（１９８７）、《称之为一切》（１９８８）、《颜色中的颜色》（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赴美。１９９２年返回成都，从８０年代开始，一直在风格上寻求各种可能性。１９９８年与友人在成都开酒吧，名“白夜”，同时潜心写作并策划了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
１９８６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女人》（漓江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出版诗集《在一切玫瑰之上》（沈阳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出版《翟永明诗集》（成都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出版诗集《黑夜中的素歌》（改革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出版诗集《称之为一切》（春风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出版诗集《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江苏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出版散文集《纸上建筑》（东方出版中心）。
１９９９年出版随笔集《坚韧的破碎之花》（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出版随笔集《纽约，纽约以西》（四川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出版文论集《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大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出版文论集《天赋如此》（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出版诗文合集《最委婉的词》（东方出版社）。
作品曾被译为英语、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并在上述语系国家发表出版。
２００４年在德国柏林出版德文诗集《咖啡馆之歌》。
２００４年在法国出版法语诗集《黑夜的意识》。

浇
——与克非、周瓒、孙怡在酒吧共饮

一  她们喝  我浇

古人云：浇
便是浇心中的不快
心的不快  便是块垒
中医称为郁积

她们喝  我浇
她们舒服  我痛快
喝酒到五点  四个女人
十杯酒  两个酒家

浇胸中块垒  思远遁之人
听四面摇滚  闻八方噪音
我取一江饮

江，是江洋，是江湖
是五大洋铺开在地球上的水
形成的那些个江
是划出江山、隔断视线的大水
是勾勒版图、割开人心的汪洋
望洋叹：三杯酒中我搁浅

喝酒到五点
双脚就套上了风火轮
身体就凭空而起  去蹈江湖之恶
风波来了  风波在杯中
醉酒的人一掌摁它下去到阑珊

她们在笑  在舞蹈
红粉佳人和青草蜢
什么都不知道
托起她们在酒中摇

窗外是人世  天边是江湖
或颓丧、或逍遥、都需要
拿出心来浇

我的身体不够装了
这些酒因此溢了出来
浇在地上  浇出图案
浇出文字  浇出大片大片天
她们都看不懂
唯我独知、独笑、独骄傲
想你在远方  独行、独坐、还独卧
一个独字  开出了两朵花

喝酒到五点  四个女人
听一首歌  无字无词
７个音符  配成大好旋律
闭上眼  就魂飞魄散
闭上眼  风火轮就到了地球的对面

一杯酒，要浇九九八十一难
浇完了冬天再浇夏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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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更偏爱自己的哪些作品？
答：……《女人》那样的凌厉与铺张，是有其来路和缘由的。这样的一种激情可谓奢侈和浪费，但这是在长时间的堆积和酝酿下，在某一个合适的点上迸发出来的铺张。是可遇不可求的一种东西。在今天，我既便想要如此痛快地挥霍一番，我也已经无力做到。总的来说，我的写作还是顺其自然的，这个自然，就是当时的心境和当时的认识。至于什么样的东西更恒久，我们都无法预测，只有时间才能给出正确答案。
我偏爱的作品是《静安庄》、《咖啡馆之歌》和《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小酒馆的现场主题》以及《十四首素歌》、《时间美人之歌》。《女人》当然算是我的代表作，我不能说我喜欢其中的全部作品，但有一部分却是我非常喜爱的。

问：你在进行创作时，是否受过与男权主义对立的“女性主义”的左右或影响？
答：“与男权主义对立的女权主义者”这样一种形象，不仅仅是评论家在塑造，整个社会、整个意识形态都合谋共造了这样一个“母老虎”式的女权主义形象。事实上，我认识的许多具有女性意识和女权思想的女人，都是会生活和有亲和力的女人。某种程度上，比社会意识塑造出来的所谓“女人味”更鲜活更有魅力，因为她们更能理解和认识自己，更能掌握自我。
我现在想要澄清的并不是我在诗歌中的形象，我个人在诗歌中所呈现出的形象，诗责自负。每个人都有权作各种解读。我想要澄清的是对“女权主义者”（现在又被正名为“女性主义者”）的一种概念化理解。
女性主义思想我虽然接触不算多，不算深入，但肯定在我的生活和写作中都存在着影响。而具体到某一首诗的写作，那就视情况而定；也视诗歌的主题而定。

问：你曾说不想给写作确立一个性质，这样能使写作有更多“可能性”，现在还在维护和追求这种可能性吗？女性诗歌的标签对你的“可能性”有没有破坏性的影响？
答：“女性诗歌”作为一种标签，肯定对女性诗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大多数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作家，女艺术家都对被贴上“女性主义者”的标签感到反感。多数女艺术家害怕被就此归类。“这个标签的杀伤力太强了”。这是美国艺术家琼·西蒙的话。所以，多数女性作家既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诉求，又试图超越被概念化和生物化了的“女性艺术”标准。至于我自己，从８０年代写作《女人》开始，这个标签如影随形，现在我反倒习惯了。而且也不再介意。我觉得在某一种局限里，或在某一个符号中寻找自我，虽然是一件不易的事，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多的自由，会促使作家对自己的写作有更清楚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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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教岁岁红莲夜

众花一经团弄便相互株连
——欧阳江河

１

一走进这座荒园便感觉异样
看不清侍者诡异的眼神和布幔后的玄机
两条红鱼游动在初春的黄昏：肥美，雍容
充满暧昧。冰凉的长方形餐桌
被一组破旧的直角沙发包围，拆解的矩形
迷宫般的书法和宿命数字——我像兔子支起耳朵
期待脚步陌生地响起

２

那么刺骨的穿堂风
如骤然降临的情感，一点准备也没有
到处是陈旧的痕迹：硝烟未散尽的敦刻尔克
翻毛大衣庇佑的一百米，我们一齐整整走了十天
转机必然会显现。在山野中星空下
平庸的日子必然被狂野的初雪重新修改
理智的车灯忽地亮了，泪水像风一样把我从紧握的往事吹落

３

如焚。一个个强力筋斗重新站到云之上
或者以另外的路线迂回，对肉身作最后的合围
激情在午夜的市区急切穿行
却始终无法降落——深渊般的沼泽
比冷却和消亡更加黝黑
在玉碎宫倾的爱之门前
我再次输给了想像中的险象环生

４

——空空荡荡。廉价的音乐被反复播放
晃动的水面上爱情显而易见
星期天的游泳馆。无关的肉身行进或出水
光影潜伏在池底，注视着那条悬挂在幸福中的鱼
一点一点被无知割断了绳索
齐刷刷地黯淡。幽独燃烧着的只有最后一枚火苗
我忍得住眼泪，却不能忍住空空荡荡的余生

吹  拂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只有懒洋洋的春光和间或几声镇定的鸟鸣
涟漪般散去：泪水，尖叫，奇异的沃根葡萄酒响动
抬起头来，源于亡灵的美从两腿间一掠而过
幸福是孤独的，极度的幸福更加孤独

万物复苏后，旗杆，花匠，布谷鸟
和其他一些春天的事物散落在另外的棋盘上
一些树吐出新蕊，一些鸟顾自飞翔
但它们都不能驱散内心的喧嚣。行走在刀锋上的三月
头发蓬乱的人正眯着眼睛独自领受

来自冥界的吹拂：这吹息清澈剔透持久
这吹息年轻俊美销魂
这吹息如破冰蚀骨之刀
荡涤席卷冲决了一切藩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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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

——纪念基耶斯洛夫斯基，以我的方式
进退维谷

朵拉，站在那里，
站在生与死的过道里。
她点燃香烟，焦虑地
等待一个答案。

满面哀戚的朵拉，
坐在老医生的对面，祈盼着：
“我的丈夫还能活多久？”
“我怀孕了，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
她点燃香烟，神经质地，
“如果他能活，我就打掉孩子。”
老医生无法为上帝代言，
多么有限，在生与死的面前。

老医生的记忆里，
有一个被埋葬的，很深的洞穴。
他够不到上帝的钥匙，无法预测
真正的悲剧。至少可以，迎接，
新的生命。
老医生及时亮出答案：
“你的丈夫活不了了，
留下孩子。”

朵拉的丈夫，从黑暗里
走出来，从另一个世界回来。
他的脸苍白，眼里有泪。
“这世界多么堕落，
每个人都狰狞地活着。”
他看着医生，轻笑掠过，
“现在，我又可以碰到桌子，
还有，孩子，你知道孩子代表的意义吗？”
老医生敲打着烟斗，
垂下眼帘，说：
“是的，我知道。”

爱的试探

流浪汉哼着小曲，拖曳着松树枝，
划过圣诞的积雪
夜弥漫着，错落的路灯闪烁着迷离的光
新年的慵懒、祥和，沉淀成静谧。
艾娃从孤独深处走来，走到夜光下：
一张情感交织的脸，一双炙热的眼睛
咄咄逼人地叩开了旧男友尘封的记忆。
“我的丈夫失踪了，请与我一起寻找。”
这名男子跟随着艾娃，彻夜漫游在
医院、车站、收容所，漫游在
幽暗时光的旋涡中。
一个游戏，继续着，间或
穿插着古老破碎的对白。
艾娃急促徘徊的身影，被时间遏止。

黑夜转过黑色的脸，换成白日。
“我在撒谎，我没有丈夫。
真希望是他，或者是你。”
谎言，经历了一场短暂的呼吸，
消失得无影无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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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文学的公共性不是一种新现象，却是一个新话语、新名词、新术语。之所以要提出这个新名词新术语来讨论，是因为在汉语学界，这个从西方引入的名词术语极可能在旧的理解框架中被误读和误解。那些对解放后三十年政治化、群众化、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运动仍心存余悸的中老年文学知识分子而言，文学的公共性极容易被当作文学的自主性、独立性、审美性和私人性的对立项进行解读，因为公共性在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似乎等于一统天下的政党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工具性，等同于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比如大跃进民歌，文革样板戏，评法批儒等。被赋予了这种公共性的文学当然是不可能有自主性、独立性、私人性的。我们好不容易从这种文学的“公共性”中走出来，好不容易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获得了不“参与”（即不做工具）的自由，干吗又要提倡什么文学的公共性呢？要开历史的倒车么？正如我在文章中说的，这只能表明“公共性”“政治”“参与”等术语在文革极权时代被败坏到了何等程度。
而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时期那种政治化的文学运动，只经历过９０年代商业化的文学浪潮，不知道“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为何物，只知道“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而八零后、九零后一代而言，文学公共性的话题也提不起他们的兴趣。对这一代“被架空”的文学青年而言，文学或者是私人消费品，或者是大众娱乐商品，不管怎么样，都与公共事务无关，与政治无关，与公民参与无关。在一个畸形消费主义时代长大的文学青年，或者沉溺于色情的身体感觉，或者迷恋空幻的玄幻世界，两者都与处于私人世界和玄幻世界之间的公共世界无关。
这样，由文革时期的“公共”政治疯狂导致的政治冷漠和参与畏惧，在新的畸形消费主义时代得到了奇特又合乎逻辑的延续。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所缺少的恰恰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公共性，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参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和真正意义上的参与。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的前提是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的存在，包括市场经济、法制社会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文化空间（哈贝马斯说的公共领域）的存在，而这是公共性，包括文学公共性的前提条件。遗憾的是，这个意义上的公共性一直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同样，我们只知道与“公”截然对立的那种“私”（文革时期的“狠批私字一闪念”、“大公无私”，到当下的“假公济私”），却不知道孕育健康的公共生活所必须的那种私，不知道健康的公共领域是由理性自律、既懂得捍卫私人利益又有一般意义上的人道关怀与公共美德的私人所建构的。缺乏这样的私人、不尊重私人自主性的公共性，是虚假的或者是极权的公共性，不尊重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只能是伪公共利益。同样道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应该是坚持个人独立性和批判性前提下的参与，是民主意义上的参与，而不是大家被召集到一起喊口号。
这样看来，无论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政党政治狂热时期，还是９０年代以降的消费主义狂热时期，我们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和公共生活、公共文化，当然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公共性。我们既不能把解放后三十年的革命文学、政治文学、运动文学当作是具有公共关怀的文学，也不能把公共性等同于把私人隐私拿到公共媒体上进行炒作。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认为，认真探讨文学的公共性，澄清由于时代和社会造成的种种误解，还文学的公共性以本来面目，是极为必要的。这次组织的三篇文章，虽然立场、术语、表述方式各异，但一个共同点却是努力对公共性的不同类型进行必要的分梳，三位作者努力证明，真正的文学公共性、真正的文学介入，不仅与文学的自主性、独立性不矛盾，而且恰恰以它们为自己存在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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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学我们已经谈论得太多，但是对于政治却谈论得太少，尽管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政治方面的切身经验，哪怕是那些提到政治便十分头疼的作家，他的这种反应本身就是曾经身陷政治的某种记忆。而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政治，并不是政治的全部，就像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经济活动，也不是经济活动的唯一形式，我们曾经拥有的文学，也并非是文学的唯一形式。事情的蹊跷正在于，为什么我们对于经济、文学等诸如此类的人类活动形式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认为它们始终有着开阔的前景，而对于政治如此不看好，认为它如此没有前途，只能拥有过去那样一种形式？
政治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现实的政治，即在社会生活中正在发挥作用的那种政治，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它，且不管它是如何形成的，总之它作为一种强势力量，已经存在于某处；另一种是理想的政治，于其中投放了人们关于如何组织自己所处社会的某种理想和期待。说这话在今天听上去有点像是笑话，迄今还有人对于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有可能的是，在这几茬人过去之后，当政治带来的伤痕越来越成为往事，随着社会的开放，人们的心态越来越开放与收放自如，那时候的年轻人或许不给自己设定这样那样的禁区，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来关心一下，包括政治。
政治关心这样的问题：“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如何解决人们不同利益、不同背景、不同思想及信仰之间的矛盾冲突？”类似的议题，蕴含着一系列的前提，而最为重要的前提是：谁都不是善主，不是君子或者天使，他身陷各种欲求与冲突之中，他本身即是“问题之人”，不能指望任何人与他人发生矛盾冲突尤其是利益冲突时，仅仅采取一种谦虚礼让、知书达理的态度，尽管他自己希望自己如此，正在朝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在达到这个终极目标之前，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私自利之徒，比自己想象与认可的要坏得多。达到这个目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多数人一辈子也达不到，即使个别人达到了，但是这不具有仿效的性质，不能指望其他人们也能够达到。而且不排除个别“圣徒”在面临巨大声誉及权力之后，重新退回到一般人低调的道德状态。现代政治学的鼻祖马基雅维利说的正是这个，他将人首先理解为豺狼，而人与人的关系则首先是豺狼与豺狼的关系。说出这一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而在今天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参与撰写“联邦论文”的汉密尔顿说：“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自私自利，别无目的。”

人是向善而并非直接和已经是善的，人性的这种幽暗性质，对于文学家来说，也不应该是陌生的。
如何解决豺狼之间不停的矛盾冲突？——不，这个问题应该由“豺狼”自己提出来：如何使得自己不至于因为每天与邻居之间不停的摩擦，而整天陷入某种混乱不堪当中？而耗尽生命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循着这个思路，他们决定接受一个统治者，在今天则是需要一个政府，即需要在他们之外的某种仲裁和平衡的力量，谓之“仲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约束或管制。就像交通规则，每个人都想自己尽快过马路，但是你必须要看红绿灯，这红绿灯就是一种管制的力量。无奈人类面临的事务比交通管制要复杂晦涩得多。在如何实现管制的问题上，政治哲学家们又分为不同的派别。霍布斯认为既然一般人们是不可靠的，那么则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将他们管住，即超强超霸的“列维坦”，而他之后的洛克则反驳道——对付一群调皮捣蛋的黄鼠狼，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猛兽譬如狮子去控制它们，但狮子又凶猛，威力又大，其为害性千百倍于黄鼠狼，难道它不需要防范与管制吗？洛克提出了权力之害的问题，这是另一种警醒，但他依然分享着与霍布斯同样的起点：人们并不是需要一个统治者，不是没有统治者便活不下去，更不是必须养活统治者之后他们才能够活下去，而是为了自身安全的考虑。换句话说，人们与统治者之间始终在进行某种交易：我给你纳税，你给我提供安全保障。我交了钱，目的是要从你那里得到安全服务。
可悲的是权力一再被神圣化了。当权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想方设法将自己说成是万古长青、不可动摇的，同时不惜一切人力物力，从物质上到精神上将自己塑造为“真命天子”，是秉承神秘的上苍之命令，超越于世俗世界之上，因而是不可侵犯、不可怀疑的。因为权力所享有的巨大资源和拥有的巨大支配性力量，使得它看上去像是拥有某种神奇的魔性，令一些人匍匐其下。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迷魅”。而现代社会伊始，便是破除这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迷魅”，神圣的光环剥落在地，“天命”所赋予的神秘外衣不再，权力（权威）需要提交自己合法性的论证，暴力、武力或许可以保证一时，但是不会延续太久。这种论证不应是口头上的，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工作，而且还要落实到看得见的程序上面，因而有了选举制、代议制、政党政治。类似变化的脚步在我们周围也依稀可闻，那便是从“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到“三个代表”，后者强调的是权力的民意基础。
合法性论证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不断地补充完善。哈贝马斯在汉娜·阿伦特的思路上提出的“公共领域”，首先涉及权力／权威的合法性论证问题，是对于选举制度的有力补充，即权威或认同的建立不应该单是通过选票，而是需要通过充分的辩论；能够成为人们之间规范的东西，必得经过公开、自由的沟通讨论；即使是人们自己的意见，也不是在被代表中得到呈现，而是在辩论中得到形成。所谓“公共性”，在“看得见、听得见”的含义背后，实际上强调的是不同利益、不同背景及思想的人们，能够在同一个亮起来的公开平台上得以露面和发出声音，那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和场所。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都借用文学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公共领域中发生的，就如同文学中发生的那样：个性纷呈、丰富多彩、每个人都在期间得到充分发挥和生长的空间。哈贝马斯将十八世纪的布尔乔亚的文学沙龙视为公共领域的雏形和预演，阿伦特则赞赏肯尼迪的白宫热衷于邀请各路艺术家，那些精神上的波西米亚人。因此，不能对“公共领域”做望文生义的理解，它不是指的“公共事务”——即那些个人之外的事情，而主要是这样一种性质——在平等公民的理性交往中，才能得到权威及规范的合法性说明。在将文学作为“隐喻”说明公共领域的性质时，哈贝马斯和阿伦特是在借文学的开放性为政治上的开放性作出示范，包含了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走在了政治前面这样的意思。当然，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文学都必然走在任何一种政治的前面，拥有那样一种开放的性质。
所有以上这一套表述，实际上距离文学还相当遥远，或者说还没有与文学发生关系。在哈贝马斯与阿伦特谈论公共领域时，他们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文学，尽管阿伦特对于文学尤其是诗歌拥有极高素养，她能够脱口背诵出许多古希腊文学与德语文学中的经典诗句。然而并非涉及文学专业的事情，对于从事文学的人们来说，就毫无意义和不值得谈论吗？这个问题值得人们考虑。即使这样的知识并不直接带进文学作品或文学研究，但是一个人并不是仅仅生活在他的专业之中，只能谈一些专业上面的事情。不论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他不是照样与他人一样生活在生活之中吗？不管他是多么不情愿，他不是同样与周围的邻居居住在这个星球的这个国度之内，与他人发生种种纷争和分享的关系吗？他邻居在市场上买了毒大米，他是不是也买了一些？他邻居吃进去的毒牛奶，他不是也吃了一些？若是他的邻居遭遇非法拆迁时，能够单单留下他的房屋吗？当政治学家说“谁都不是善主”时，同样也是包含了文学家和文学研究家在内的，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描写过（或研究过这种描写）美好的感情，就仅仅拥有美好高尚的感情而没有或不懂得那些“假、丑、恶”的东西。（在人性恶的问题上，文学家与政治家应该拥有更多共同语言的。）
因此，文学家（包括文学研究家）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如同任何一个普通人与政治的关系，他们对于政治的要求，也如同一个普通人对于政治的期待，比如一个如何不喝到毒牛奶的、平等的而不是特权的、法制的而不是没有地方讲理的环境。一个人只要承认他还是凡身肉胎，他就自然会有这样的要求。如果说这样的要求是梦想，看来会做梦的权利，就不仅仅属于文学家，也不仅仅属于文学，普通人也会有自己的梦想，有关合理政治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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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在公共领域中的溃败

１９５０年代至１９８０年代，文学是一种至少看上去“公共性”极强的文化门类。大批的革命文学作品的普及率，绝不亚于今天的畅销读物。而诸如关于《红楼梦》、《水浒传》的评论，则几乎是全民性的运动。
在这几十年里，文学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起着顶部装饰的作用，将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芒反射出七彩的颜色，美化了公众生活领域的灰暗。文学家则在公共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公众的教导者和拯救者的角色。但这并非因为文学家有着特别的人格魅力而堪称道德典范，相反，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们在基本的人格尊严和艺术品格上，乏善可陈，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如普通民众更有道德感。公众对文学的相对较为强烈的热情，也不意味着国民有着普遍强烈的文学需求和高水准的文学鉴赏力。文学享有这种过分崇高的地位，有赖于背后的政治强力的支撑。文学话语不过是政治话语的柔化版，在社会运动最热烈场面里，借助政治强力的文学的高亢声音，看上去像是一种狐假虎威的表演。
在今天看来，文学的这种“公共性”首先来自公共生活的一体化，文学不过是这种一体化的公共生活中的较为引人注目的文化形态之一。依照某种权力的指令，文学家像外科医生一样，致力于公众的思想改造和灵魂重塑的手术。这样，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当代文学是那般的高贵和强大。然而，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大和意识形态禁锢的松动，当代文学的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就暴露无遗。
长期被误解的“文学公共性”的虚假性一旦被揭穿，文学就不得不面对自身在“公共领域”及“公共事务”中退场的命运。建立在作协机构、报刊出版、学院文学教育等文学制度之上的垄断性生产关系，面临挑战。在大众文化时代盛大的文化筵席上，文学不得不屈居一隅，在次要席位上分得一些残羹剩饭。虽然在主流的文化格局的等级秩序中，文学依然高居文化金字塔的顶端，但显然已不再居于公共言论舞台的中央。文学家的角色在公众视野里备受冷落，文学的声音也变得可有可无。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文学充其量只能自救了，拯救社会或拯救公众的宏大理想，变得不切实际。
世纪之交，一些新锐作家也进行过重返文化舞台中心的努力，他们热切地拥抱大众娱乐市场，或多或少也吸引了一些舆论的关注，但在“娱乐化”的文化狂潮中，文学所能掀起的，不过是几朵细小的泡沫而已。依靠自身的娱乐化来引人注目，这也不是作家的特长，而作家们的“丑闻”的剩余价值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最近发生的所谓“三十位作协主席小说擂台赛”，则是作家们企图挤入网络文学大市场的一次努力。几十位文学老人，不顾年老体迈，亲自挂牌招揽，其结果却是自取其辱。更早一些时候，有着显赫文化头衔的白烨在自由作家韩寒及其支持者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只能落荒而逃。专业作家长期被圈养的后遗症，即是与公共事务的隔阂和与公众情感的隔膜。作家、学者在自己的专业圈子里，习惯了互相吹捧和指手画脚，一旦来到诸如互联网这样的公共空间，立即陷入晕眩状态。互联网遵循的是平等原则和匿名原则。在“ＩＤ”的汪洋里，“主席”、“副主席”这两个可疑的称号，非但不能带来荣耀，反而会是一种累赘，徒增笑柄。在遭遇年轻网民的冷嘲热讽之后，作协官员作家立即失态。企图依靠文学官员身份来挽救写作，出这种昏招，如果不是利令智昏的话，只能说是已经黔驴技穷了。
而另一方面，文学拥抱市场的结果，是自身的泡沫化。１９８０年代的文化新潮过去之后，文学的创造性精神即日渐衰颓。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写作的翻新只是体现在年龄段、性别和容貌的差异方面。一层泡沫被撇去之后，新的一层又生长起来，此间的唯一标准是利益。当代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没有独立品格和价值核心的“文化泥块”，曾经根据政治利益来塑造自己的形象，现在则根据商业利益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政治或商业的价值替代了文学价值。当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当下文学堕落的真相时，中国作家们气急败坏的反应，实在是因为被那些直言不讳的真话戳到了痛处。文学尚未真正建立自身内部的价值，要想在社会公共领域引导价值，如果失去了外部强力的支撑，就只能被公共文化所抛弃。

文学“介入性”的悖论

文学不是舆论，也不提供舆情参照，但文学可以反应单一个体对舆情的情绪和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又是一种特殊的舆情。但从文学的生产方式上看，与公共舆情有着根本的差别。文学首先是一个个体的创造活动。首先是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体的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为基础的。公民有权选择介入或者是疏离公共事务。作为一名有较强文化能力和话语权力的公民，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言论影响力，显然要大于普通公民，因而，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相对要多一些。但这并非文学写作的根本。作家往往会选择远离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性，来建立自己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必要的距离，摆脱现实利害关系的制约，以保证作家对现实公共事务的独立评判和批判立场。人文学术也有同样的特征。
从文学史上看，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式和性质的“介入”。一种是企图重建公共领域的价值与秩序的“介入”，比如，许多现实主义文学都有这种理想。启蒙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革命文学，等等。这些文学都那里寻找一种“公共性”，或者是批判的，或者是建设的。雨果、左拉、萨特、索尔仁尼琴等的作家，都选择了这一种方式。而作为对艺术性的补偿，又不得不（像萨特那样）赋予那些个人性和形式感都比较强的艺术门类（如诗歌、音乐、绘画等）以“不介入”的特权。另一种“介入”则不同。“介入”不是为了重建某种价值或秩序，而是为了给既定的秩序引入一种新的因素，有时，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或者只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使得公共领域中的一些原本不显豁的征兆凸现出来了，一些被既定秩序所掩盖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比如说，一般而言，在个人的审美领域与公共交往领域之间，有一种“不可通约性”。个人性经验一旦进入话语领域，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对这一“症状”的揭露，也是“介入性”的一种体现。普鲁斯特、卡夫卡之类的作家，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极度淡漠，但与他们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就对自己时代的生存经验的揭示和批判而言，普鲁斯特、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在深度和强度上，都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极限。
过分的“个人性”增加了交往的难度，成为公共交往关系的有序化的障碍。这就是一种“症状”。“介入”不是治疗，而是使“症状”显现。“介入的”写作不是要营造一个密不透风的话语空间，恰恰相反，它是要切入并打破话语的封闭性。它尊重对象文本的独立性，努力追踪话语的变动不居的、“活的”意义状态。为此，写作努力营造一个敞开、透明的话语空间，引导“意义”自由地呼吸，这是对话语的压抑与禁忌的释放和解除。与前一类直接型的“介入”写作相比，后一种写作甚至可以说是具备了一种更为普泛的“介入性”。
然而，“介入”的困难性不单单来自美学的方面，也不单单来自现实生存的方面，而是来自这二者之间的现实相关性。毫无疑问，“介入”需要一种道德的力量，同样也需要一种美学的力量。对于诗歌来说，“介入”的道德，首先是一种对于语言的道德。而“介入”的美学则是通过“介入”的道德实践才能实现其价值。对于文学而言，缺乏道德承诺的美学，是一种“不及物”的和苍白无力的美学；缺乏美学前提的道德承诺，则有可能被权力所征用，而转向人性的反面。在“介入”行动中，文学的道德与美学才有可能真正被统一起来。“介入”的文学以它诗意的目光表达了对现实生存的深厚关怀，同时，文学自身也通过这种关怀而获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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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鼠记

１

清晨，我努力地睁开疲惫的双眼，天已经大亮了。我头昏脑涨，全身无力。
匆匆洗漱后忙着去上班。整整一个白天，我心中仍存疑惑，不时地惦记着屋子里曾经出现的老鼠。虽然我一夜被老鼠搅得未睡成觉，我还是没有亲眼看见老鼠那种令人作呕的陋形。心里觉得总有一只老鼠让我不舒服。
中午下班回来时，我特别注意那间房屋，上班前临走时，也未放松警惕，十分谨慎地把那间屋子的门认真关好，在夜里搬出杂物时，我一件一件地认真地检查出屋的东西，比海关还严，生怕老鼠蒙混过关。因为，这些年，我对老鼠的本领有所认识，并且逐步深刻。特别是老鼠飞檐走壁、钻水管、爬电线、钻入鱼缸偷食金鱼等等精明的劣迹我已目见耳闻。美国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在二十年前早已让国人享受到老鼠的风采。在中午的时间里，我较为放心地躺在屋子里的床上对昨夜睡眠的欠缺做了些补充。我知道，老鼠总体上还是胆小的，它们白天一般不出来活动，它们怕见光，躲在阴暗角落里是它们的特性。当然，这些年在大白天也会见到胆大妄为的老鼠从楼房地下室、下水道、储藏室、厕所、小巷道里偶尔跑出来，但绝对是极少数，绝对是贼眉鼠脸，绝不会有一种从容和不迫在它们身上出现。但就这些劣迹表现，让见过的人们认为，如今的老鼠已经跟从前的大不一样了。不过，人们对老鼠宽容和熟视无睹的态度及心态也让我深感震惊和不解。人们似乎对待老鼠的存在有了一种君子风度。不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侯，领袖发出一声“除四害”的伟大号召，全国人民齐上阵，以排山倒海之势和雷霆万钧之力，让老鼠家族遭临灭绝之灾。当时打死一只老鼠，要顶消灭五千只苍蝇的任务。这样，在很多负责这项运动的地方，负责人卧室兼办公室里，经常会看见交送上来的一堆堆老鼠和苍蝇的巨大成绩。我那时候还小，心想，这样下去，老鼠、苍蝇、麻雀和蚊子这些坏东西，一定会断种。运动只展开了几个月，爱国行为也就停下来了。现在，有人还不时回忆念叨那个年代爱国卫生运动声势浩大的重要意义。现在，在给“四害”当中的麻雀平反伸冤后，却唯有麻雀遭受厄运的下场最快。因为，现代一族某一日发现麻雀的肉细腻、嫩美，最有营养，所以烧烤油炸美食风景线上，麻雀的身价令人青睐。如今动物保护人士已经发出呻吟，为麻雀哭泣悲悼。而老鼠，这种东西却愈来愈在人们的生活和视野里变得更具风采，文学作品、广告画面中老鼠的形象频频正面出现。由厌恶到一种惬意的赞叹，“哎，现在的老鼠聪明得很……”如果，有三五闲聊者，一旦提起此话题，完全是一场关于赞叹老鼠的专题讨论会。我此时才彻悟，现在人们的心态与时俱进，他们对待老鼠由上个世纪五六十、七八十年代的难容逐渐转向了９０年代的心理主题：宽容、豁达、大度。每当街道上的人们发现一只老鼠从阴暗角落来到光天化日之下，并且从容不迫地四下张望时，人们不再是人人喊打，而是以一种熟视无睹的容忍和大度去面对——没有一个人出现第一反应“打！”没有一个人做出坚定的行动疾步追上，或者几人围追堵截，只有少数未经世事的大一点孩子们在此时惊呼“老鼠！”二字外，就连我也表现出了一种漠然。
由于鼠药在构成对老鼠的威胁之时，也蔓延到对人类的极大危害。与此同时，还连锁反应地给老鼠的天敌猫等家畜造成危害。那些尊贵的猫们，由于自身本领退化，在抓不着老鼠或碰上一只奄奄待毖的老鼠时，贪天之功为己有，反而送了卿卿性命。更有个别尊贵者见了死老鼠也不尊贵了，更害了自己。这样，“毒鼠强”、“三步倒”等名牌鼠药被明令禁止。现在，自由市场上仅仅个别者偷售此类产品，多数则发明使用新产品，譬如粘鼠板、老鼠笼、夹鼠板等。而我此时被老鼠困扰所苦，也置买了粘板和笼子。
中午，一切平安无事。我心存警惕，开始思考有关老鼠的聪明和精道。按照我的估计和假想，它既然能从一个逃走的路线出去，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展开正面交锋。

２

夜，又一次降临。
进入夜的心情完全被老鼠占据。昨夜因老鼠无眠，今夜无眠是否会因为老鼠呢？
我的心里，此刻完全因了昨夜打鼠而让自己对“鼠”挥之不去。我认真地分析，昨夜几次翻天覆地的折腾，房间里该清理的物品和老鼠能藏身的地方，都十分认真地进行了搜索。凡是房间里能让老鼠躲藏的地方，一丝一毫都没有留下漏洞。
唯一不能让人放心的是一直怀疑的那个窗台和书柜之间的三厘米空隙，为了防止这种疏漏，我特意在那里摊了一张粘鼠板。
这样，经过分析和检查之后，我就放心地去睡觉了。
夜的翅膀降临在我的眼前，我在夜温馨的护佑下入睡了。
可是，一阵轻微的窸窣声唤醒了我潜意识里不踏实的警觉，我猛地在黑暗里睁大了眼睛，全身一动不动，用两只眼睛的余光在视觉能触到的黑暗里张望和寻找，我并用心去判断它藏匿的位置。
又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我轻轻地拧过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啊，老鼠。阳台那面的木窗棂上有一只老鼠正爬在上面，在屋外月光的映衬下，老鼠如一副十分漂亮的剪纸画，它长长的尾巴拖下来，尾梢往上微微卷曲——我被眼中的情景惊呆了。这时候，我不是在看老鼠，而是在欣赏陇东风俗剪纸画或一幅绝妙真实的剪纸艺术作品。窗外皎洁的月光映照过来，那幅画变得清晰生动起来，老鼠的动感更让我心动和着迷。
它太灵动了。老鼠似乎认识到有了外扰，随即迅速地从窗棂溜到了窗台上，一瞬间不见了影子。老鼠、窗棂、月光构成的剪影艺术画面却深刻地嵌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时候，我全身开始紧张。看来，老鼠并没有走出这间屋子，它一直躲藏在某一个地方。我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产生——我低估、错判了老鼠的行为。
我从床上一下子端坐起来。今夜，又睡不好觉了。
我下床打开屋顶上的灯，灯光十分明亮地照亮了房间所有地方。我重新用眼睛搜索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还是一无所获。我明白老鼠绝对不会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又摒住呼吸，靠在床头，把焦躁的心情重新进行整理，让心跳尽量地平静下来。
今夜，又必须同老鼠共度一个不眠之夜了。
面对与老鼠共度的现实，我确定了一个能睡则睡、能斗则斗、能共处则共处的思路。一方面，必须认可老鼠的存在让我不能安静和休息，另一方面必须做好与之斗争的架势。
明亮的灯光下面我平静地重新躺下来。我不能看书——这种情绪下，根本没有心思。
明亮的房间里，我睁大眼睛，是休息？还是在等待老鼠的动静？
夜在明亮的灯光下暂时沉入了宁静。
我微微闭着双眼，一边休息一边等待老鼠的出现。这之后，我再也没有发现老鼠，不知道它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期间，我又把床下面光线不明的角落重新进行了一次检查，什么也没有发现。
我关掉房间的灯，试图在黑暗里让眼睛和心态更加舒服一些。
窸窣声又出现了，我开始变得心烦。看来，今夜我们若共处，就不会和平。我顺手打开了床头右边的台灯。啊，不得了！老鼠正在我左边床头柜的台灯座上蹲着，它一双明亮的眼睛正脉脉地看着我，那样镇定和专一。我的眼睛与老鼠的眼睛进行了短暂的对峙。在对峙里，我们有了暂时的眼神之间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我们共同的眼神里面包含了许多彼此之间的认定和确信。这种发现和承认里，双方的眼光是平静的、柔和的、真挚的，没有愤怒和凶残，没有厌恶和恶意。我从老鼠那双非常明亮的眼睛里面，完全确定了这只老鼠的眼光全是稚气和纯简，没有那些历经世道老鼠的狡猾和诡诈——这是一只小老鼠，它显然没有经过任何大世面，没有那种老奸巨滑的神情从小珠子一样的目光流露出来。否则，它就不会傻呆在台灯上面，跟我在最多只有一米多之遥的距离对视。
这是我跟老鼠第一次正面的接触。
就在我跟它如此短暂相视的时间里，我们彼此好像有了一种心灵的对白。我没有举手喊打——时间静默，老鼠也表现出了对我的信任和一点陌生。陌生等于无知、天真，它没有危险的概念产生。它在迅速弄清情况后，一晃就不见了。我又转过头来正面躺在床上，用耳朵追寻老鼠的行踪。
在毫无行动的平静之中，我默默地捕捉老鼠的新动向。一段较长时间的沉寂之后，我终于感觉到了有一种声音在我床头右侧边的电脑桌架上出现了。
看见了，啊，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在电脑桌架子上忽悠一晃。瞬间，它就从我左边床头的下面钻过床底跑到右边电脑桌架上来了。
电脑桌架仅是几条简单的金属架子，它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此刻，已近深夜。连续两夜与老鼠的迷藏玩耍，我的身体有点支撑不住了。我随手抓起早已放在床头的一根细木棍对着电脑架子敲打了几下，“哐哐哐”，借此想吓唬它一阵子。
我累了，任灯光亮着，闭了眼想休息一会。心想，凭这一阵乱敲也足以吓得它至少能平静规矩一会儿。其实我错了，老鼠根本不怕你这一套。又是一阵窸窣声传进我的耳朵，声音很近。我生气了，我容忍不了这种针锋相对的挑衅，而且是一种毫不在乎的架势——它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跳下床，蹲在地上认真观摩，查看这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我的眼光扫视着眼前的一切摆设，就是一只苍蝇或蚊子也休想此刻逃过我的眼睛。天啦，无意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在电脑桌面下的键盘上，老鼠正躲藏在那里。这时候，它在暗处不动声色地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在它蹲着的键盘跟前，还有一粒红枣。我心里突然生出一阵感慨：聪明，绝顶的聪明，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
老鼠正安之若素地观察我的一切行动。
我们有了第二次正面的接触。
在我们彼此片刻的正视之后，我拿起床头那根细木棍伸进电脑键盘向老鼠横搅过去。然而，老鼠仅仅只是不停地往红枣跟前避让，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我被它的举动逗得好气又好笑。特别是为它的这种处变不惊、沉着应对、毫不惊诧和成竹在胸的行为深深打动了。在它看来，你不就是这两下子吗？我根本不在乎你。
我真的生气了，我举起木棍对准老鼠直直地戳去，它一见状，逃走了。它先是跳到了地板上，我紧跟着用棍子追杀，然而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一眨眼它就不见了。
我稍作调整，让情绪稍稍平静了下来。刚才，虽然跟老鼠进行了一次正面较量，远不如景阳冈上的武松那般英雄，但在夜深人静之时同老鼠展开斗争，真还有些惊心动魄之感。
这时，我感慨最为深刻的是：在此之前，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老鼠能寻找到这样一个根本不为我料到的避身之地呢？昨天夜里，它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最佳庇护地，而且还搬运来了食物供它食用。
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现在，我又以失败的结局退回到了床上。谋划着下一步行动的策略和办法。我想到了粘鼠板。一骨碌爬起来，撕开两张粘鼠板，将其中一张置放在窗台上老鼠的必经之处。这是老鼠从窗棂上爬下来的唯一通道。然后又在键盘上放了另一张，我还特意把那粒红枣放在粘鼠板的最佳位置。这时候，我似乎觉察到老鼠的生命开始受到饥饿的威胁了。
在做好这些伏击式的工作后，我又怀着十分的把握躺在床上，熄灭了灯，放心地睡了。心想，这次老鼠必被捉无疑。
夜已经很深了，我确实累了，满怀信心地睡了。我的心在等待，我想得到一种成功后的满足。头脑有些昏沉，但却很踏实。此前，我已经有了几次用粘鼠板捕获成功的先例。
黑暗里，那种熟悉的窸窣声又出现了。我感觉到声音是从我的床头边传过来的。我明白，老鼠肯定忍受不了已经开始威胁它生命的饥饿，这间屋子已经没有可以让它偷食的任何食物了。我想，那粒红枣无疑一定是它必须获取的目标，我判断出声音也正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而且声音有些异样，我心里一阵激动，一定是老鼠被粘住了，我迅疾打开床头右边的台灯，爬下床准备去看粘住的老鼠。忽然，老鼠的身影像闪电一般，从电脑桌下跃到了跟前靠背椅的衣服上面。糟糕！我暗自一惊，千万不可让它钻进衣服里面，我急忙拿起床头那根木棍狠命抽打。其实，我又错了，老鼠在我看见后的那一瞬间早已跑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它怎么就那么快，闪电一般，疾飞一样，连普通飞鸟也跟不上它的速度。老鼠又不见了。
我再爬下身看电脑键盘上的粘鼠板，才发现老鼠根本就没有上去。尽管那上面有维持生命的食物，但它表现出了极大的自我克制。也许它敏锐的嗅觉，早已从上面侦察到了人曾经触摸过的气味——它坚决不上我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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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睡眠又开始出现问题。我一直咬牙忍着。每次中午关掉电脑后，大脑中对往事的记忆关不掉。那些记忆的碎片在脑海里不受控制地乱窜，胃部气郁，结成硬块。吃不下饭。我要来回在屋里走动半小时，深呼吸，吐气，揉胃脘，努力把午饭吃下去，然后又来回像困兽一样走走走，做心理治疗。
等我走累了，躺在床上午休时，记忆像一群铺天盖地的兀鹰笼罩着我，啄噬我。我紧闭眼睛，全神贯注驱赶它们，不让它们强壮、变形、失控。我安慰自己：好孩子，不要怕，睡吧睡吧，放松……睡吧。
不可能睡着。
我给自己做正面的认知治疗。两点左右，搏斗到三点多。养神结束。
夜里，吃一粒阿普唑仑不行。没有睡意。
梦。梦里很疲倦。梦醒，也疲倦。

小时候，我常被妈妈梦中的哭叫声惊醒。我会吓得一骨碌坐起来，在黑暗中哆嗦着听隔壁的声音。爸爸会焦急地叫醒妈妈，妈妈一醒来就会说她正在做噩梦。有时爸爸出差不在家，夜半这种时候就是我和弟弟负责叫醒妈妈。我和弟弟都会大声喊：妈妈！妈妈！你又做噩梦了！妈妈在隔壁会含含糊糊应一声，不再哭喊。夜重新静下来，而我有时不能很快入睡，就会瞎猜，猜妈妈梦中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是梦见她爸妈被“群众”枪毙了？还是梦见爸爸不要我们了？
小时候我不太做梦。二年级的时候，我梦见妈妈死了，放在一个门板上。醒来后，我心里很不安，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我不敢跟家里人说，但不说这个梦又总在困扰我。我偷偷告诉了一个女老师。老师说：不要再想这个梦，不要把这个梦告诉你爸爸妈妈。
长大之后，我也常做噩梦，在梦中哭喊。但是，从来没有真的哭喊出来，我的哭喊不会冲出我的梦境，它们始终属于梦的语言，不会惊扰别人。它们牢牢地困在我的精神意识里，我不说，谁也不知道我的梦里游动着怎样的恐怖场景。
我跟家人没有谈过做梦的话题。不知道他们是否常做梦，会不会常做噩梦。
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不了解一个人的梦，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一个人。
这个道理是埃里希·弗罗姆前天才告诉我的。
我猜我的曾外祖母不会常做噩梦，因为……因为她叫喜姑。这条精神基因链在我这里“咔嚓”斩断了。我庆幸自己没要孩子，否则，这孩子精神一定很脆弱。不管她白天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但夜晚她的梦语境内会弥漫着莫名的不幸。

我梦见自己在参加考试：好像是毫无准备之中接到考试的通知，很惊讶，很无奈。急急忙忙跑进考场，人家都快考完了。我急得要死，监考老师们责备我，指责我不应该迟到，后果要自负。
我觉得冤枉，可又不知这是什么人的过错。我有口难辩。为了争取时间，尽管知道考试时间肯定不够了，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拿试卷。
老师们在考生名单上查不到我的名字，我更着急了，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该考些什么。
有老师主张别查了，让她考完再说。这时，来了一个好像是退了休的老教师，他可能不是监考人员，但人们挺尊重他。他说：查不到，就说明她不是今天的考生嘛。
我起初还没明白，老师们却纷纷称赞旁观者清。很快，有老师告诉我，是他们弄错了，我早已经考完了，今天这场考试与我无关。
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心里清清楚楚地想道：太好了，原来今天不用考试啊！我高兴了好一阵子，没有立即离开考场。我心情愉快地望着考场，不时在场边跟监考人员轻声聊聊天。似乎心里一直很快活，如释重负，总在笑着想：嗨，虚惊一场，原来我早就考完了。

我总梦见考试。
考试除了是压力的象征外，跟我的精神遗传有无关联呢？曾外婆的父亲是个举人，我对考试的焦虑是否源自他老人家？
我的上述梦境如果换一个时代背景，完全可以编成电视剧中清代的一场戏：科举考场里，众考生挥笔疾书，考试即将结束，这时门外喧嚷，一穷寒书生，也就是我那曾外公，冒死闯了进来，诚惶诚恐跪说因被奸人陷害，很晚才看到乡试告示，迟来罪该万死，但求考官格外开恩，允许他利用剩下的一点时间应试。考官们有的斥责他，要定他扰堂之罪，有的可怜他，想给他一点机会，但他们在考生簿上翻来查去找不到他的名字。这时，一个老考官突然指着下跪之书生说：你——你不是考过了吗？你前年就已高中举人，你还跑来这里考什么啊！
然后呢？接下去该怎么说？
是让那书生陡然从梦中醒来，像“范进中举”故事中的范书生那样，拍着手大叫？还是让那跪着的书生站起来，作一赔罪大揖，喜极而泣？
我把考试噩梦的账记在老祖宗的名下是否不孝？是否有点耍赖？曾外婆的父亲中举之前想必是考了又考，那些什么“岁考”、“乡试”等等，总要把他考得魂飞魄散、神神经经、屡败屡战、脑汁榨干方能赢来高中的这一天吧？范进中举的故事尽人皆知，科举考试绝对比现在的高考更残酷，更摧残人的神经。
这个梦大概描述了我目前的心理状况，我要特别小心。减药时期要特别安静，出现倒退现象是正常的，焦虑、抑郁像贼、像歹徒，一见小区岗哨减少了卫兵数量，就立刻乘虚而入，企图作乱。我要沉着应对，只要关键的几天防卫得当，就能长我士气，灭敌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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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木制图1978年的夏天，对于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曾经害怕在“政治上出问题”被锁进抽屉的手稿，于当年8月刊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卢新华的《伤痕》，成为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的滥觞。

30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阅读那些在艺术上略显粗糙的文本，会发现它们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本身。而此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传播渠道上，又收获了与现代文学30年相异的成果，也体验着社会剧变带来的新的困惑。

寻根探索

　　文学重新发现“人”的价值

改革开放伊始，社会生活的突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文化启蒙”思潮成为当时的主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等作品的推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社会生活中，文学分担了对时代命运进行思考和构想的重任。

随着国门的打开和大量西方艺术思潮的引入，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等文学潮流此起彼伏。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在一系列的文本实验 中，文学独立的艺术价值在哪里，作家应该如何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焦点。卸去附加在文学身上的社会教化功能，“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 觉”成为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

阿城的《棋王》、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在这些读者熟悉的作品中，无论是对历史的追忆，还是对世俗生活的呈现，或者是对 个体经验的描述，中国文学背负多年的重担减轻甚至消失了，文学在“重新发现人的价值”这一命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各个侧面表现了社会变革下人们精神和 生活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文学回到自身的一个过程”，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家冯骥才说，“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宽广，作家对时代风貌、人们的情感、心灵的解放等更加关注。”

大众写作

　　文学“去精英化”伴随喧嚣

当我们翻开新时期文学年表，会发现改革开放后的数年间，文学期刊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在作品发表和文学问题的讨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角色。谌容的《人到中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红高粱》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在这些期刊上得以发表并引起社会关 注。然而，由于资源有限，“真正能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作品的，仍然是少数精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说。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的出版机制的建立，大量文学作品得以出版，更多文学爱好者有了发表作品的可能性。“近几年来，中国文学出现了两个重要 市场，一是以‘80后’作家为代表的畅销书市场，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市场影响力；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涌现出的作家拥有的较稳定的小众畅销书市场，这些 多是纯文学作品，是30年来文学创作最深刻的变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

进入新世纪，随着大众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写作成为大众化活动。“大量‘网络写手’往往比职业作家更活跃”，陶东风说，“今天的文学大门 几乎向所有人开放，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精英群体。文学和作家都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头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在少数作家‘倒下’的同时，成千上万的‘ 写手’站了起来。”

责任回归

　　时代再次呼唤文学的社会担当

“每当展开被读者的眼泪沾湿的信纸，听到清脆的沙沙声，总会被其中传递出的热情深深打动。”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创作，冯骥才的讲述不无动情。然而，随着当下文化消费的多样化，文学已经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万众瞩目，文学作品也少有那般动人心魄的力量。

“去精英化虽然给大众参与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能性，却不能保证这种参与的质量。”陶东风说。

“当下的文学创作令人担忧，一些轰动一时的作品往往有商业炒作的成分，真正关注时代命运并且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寥若晨星。”冯骥才认为，造成这 种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如今人们的价值观、生活和思想状态在急剧变化，作家不易抓到生活的本质提炼出有时代气息的人物；另一方面，传播速度的加 快，使人们对文学是否仍具有持久的力量产生了质疑，而一些文学作品也在利益的诱惑下，沦为快餐文化的一部分，往往热衷于制造概念，精神和艺术在概念的泡沫 中逐渐消弭。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文学面临的是社会承担与艺术追求之间的二元选择，那么今天，市场的加入无疑使文学的处境更加复杂，文学的走向在一定 程度上受制于多种力量的角逐。在30年的发展后，文学正面临着一个戏剧性的轮回——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探索，在喧嚣浮躁的大众写作之 后，当文学体验着“不可承受之轻”时，人们又开始重新呼唤文学的社会担当和艺术坚守。

“文学和文学人是否有必要热情地关注当下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巨大社会变革，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那一点点作用？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是否就决定了它只能是个人的事业，而与时代和人民无关？”著名作家陆天明的话，说出了许多文学工作者心中的困惑和对文学归宿的焦虑。

责任与艺术、沉钝与跳脱、启蒙与自觉，文学如何在未来找寻到那个至关重要的平衡点？这，不仅是文学工作者，也是整个社会需要潜心思悟的命题。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