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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陈丹青VS.梁文道

01月 24th, 2009 by admin
我觉得今天很可悲的地方是很多东西我们常识稀缺,但是却有一大套理论、名词、很好听的东西来包装,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


2008年1月7日,陈丹青与梁文道,两个同样短发的中年男人在北京坐而论道。

  写作和常识

主持人:今天看见两位坐在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感觉,陈丹青先生谈到艺术时曾有一个特别的用法叫“并置”,我觉得你们两个并置到一起很特别,有效果。我以前看到陈先生上节目的时候经常穿中式的黑颜色衣服,今天为什么改成西装?

陈丹青:这些年已经不穿了,因为总问你为什么穿这个,总要回答多少次,很烦,就不穿了。

主持人(问梁文道):那你为什么要穿中装?

梁文道:这是山寨版的陈丹青。

主持人:两位写作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陈丹青:我觉得梁先生非常专业,我是业余的,第一,我白天都在画画,都是零碎时间在写,另外我写得很慢,改的地方非常多。

梁 文道:我觉得也是这样,我看陈丹青写的东西看得出来写得很慢,一定是慢慢思考,快的东西是像我那种。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工匠,每天早上接到电话要写什么 稿,然后我说什么时候要,他们说两小时行吗,我说好,然后开始写。我是做媒体的,做媒体的人要很准时,比如做节目,有时候要说一段话,导演说26秒行吗, 我说好,多一秒少一秒都不行,所以我基本上是很迅速的,就是一个工匠。

主持人:你们在来之前已经互相把对方的书都看过了吧?能互相点评一下吗?

陈 丹青:他非常迅速,短兵相接,会立刻对昨天甚至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反应,他会让人立刻想到梁文道怎么说,他现在已经起到这个效果。他自己谦虚,说时评会被迅 速忘掉,事情过了时评也忘了,这是一面;另一面,做成书,和报纸、网络还是不一样,因为我相信,一篇文章得读上两三遍以上才算是读,做成书,可以这样读。

梁 文道:我最在意的是陈先生每本书里面的节奏感,这个节奏感是由什么形成的呢?首先是里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就像并置,是放在一起的,而且最妙的一点, 我很喜欢一个效果,就是他自己的文章跟访谈穿插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因为陈丹青写的东西看得出来是在慢慢写,他的文章是有一种特别像在说话的感 觉,其实非常直接。他用的文字,我看得出来是很讲究,但是那个语气是直接的。他写文章的速度感很慢,但是访谈不一样,访谈是灵光一现的东西,有时候对一个 受访者来讲,别人问的问题可能是你原来没有想过的,但是今天你问到我会回答你,而答出来说不定连他自己都会意外,那是意外的创作。这是在今天我们读书界、 出版界常常被忽略的事,我们常常认为访谈不重要,其实看世界各地都有很重要的访谈节目出来的。书中一些类似的题目,有的是他自己去写,有的是访谈的,于是 同样题材、同一个材料就有两种不同的文体来处理,这会造成一种很奇特的节奏感。

主持人:梁先生是第一次在内地出书,书名叫《常识》,在书的封面上还专门写了一段话:“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使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你心目中的常识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稀缺常识呢?

梁 文道: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在三聚氰氨事件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讨论,也看到一些学者出来谈,看到学者出来谈我就乐了,因为有一个教工商管理的学者 说,中国太不重视企业责任,讲了一大堆理论。但是对我来讲这不是企业责任的问题,而是常识。常识是什么?常识是你做食品不能下毒,这个如果算是企业责任的 话我们的国家就完蛋了。开车不能闯红灯,看到人不能撞,做食品出来给人吃就不要下毒,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常识。我觉得今天很可悲的地方是很多东西我们常识 稀缺,但是却有一大套理论、名词、很好听的东西来包装,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

陈丹青:我记得在30年前“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中央高层有一个理论家说,我们现在全党和全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恢复常识。可是过了这么久,还是有这个问题。

梁文道:我看陈丹青也写过《常识与记忆》,今天我很高兴的是,我喜欢的作家像陈丹青等很多朋友,他们写的东西在我看来很多时候是在写常识而已。一方面可悲的是我们这个年代我还在写觉得是常识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价值的。

陈 丹青:我看梁先生的书,我很多事情不知道,很多书都没看过,因为他是受过完整的教育,而他表达自己的时候,管道非常多。但是我的知识结构很有限,等到我出 国以后,开始大量地读书,记忆力和说话能力其实不如年轻的时候,所以当我在说常识的时候,我和他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个画画的,我的常识都和眼睛有关系,所 以我凡是谈到常识,都跟你看见什么、没看见什么,或者没有注意什么有关,都在这个范围里。但是我时常怀疑我的常识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有好几代人,五六十岁 的人很可能在很多问题上是常识有问题的,包括我自己。我看到现在70后、80后的孩子,我心里会有尊敬,因为他们获得常识的普遍年龄要比我们小得多,我们 还在发昏的时候他们已经比较有常识了。

爱国和自卑

主持人:你们的文章中写到,很多集体的认知未必是符合常识的,比如梁文道先生写到关于移民的问题,前段时间巩俐移民到新加坡,很多网友很愤怒。他们总是把移民和爱国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梁先生怎么看?

梁 文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并不想去讨论一个人移民到底还爱不爱国。那么什么叫爱国呢?我印象深刻的是二战的时候,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去到别的国 家,有人问他,你离开祖国以后还爱这个国家吗,你离开祖国的土壤还能够像以前那样创作吗?托马斯·曼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我觉得非常有气魄,每个文 化人都应该把这句话当作对自己的要求。当然,我不是要巩俐也说,我到了新加坡,中国在新加坡。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太过习惯于把任何事情很快扯到爱国 的高度来讨论,我很少看到世界上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样关心爱国问题,没有别的大国像我们这样。为什么会这么关心爱国?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先走 开一下,不要直接去回答巩俐爱不爱国的问题,而是要想我们为什么总谈爱国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自卑的问题。

陈丹青:因为把国和自己等同,看到别人走了,意思是他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们这样的人,长期自卑才会这样,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在乎同类对同类的看法。最简单的定义:你怎么走了?

我 也移民了。我印象很深,1981年我开始申请护照,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很简陋,在现在的正义路那一带,接待我们的走廊比这个桌子宽一点,我一开门进去所有人 都低着头,好像我们要叛国,我也觉得自己要叛国,因为我要到美国去,但是没有办法,要申请护照。我天然有一种概念,今天我要出国,没有人跟我说一句话,自 己头就低了下来,走出国门后才摆脱罪恶感。我从插队到农村,再到跟朋友告别,中国人都喜欢问一句话“你会不会忘记我”,我觉得这就是很深很深的自卑,我不 会想到问一个人会不会忘记我,可是他非常在乎你是不是记得他。我相信这是我们遗传的基因,有一个人离开这个村子,有一个人离开这个省,比如我离开江西的时 候到江苏插队,很多江西插队的老朋友很痛苦地给我写信说,你走了给我们当头一棒,其实我只是到另外一个地方插队,离开的人对其他人就是一种打击,这种情况 到今天还有。这种纠葛可能形成整个被称作爱国主义的情绪,就是非常在乎一个人走掉了,尤其在一个很富裕、没有障碍的情况下走掉,这意味着他自己还没有走 掉。所以这不是爱国,是自卑。

梁文道:反过来看,包括我自己也做电视,我很喜欢做一些节目,特别是在新年的时候,让一些老外穿着 唐装,上来表演一段扇子舞,反正就是让老外装中国人,大家看着好乐好高兴,有一种万国来朝的感觉。我看这些节目的时候会想,章子怡演日本的艺伎,我们马上 骂她。看着老外穿唐装说相声,我在想他们的祖国会不会马上骂他们跑到中国,而且还说相声。

锋芒和时评

主持人:在你们的书里我随意可以看到你们思想的锋芒。

陈丹青:这个不能算锋芒,就叫思想。

主持人:你们的文章比别人的文章看起来要尖锐一些,比如陈丹青先生在写文章的时候,是不是把鲁迅先生作为自己的目标,或者说他的写作对你有影响吗?

陈 丹青:我写文章的时候老是鲁迅鲁迅鲁迅,那就没法写文章了。但是我相信我受到他的影响,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读他的文章。这是“文革”网开一面,只有鲁迅的书 和毛主席的书可以读,我只读过鲁迅的书,而且是在记忆力最旺盛的时候,所以给了我一个类似胎记那样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写的时候不会想到鲁迅。

主持人:梁先生什么时候开始写时事评论?

梁文道:我开始写评论是在1988年,但是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艺术评论、文化评论,偶尔也写一点时事,那时我只有十七八岁。真正很密集地写是过了2000年之后。刚才讲到所谓的锋芒很好玩,锋芒是什么?比如写东西的语言文字很有锋芒……

陈 丹青:打电话给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陈丹青最近怎么样。我说很好,还活着。他们觉得你怎么说话非要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活着就太好了,我干吗 还活着。台湾有一个记者很有意思,最近干吗呢?他说混吃等死。但是这是一句真话,我们每一天在朝着坟墓走,但是我们还活着。这就是锋芒。

主持人:像梁文道的《常识》主要是时事评论,陈丹青书里面的自由谈部分也有评论。时事评论有一定的局限,它是针对当下,这个文字要留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你们怎么看时事评论即时的价值和留存的价值?

梁 文道:我想写时事评论的人首先要追求的而且最大的追求是一个即时的效果,而不在于将来是否留存于后世或者出书。我写了20多年的评论,很多年前我一直抗拒 图书,因为我觉得出书不是我该做的事,如果我有工夫花几天整理稿子出书,我就可以多写几篇评论。但是后来我发现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时评后来还仍然有效, 起码在一段时间有效。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评论矿难,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矿难呢?然后去分析煤炭工业有什么问题,管理体制有什么问题,写了一篇评论。照 道理讲它该过时了,但是它没有过时,因为三年之后矿难还在发生,而且发生得更多。这是个很可悲的事情,一个人的时事评论居然不过时,这是很完蛋的一件事 情。

还有另外一种时事评论,不可想象为什么当时这样写。比如前几年我看钱钢写的书,他专门写1945年抗战结束后一年的事情,把 当时的社论报道重新整理出来。我看到当年的《大公报》在抗战胜利第二天的社论,那个社论说,抗战终于结束了,然后大部分的篇幅讲的是,这个社论作者看到了 日本皇军在低着头听投降宣告的时候,看到他们沮丧,看到他们的队伍还是那么的秩序井然。这个社论居然评价说,这样的军队到了这个时刻仍然是这个样子,你就 知道日本民族始终是一个可敬的民族,看到他们沮丧也觉得其情可悯,所以中国人要记住日本是我们的邻居,这个民族本身不可恨,尽管他们的领导人让他们做过很 可恨的事情。那是抗战胜利第二天的事情,而再想象这背后的读者,当年这份报纸,读者对它的欢迎程度。当年买这份报纸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会接受这样的报 纸,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受了日本十几年的磨难,至今回想起来都是带着刺刀杀人掳掠,但是胜利第二天报纸却说这些军人秩序井然很可敬。当这样去看 时评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但是正因为他这么写,我看到这是战胜国,只有战胜国才会有这样的气量。

山寨和读书

主持人:请点评一下过去的2008年比较大的文化事件。

梁 文道:从记忆犹新的开始讲起,山寨文化,这是很有趣的。突然之间大家很关心山寨这件事情,山寨首先想到翻版、模仿、抄袭,但是更有趣的是,从山寨文化看到 整个今天中国大众文化的调侃性格。比如像央视办春晚,有人要搞一个山寨春晚,然后大家很高兴,觉得很有创意。这个事情分两面看,一方面大家都在拿今天的主 流文化或者上得台面的东西开玩笑,这恰恰表示今天的主流是多强大,强大到一个程度是大家都想颠覆它。另一个方面,或者让人难过的地方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东 西,最能够发挥我们想象力的东西都是想办法怎么去调侃。在艺术上要做一个颠覆的事情,绝对不会只是开玩笑,那只是艺术颠覆的一部分而已,艺术的颠覆可以自 己重新打开新天地做起来,不一定要拿主流文化来开玩笑。我觉得山寨文化给我的体会就是很好玩。

主持人:有人说现在书出得很多,但是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不知道你们二位对这个状况怎么看?

陈 丹青:这是人口比例问题,我并不能跑到人家里去看多少人在读书,但是在公共场所,咖啡馆,尤其是公交系统,在欧洲国家和日本几乎一半人都在阅读,不是看报 纸,就是看书,我有的时候遇到满车厢都在看书的情况,像课堂一样。美国稍微差一点,不如欧洲。中国沮丧的不是读书的人少,我相信中国读书的人还是非常多, 我非常愿意相信这一点。但问题它跟人口的比例很让人沮丧,荷兰、德国、法国人口都和我们没法比,中国13亿人,实际上可能还会更多,但是读书的人口很有 限。但我并不沮丧到书店买书的人越来越少,我亲自接触的大学生和年轻人都很爱读书的。

梁文道:香港当然很糟糕了,比如你搭地铁, 如果拿着本书看,你就是这个车厢里面最怪的人,别人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怪,为什么会看书。但是反过来,你要拿一个文件,在很认真地看文件或者合同,这就是很 正确的。你可以在地铁看东西,但必须是跟生意有关的事情,这是香港很让人悲哀的地方。今天我们国家读书的气氛,我觉得不算糟糕,问题只在于我们读什么跟怎 么读而已。常常看到一部书除了说他是编著之外,内容一点介绍都没有,材料从哪来的不知道。但是读者中大部分人不追究这个问题,这是个危机。为什么今天中国 网络上小道消息非常多、谣言特别多呢?因为我们不特别关心东西怎么来的。比如我们看一个新闻报道,我们不大计较采访的过程怎么样,不计较求证的过程怎么 样。

主持人:读书有什么用?

梁文道:我觉得读书最大的用处是让我们知道该去思考,意思是说读书在颠覆、 改变你,让你看到自己看不到的东西,想到一些自己想不到的问题,这个很重要。但并不是说读书一定会做到这些,要看你读的什么书。更重要的是这个读者有没有 做好给人家换脑袋的准备。我们常常看到有的读者读过很多书,无论他读任何一本书都在坚持自己的脑袋在看,他看再多也不会更丰富,只会更顽固。

陈丹青:当我读书的时候没有立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写东西仿佛很有立场,但是我打开任何书,只要我读得下去的书,我没有立场,我立刻会相信它。我非常听书的话,如果这本书能够让我成功读下去的话。

(本文根据1月7日陈丹青和梁文道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新书推介会上的对话速记稿整理)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秋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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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宏:年味淡了,传统应珍爱

01月 24th, 2009 by admin
2009年1月23日 10:42
    最早提出节日应放假 赵丽宏:年味淡了,传统应珍爱

    每年都会自己印制贺卡,寄给朋友们,今年的贺卡则是由他从新西兰学设计归国的儿子制作的。57岁的上海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把春节等传统佳节看得很重,因为他觉得这些节日浓缩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精髓。为此,他早在遥远的1988年就向全国政协大会递交过 传统佳节应该放假的提案,他对去年提案变成现实而深感欣慰。

记者:记得小时候过年的情景吗?

赵丽宏:小时候,父亲总会带我去买年画。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店里挂了很多年画,父亲总是让我自己 来挑。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父母给孩子买年画很盛行。记得有一次我挑了一张《三英战吕布》,因为那一年我正痴迷于《三国演义》。又过了一些年,我挑 了一张《和平与友谊》,画上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握手的场景。我买回来,喜滋滋地挂上,没想到不久就中苏交恶了(笑)。

记者:这几年,很多事务都在发生巨变,包括春节,春节哪一点变化让你记忆最深刻?

赵丽宏:春节有很多文化,前面说的年画、年夜饭都是。当然还有守岁,长辈要给小辈压岁钱。春联也 是。现在春联少了,发短信祝福的多了。我每年春节都会收到几百条祝福短信,有一些短信没有落款,我连发短信的人是谁都不知道,但看了仍会感到很温馨。记得 有一次收到了诗人舒婷的祝福短信,她引用了清代孔尚任的一首七律《甲午元旦》。正好也是我喜欢的一首诗。

记者:现在一些青年人对春节的感觉越来越淡漠,但您还叫儿子为您设计新春贺卡,您和儿子对待春节会有不同看法吗?

赵丽宏:(笑)我儿子在新西兰学的设计。他起初设计的贺卡“洋”了一点,但我更喜欢传统红色的喜气。就是这样一点不同。在对春节的态度方面,他肯定要听我的,春节是我们的文化,必须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

记者:您说到春节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但现在人们分明认为“年味儿”越来越淡了。

赵丽宏:现在钱多了,人心也浮躁了。春节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人们还意识不够。这些文化是很珍贵的,理应好好珍惜爱护和传承。节日是中国的文化符号。

记者:可是应该怎么样才能遏制传统节日被淡忘的速度呢?

赵丽宏:我1988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递交了有关中秋节放假的提案。我是第一个提出传统佳节应该 放假的全国政协委员,但是1988年那次,我没有得到多少回应,我很孤独。这20多年间,为了传统节日能够放假,我一共递交了5份提案。第一重要的当然是 春节,此外是中秋节、清明节、元宵节和端午节。去年开始很多节日终于都开始放假了,我感到很欣慰。但是绝对不能仅一放了之,还必须告诉人们节日的内涵,比 如春节是团聚的节日,清明节是感恩的节日等等。

来源:青年报  作者:郦亮 赵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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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诗》 赵丽宏

01月 16th, 2009 by admin

感谢诗


日期:2009-01-15 作者:赵丽宏 来源:新民晚报

    赵丽宏从 写第一首诗至今,有了多少年头,自己也很难计算了。最初的诗,写在日记本中,那还是中学时代,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吧。收在这本诗选中年代最早的诗,写于 1970年秋天。那时,我在故乡崇明岛“插队落户”,那些在飘摇昏暗的油灯下写的诗行,现在读,还能带我进入当时的情境,油灯下身影孤独,窗外寒风呼啸, 然而心中却有诗意荡漾,有梦想之翼拍动。可以说,诗歌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诗歌之于我,恰如那盏在黑暗中燃烧着的小油灯,伴我度过长 夜,为我驱散孤独。人人心中都会有一盏灯,尽管人世间的风向来去不定,时起时伏,只要你心里还存着爱,存着对未来的希冀,这灯就不会熄灭。世界博大,人心 纷繁,我想,人类心灯的形态和光芒是不一样的。和诗歌结缘,是我的幸运。

这两卷诗选(已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收入了 我的二百多首诗作,时间跨度将近四十年。这些诗行中,有我人生的屐痕,生命的印记,是我在文学之路上探索前行的足音,也是我所生活的时代在我心灵中激发出 的真实回声。对一个写作者来说,真正的诗歌到底是什么?多年前,在《上海文学》的“百家诗会”发表诗作时,我曾经写过一段话,表达了我对诗的看法:“把语 言变成音乐,用你独特的旋律和感受,真诚地倾吐一颗敏感的心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爱——这便是诗。诗中的爱心是博大的,它可以涵盖人类感情中的一切声音:痛 苦、欢乐、悲伤、忧愁、愤怒,甚至迷惘……唯一无法容纳的,是虚伪。好诗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能够拨动读者的心弦。在浩瀚的心灵海洋中引不起一星 半滴共鸣的自我激动,恐怕不会有生命力。”年轻时代的思索结果,现在来看,依然可以接受,这也是我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和小结。收在这本诗选中的作品,只是我 诗作中的一小部分,基本以写作年代排序。读者会发现,我写诗的数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这并非说明我对诗歌的热爱在消退。诗是激情的产物,诗的激情确 实更多和青春相连,所以诗人的特征常常是年轻。然而这种年轻应该是精神的,而非生理的。只要精神不老,诗心便不会衰亡。这些年,我更多写作散文,但从未放 弃过诗歌。诗和散文之间,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我想,只要我仍在写作,我就会继续写诗。

感谢诗歌,使我的人生多了一点浪漫的色彩;感谢诗歌,使我多了一种记录生命、感受自然、抒发情感的方式。感谢诗歌,使我常怀着青春的梦想,哪怕霜染鬓发,依然心存少年情怀。

也感谢所有曾使我萌动诗心的人,我的前辈,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读者,谢谢你们的理解、关爱和鼓励,使我一路走到今天。但愿这本诗选,是我对你们的一个真诚的回报。

本文为《赵丽宏诗选》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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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2009年2月号:新推专栏引人注目

01月 16th, 2009 by admin

《上海文学》2009年2月号今已印行。本期有光盘的中篇小说《错乱》,反映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一种错乱与正常之间难以辨别的互悖状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短篇小说《紫晶月季花》,作者残雪运用一贯的先锋笔法,以向地下生长的月季花为隐喻,深入探索现代人隐秘的精神内核。《这里的天空》,作者张梅以类似舞台剧中独白的叙事形式,表现外来者与都市人之间对抗与交融的微妙情感,跳跃式的语言充满弹性与可塑性。薛荣的《小镇舞会》讲述小镇青年男女举办一场失败的舞会的经历,折射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内心的燥动与迷惘。刘静好的《换届》题材较有新意,布局结构精致。

今年1月号杂志新设“短篇精荐” 、“十二幅画”、“惊鸿留痕”等五个专栏与读者见面后,引人注目。本期“短篇精荐” 专栏由程德培推荐并评介叶弥的《“崔记”火车》。该小说揭示平凡人隐藏的激情以及命运之下的无奈与妥协,充满寓意又令人心酸。杨显惠的“甘南纪事”专栏推出《恩贝·白玛》。观察甘南藏民地区的民俗民风,以及地域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细致入微,现场感强。刘心武的专栏“十二幅画” 首篇《兰畦之路》刊登后,引发读者热烈反响,本期为《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回忆与作家王小波的个人交往,表现王小波的生活侧面,情感真挚,颇可一读。韩小蕙主持的散文专栏“惊鸿留痕”,推荐《庸常生活一日》,作者刘荒田为旅居美国多年的华人作家,生活积累丰富,幽默诙谐,使读者对美国文化特征和氛围有所了解。刘绪源的专栏“今文渊源”刊登《文学市场与幽默实验》,通过讲述文化名人林语堂创办杂志的过程,对比他与鲁迅、周作人等同代名家在文学观念上的异同。

“海上回眸”专栏是陈东东的《中南新邨的童年意象》,以儿童的观察视角,细节动人。“作家讲坛”刊发陈应松《非文学时代的文学痛苦》,提出了目前文学环境与作家整体生存状态的困惑和思考。“理论与批评”是葛红兵的《文言与土语》,阐述普通话与方言;汉字的形与意及发音的复杂关系。“人间走笔”刊登柏桦《“流水”江南》,介绍现代多位出生于江南的著名诗人的诗风与创作观,展现内涵丰富的地域人文风貌。“当代诗人肖像”推出“伊沙专辑”,“新诗界”刊登组诗——柳宗宣的《分秒沧桑》和马铃薯兄弟的《黑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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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跑步”述作家人生

01月 16th, 2009 by admin

网上征集新书翻译者揭晓    备受关注的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新书网络征集中文译者的活动日前结束。昨日记者从南海出版公司获悉,这部被村上春树看作是“回想录”的新书《当我谈跑步 时,我谈些什么》将首次推出新人新译,并将于本周在全国各大书店上市。据出版方透露,该书是村上春树20多年来首次整理“极其私人地感悟到的东西”,令人 耳目一新。而之前甚嚣尘上的新译者角逐也诞生了最后的赢家,原复旦大学教师,现执教于日本大学文理学部的施小炜最终胜出。

激烈角逐产生新译者

由南海出版公司发起的“村上‘自传’首次公开征集译者”活动,自2008年7月下旬被全国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后,日前已收到来自国内以及远自日本近 50位译者的试译稿件,这些译者中有大学教师、研究生、外企职员,以及日本文学爱好者,就连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朱迅也辗转找到出版方,希望参加角逐,但由 于档期紧张,最终未能如愿。出版方组织的专家、学者对所有来稿反复进行了严格审核、评定,最终推选由日本文学研究者、翻译家施小炜担纲翻译。

据出版方介绍,施小炜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后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文学研究科,并执教于日本大 学文理学部,目前有著译作品多种。在评审过程中,专家组一致认为,施小炜参评的译文忠实、准确,行文流畅,很好地把握了村上春树作品的风格,为此,最终决 定由施小炜为村上春树“代言”。

新作“自传痕迹”重

2007年10月,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在日本隆重上市后,日本评论界将其看作是“村上春树成为作家后的自传”。的确, 与以往那些富于魅力和妙趣的小说不同,在这部非虚构的“谈跑步”作品里,村上春树回顾了从1982年步入作家生涯以来,25年间从未间断过的长跑,娓娓道 出在长跑过程中作家对人、对文学、对音乐、对跑步的“感悟”。

从处女作 《且听风吟》,到《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历险记》再到《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就这么从未间断地跑着、写着,他自己也不 无感慨地表示,“我认为这本书乃是类似‘回想录’的东西。虽不是传记那般夸张的玩意儿,但归纳到随笔的名号下去,似乎也颇勉强……在我,是想以‘跑步’为 媒介,对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比比皆是’的人,是如何度过这约莫四分之一世纪的,动手进行一番整理。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寻觅到一个对 我而言类似基准的东西。是否成功,我不太有自信。不过写完了的时候,我如释重负,心里涌出一缕细细的感触。对于写作而言,现在恰逢人生的最佳时机吧。 ”
  来源:新闻晚报  作者:谢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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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别让模式毁了孩子的想像力

01月 16th, 2009 by admin

小学生作文竞赛——逾4000篇文章80%雷同 专家呼吁:别让模式毁了孩子的想像力    第二届“想写就写”儿童作文大赛昨天举行颁奖大会。大赛收到上海市以及港澳地区共计208所小学4000余篇作文。专家评审组发现,“80%以上的作文是 同一个模式”。评委担忧在现行小学生作文训练模式下,孩子将成为僵化的写作机器。他们呼吁,要保护孩子们的想像力,要有真情实感、充满个性的表达。

过节像是来自同一个家

上海作协副主席、《略知一二》杂志主编赵长天告诉记者,本届大赛题目为《我们的节日》,旨在让孩子们通过写作文,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同时,节日中的孩子们生活轻松,更有表达的空间和内容。

令人遗憾的是,从收到的4000多篇作文来看,很多小学生写出来的“过节”经历,好像是从一个家庭出来的。写“端午节”的,必是一段描写学包粽 子的经历:家里都有个外婆或者妈妈会包粽子,自己怎么在学包粽子的时候出洋相,最后在妈妈或外婆的指导下完成了一只粽子,最后吃粽子很开心,又由吃粽子的 习俗想起了屈原等等。

  好文章需要真情实感

本届比赛评出一等奖5名,两位获奖者来自香港,三位是上海小学生。赵长天告诉记者,最终获奖的作品都是有个性、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比如有个香港 学生写中秋节:过节前一天外祖父去世了,家里笼罩着悲伤的气氛。全家人怎么一起努力过了一个真正“团圆的节日”。获得一等奖的作文《遥远的爷爷》,小作者 写的是自己从未见过的爷爷,爷爷和爸爸的关系不好,最后怎么通过中秋节化解了父子俩的矛盾,以情动人,评委们不约而同给出了高分。

赵长天表示,主办方和评委们的意图,就是要让社会有一个声音:从小学会自由真实的表达很重要,有个性、写真情的文章才是好作文。

要给孩子表达的空间

小学生的年龄本该童言无忌,他们笔下的生活理应五彩斑斓甚至“不合逻辑”。为何会出现如此高比例的“撞车”?有评委认为,比赛号召“想写就写”,收到作品却“怎么看都像部写作机器”。是孩子们缺乏童心,抑或是缺乏想像力?

一些专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错不在孩子,而在于我们现在的教育。学校教作文其实是教会学生使用语言的工具来表达,掌握“工具”有很多规范的东 西,需要训练。但是,掌握工具的规范并不表示表达什么也要规范。现在作文教学显然没有把握好使用工具的规范和个性表达之间的关系,导致孩子们学会去迎合所 谓的“规范”表达,在僵化的“模式化”中逐渐失去想像力和个性化的表达。

评委之一、儿童文学作家张秋生认为,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生前说,要写出真正受儿童喜欢的作品,要用儿童的眼睛看,用儿童的耳朵听,用孩子的心 灵去体会。孩子们要写出好作文,也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看、耳朵听,写出属于自己的作文。专家们呼吁,不要让僵化的模式毁了孩子们的想像力,要鼓励他们尝试和 创新,给他们表达的空间。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姜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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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夕谈诗词欣赏和歌词创作

01月 11th, 2009 by admin

身为香港著名词人,虽然林夕在歌词中早已写道“我怕太早把人生看通透”,但今日的他在外人看来,却已然是位看通看透看淡人生世事的修行者。这个冬天,林夕 携其在大陆推出的第一部散文集《原来你非不快乐》来到上海。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的他,更愿意谈谈中国新诗,聊聊苏东坡,诉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慕。  据说您在香港大学文学院读书时,曾颇花心力钻研中国新诗,能跟我们谈谈这段经历吗?

林夕:这个影响太大了。因为那时的我的阅读口味是很偏执的,读了台湾和内地的大量的文学作品,但主要是美文,而且是很沉迷其中的。今天回过头来 看,当初的自己其实对很多作品的真意或者说真谛并没有很好地消化咀嚼,就急着想把歌词当作一种文学作品来写,好像这就是我的使命。现在看来真是极为幼稚 的,很盲目的。好多歌词是“先曲后词”,如今在我眼里,好的歌词是要将词与歌曲的旋律好好配合的,又或者说整个音乐的设计要跟你的旋律的企图进行一个完美 的结合。如果写得好的话,即使摆脱旋律,独立地来看词,它本身也能是个非常好的独立完整的作品。

但是最初的我,因为受到中国新诗的影响,对于押韵和格律是有点不以为然的。加上当时年轻,有点叛逆,常常想,为什么非要押韵呢?不押韵又会怎样 呢?你看,当初很多新诗的作品都不常押韵的。但后来的我逐渐觉得押韵格律,让词读上去有节奏感,不仅是歌曲商业上的需要,而是文字的确需要和歌曲旋律配合 起来。这个真的是有道理的。

那时读新诗,往往觉得新诗的逻辑是很跳脱的。诸如夸张和黏连法是常用的技巧,像“你的脸很耶稣”、“我的人生很希腊”这类的。但这其实要等到条 件成熟的时候才能做。你看,古代的唐诗宋词,不管怎么写,每首作品总有一个“文眼”在。新诗就不总是有这样 “文眼”。有时对新诗来说,可能最记得住的部 分反倒是那些最不容易让人记得的部分。

那您比较喜欢哪位中国新诗诗人与作品?

林夕:这个很多了。我早年读书的时候,十分迷恋周梦蝶的作品。到现在我还牢牢记得他那一句“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谁能赤着脚走过一生”。他的 《孤独国》、《还魂草》,我都一一熟读。那时的资讯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很难找得到他的书。我听朋友说在一些小的旧书店里可能会找到周梦蝶的诗集,就花了 很多气力去搜寻。好多年之后,我才逐渐完整地看得到他的书,总算偿了心愿。像他的《不负如来不负卿》,哎呀,真是好。还有他那一手蝇头小楷,真的很漂亮。 除了周梦蝶之外,还有余光中。我最喜欢余光中的《白玉苦瓜》、《隔水观音》。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我还嫌余光中的诗写得太白,不及周梦蝶那样有古风。现在 看真是十分幼稚。痖弦的作品我也十分爱读。

有没有喜欢的大陆诗人?

林夕:大陆这边的话,当代诗人中我一度十分迷恋北岛、顾城、舒婷这三位以及朦胧诗派的创作。譬如北岛的《回答》,“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 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读他们的诗,你会觉得他们是在借诗歌表达他们对社会的看法。

“五四”那一段,说实话,我对徐志摩不敢恭维。其实我个人十分喜欢“九叶派”诗人的作品。当年我的硕士论文做的题目就是“九叶派”。现在的年轻 人不大知道他们了,可“九叶派”那几个人真的很厉害。像穆旦、郑敏、辛笛,真是很了不起。我自己还有幸在香港见过一回辛笛先生,那时他已经年纪很大了。我 厚着脸皮去看他,这段经历很难忘。话说回来,他们那一派在我看来,已经摆脱了什么诗情画意这样简单的境界,一点都没被拘泥。他们把诗情画意的境界和层次提 升了,不再是谈什么风花雪夜的浪漫派,而是真的能通过运用很精准的字眼来表达自己对整个社会的看法和态度。比如我十分喜欢穆旦的一首诗《旗》,他是这么写 的,“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飘扬,风是你的身体,你和太阳同行,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我一读,就很惊叹,一点都没有卖弄技巧,但是很有深意, 而且能有这么新的角度去写这么普通的事物。我个人受他的影响很大。

您言谈中透露出对中国古代诗词也十分熟稔。

林夕:我和古代文学的缘分十分有趣。念中三的时候,我就边看《白香词谱》边练习填词,按照上面的平仄和格律去尝试。今天填一首“摸鱼儿”,明天来一首“水调歌头”,起初只是当游戏玩的。但似乎冥冥中就注定了我和词的缘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喜欢。

相较唐诗,我更中意宋词。因为宋词更讲究跌宕起伏,有一种顿挫之感。唐诗中我个人最爱李白的《将进酒》。这是一首乐府歌行体式的作品,所以格律 的要求不是很严格。读的时候,有种流洒的快意,更能给我歌词的感觉。还有李商隐的诗,我初读时真是连连惊叹他的诗美啊。不过说起来,宋词里面,我最爱的当 然是苏东坡咯。

李清照曾说苏东坡的词是“长短不蕺之诗”,因为苏东坡的词是“往往是不协音律”的。但您也说了,写词还要讲究韵律的。

林夕:是的,李清照是这么说过苏东坡的。但苏东坡的词本身就是一种“破体”,而且苏东坡真正吸引我的地方不在这里,而是在他的一种豁达的人生 观。虽然苏东坡没有皈依佛教,但他和很多禅师和尚的交往所形成和透露出来的心境,淡淡写上几笔就能成为很多人的人生座右铭。比如佛理对一般人来讲太深奥太 难懂,但苏东坡的词就可以做普及化的佛经。

说到苏东坡,不如顺便说说如今歌坛勃兴的“中国风”。有人说这样的歌词有传统风姿,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消费时代的另一道速食产品,反倒让人去古愈远。

林夕:坦白说,好多人问过我这方面的问题。我在这里说,“中国风”理应有它自己的位置,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还远远不够 呢。现在大家所见的“中国风”,不过是借一些古典的道具来构成一些画面,而且还是一些不成材的工笔画,你在其中看不到提升自己的境界和可能。我们真的要亲 近古典世界,那就千万不要糟蹋那些哲理,不要糟蹋那么丰厚的文化和那些充满智慧的概念。现在的“中国风”只是拿了一些最简单的道具,或是模仿了些宋词最基 本的手法,歌曲的最后几笔想弄出个深远的境界。但我总觉得它们缺乏感情,缺乏真实的体验。好比《满城尽带黄金甲》,只有一些衣服,加了点古代的元素。但是 没有对古典的情感,真实的情感。

那么您自己个人的创作又是如何在商业化和传统之间进行调和的呢?

林夕:对,这也正是我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正的“中国风”不在道具,也不在什么“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样的词藻。我们吸收的不应该仅是文字, 更要紧的是在境界。我举个例子,我曾给张敬轩写过一首歌《迷失表参道》,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首很“中国风”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人要找 一家很怀念的百货公司,但在找寻的过程中,自己迷路了。后来发现迷路的地方却是个好地方,那就停下来好好欣赏吧。你看,我这里是借用中国古代文学最上乘的 表现手法:在中国古人看来,人即使迷路了也不要紧,只要你所身在的地方是好地方,我们就停驻下来慢慢赏味。我们要抓到真正的中国古典的味道,我甚至希望我 的作品不要被贴上“中国风”的标签,而是抓到内在的“韵”。填词人不能拿了好多块招牌在手里,结果都浪费了糟蹋了。

我个人十分珍惜能有写“中国风”歌曲的机会。因为大家知道香港终究还是个极为洋化的、国际化的城市。当年黄霑、顾嘉辉的时代其实就已经很有“中国风”的味道了,歌词里文言的成分很多。我自己也想写文言一点的歌曲,但别人跟我说恐怕年轻人读不懂啊,哈哈。

若是细读您的歌词,会发现早年的词作往往有“耽美”的痕迹,而如今您不时提到“留白”,这种技巧上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林夕:是的,我早年喜欢“美文”和琢磨文字上的技巧。但阅历逐渐多了以后,或是看的书多了,自己越发不喜欢那些一味卖弄技巧的作品和作者。回过 头看自己,发觉当初的自己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领悟了太极的玄妙。要“无招胜有招”,要“极炼如不炼”。

我现在觉得有时用一个精准的动词要远远胜过那些一大堆堆砌出来的形容词。

譬如,我曾给陈奕迅写过一首《shall we talk 》,里面有一句“情人只听见承诺”。这句话中的“听见”,我起先想了好多别的词,诸 如“相信”啊,“渴望”啊,“想象”啊等等很多动词,但最终还是选了这个最少主观色彩的“听见”。我觉得这是最契合实情的。用“听见”这个词,有留白的味 道。

您此次在大陆推出的散文集《原来你非不快乐》中有很多讲道理的文章,您近年的歌词创作似乎也呈现出“讲道理”的趋势。

林夕:是的,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个人体悟之后的一种转变,但有时候又显得太心急了。所以我在讲道理的时候,会在外面包裹上一层糖衣,把 道理包装起来。比如写一个关于“孔雀开屏”的故事,我就想,要是孔雀不会开屏,是不是就不会给关在笼中呢?那我接着联想到人们的穿衣打扮,追逐时尚是不是 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时我就开始讲道理了,我写到“成全别人的眼福,牺牲自己的幸福”。所以你看,我常会用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来做遮掩,把道理藏在它的身 后。我希望自己能用一种聪明的手法来达到两全,不要那么直白地讲道理,而是把它们放进歌词的血脉之中,让作品自己来说话。又比如我写的《爱得太迟》,“日 夜做,见爸爸刚好想呻,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一上来先写爸爸的苍老,是真实生活上大家都会碰到的情况;接着再讲感受,“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 疚担心”;这时可以讲道理了,“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所以他们跟我说好多人看 了这首词或是听了这首歌以后,都赶忙回家,要跟爸爸妈妈多吃几碗饭啊。

您眼下这种“安乐”的心态,对自己创作有什么影响?

林夕:我现在看当初的自己,实在太“坚强”了,或者说我上了“坚强”的当。只管拼命考验自己的意志力,结果都是自己挨苦。当初我为刘德华写《观世音》,文言白话,气象很大,结果弄了五天都没有睡觉。实在是大可不必的。如今知道要“量力而为”才好。

您今夏为奥运会所写的一首《北京欢迎你》十分受欢迎,不知您若是有机会给上海写首歌,会怎样写?

林夕:呵呵,我已经写了呀。这次和周华健合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写了一首主题曲《大城之光》。起先我是推托的,因为不知道怎样写啊。后来 华健在电话里说,你为什么不试着以一个上海市民的身份来写呢?哎,我一想,不错啊。于是就决定以这个角度来写写看。接着我检索了很多关于上海的资料,研究 了一下上海的历史。整首歌曲则是以古旧交融为基调的,因为上海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十分能融合中西、古典与现代的一个城市。写的时候,我又故意用一些民间小 调,比如“白兰花开开得正好”,这样听上去就有小巷歌谣的味道。然后再以五个字一组的排列方式来描写上海,像是“大城有大道,传统有情调,生活是创造,想 象比天高”。这样子以上海普通市民的身份和心情来写上海,我觉得会更好,而不仅仅是什么口号之类的话语。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顾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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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1期 “天堂的中心” 赵丽宏

01月 5th, 2009 by admin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人永难忘怀的一年,人间的悲喜剧,在大地上连续不断。雪灾,地震,火炬传送,北京奥运会,金融风暴……当灾难降临时,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坚韧和团结,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生机勃勃的精神面貌和伟大力量。人类的渺小和人性的伟大,同时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在这个多事之年,文学没有缺席。汶川地震发生后,文学界和全社会一起,向灾区奉献出炽热的爱心,网上爆发的诗歌热潮,成为让人惊叹感动的文学奇观。我参与主编的《惊天地,泣鬼神——汶川大地震诗钞》,在地震之后不到一个月就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以为将是第一本抗震诗选,没想到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版了多种诗选。因为灾难而激发的同情和爱心,以各种方式呈现,文学在这样的时刻展现了她不同寻常的力量。
去年,《上海文学》值得提一下的事件,除了在第一时间及时发表反映抗震救灾的诗歌、小说和纪实文学,还有几件大事。
一是“中环杯”《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奖赛揭晓颁奖,《指甲花开》、《比风来得更早》、《豆选事件》等十篇小说获奖。颁奖前,我在北京见到这次大奖赛的评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她对我说:我仔细读了你们的参赛小说,水平很高。
去年本刊还有一个活动值得一提。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三十周年之际,文学界也在总结这三十年来的成就得失,我们邀请国内数十位作家和评论家,一起回顾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有反思,有交锋,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看法。与会者的发言,成为我们刊物的一期特辑。最近多次听到这样的议论,当下的中国文学,缺少有深度的思考,文学作品缺乏思想的筋骨。我想很多作家也许未必认同这样的看法,没有思想,也就没有了文学创作。写作者如果自命思想家,老是想着发议论显示自己高屋建瓴,往往会失之空泛,使读者对这类文字敬而远之。文学创作,还是要通过真切、独特、细腻、富有想像力的情景,通过灵动个性的文字,吸引人感动人,由此表现作家的真知灼见。不过,对写作者而言,这不失为一种提醒。老作家袁鹰去年为本刊开设专栏“风华远去”,回忆了一批已经离开人间的文坛前辈,这些文章,值得现在的年轻作家仔细一读,这不仅是了解历史,了解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曲折崎岖之路,也是了解文坛前辈们正直的品格和真诚的态度。他回忆巴金的那一篇,题目是《讲真话——巴金留给我们的箴言》,文学前辈真诚的态度和执著的精神,永远是后人的楷模。
过去的已是翻过去的一页,且让后人去评说,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未来。读者一定在关心,2009年的《上海文学》,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气象。
今年第一期,我们在小说栏目中发表了一组篇幅极短的短篇小说,每篇字数都在三四千字左右。这些小说,尽管篇幅短小,但大多意蕴曲折,余韵悠长。短篇小说,在小说中其实最不易写,篇幅不长,却要结构故事,营造气氛,塑造人物,对文字有极高的要求,任何多余的枝蔓和铺陈,都会破坏作品境界。现在的小说家大多不愿意写短篇,觉得吃力不讨好。很多年轻作者,动辄长篇,而且写得飞快,似乎非长篇难显创作的水准和功力。那些速成长篇,有多少能长留在读者记忆中呢?优秀的短篇小说,好比小说中的钻石,短小中凝聚着博大丰繁,人生的无穷悲欢和万端感慨,浓缩于晶莹一闪,让读者回味不尽。那种洋洋洒洒、信马由缰的写法,是创作短篇的大忌。现在,很多短篇小说的篇幅越来越长,不加节制,长得和中篇小说失去了分界。作为刊物的编者,觉得这是个问题,读者也会因此产生疑惑和厌烦。我们发表这一组短篇小说,也是作一种提倡,希望小说家们能为读者多写一些精粹而有意味的短篇,短些,再短些。我们在此诚恳相约,虚席以待。
姚鄂梅的中篇小说《少年之家》,可以令读者情绪随之波动。一个退休的老人和一群乡村“留守儿童”之间发生的故事,既让人感动,也令人心酸。真和假,善和恶,人性的高尚和猥琐,转换得猝不及防,在遗憾的同时,让人产生沉重的联想。
现在中国文学期刊众多,每月有大量小说新作问世。向读者推荐其中值得关注的佳作,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国内已有的几家小说选刊,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影响深远,而且功德无量。这些年,我们一直想在上海办一家文学选刊,但因为各种条件限制,未能如愿。今年本刊新设“短篇精荐”,请两位评论家程德培和洪治纲轮流推荐并评介国内新近出现的优秀短篇佳作。我们腾出篇幅,转载被他们推荐评介的小说,这个栏目,也是对我们文学选刊一种呼应吧。
刘心武是《上海文学》的老朋友,前不久,我在报上读到他的一篇回忆和巴金交往的文章,其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情景,让人感慨不已。我写信给心武先生,希望他在《上海文学》开专栏,谈谈他记忆中的文学往事,对现在的文学青年,一定会有珍贵的启示。承蒙他答应,很快寄来了第一篇《兰畦之路》,并配有他的水彩画。淡雅的兰花,引出的却是出人意料的故事。文章的主人公,是一个曾经以自己的文字震惊国际文坛的中国女作家,一个曾经被高尔基称为“一个真正的人”,并在高尔基逝世后由斯大林钦点,和他一起为高尔基抬棺执绋的女子,她的名字叫胡兰畦。在中国,现在有谁还知道这名字?历史的风涛,曾经无情地淹没过多少应该被人们记住的名字?刘心武在少年时代就认识她,却在五十多年后写出这篇他所认识的“胡嬢嬢”的文章。作为读者,我有心惊魄动之感。心武先生为他的专栏取名“十二幅画”,读者将期待着他的画和由此引出的故事。
“作家讲坛”是本刊持续多年的栏目,是作家回顾、思考和展望的讲台,很多文学爱好者对这个栏目感兴趣。本期刊发熊召政的《危世沉吟》,谈他对历史人物张居正的看法,其中也蕴涵着他创作长篇小说《张居正》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很可一读。
韩小蕙主持的“惊鸿留痕”中,将出现一些不为文坛熟悉的名字,他们的文字,也许会使读者感觉到新鲜甚至新奇。本期推荐陈善壎的《幻肢》,是一篇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文字,荒诞年代的荒诞故事,笼中之翔舞,惨烈的浪漫。作者是一位科学家,他饱蕴智慧的激情和独特的表述方式,相信会给读者留下震撼的印象。
“理论与批评”刊发贺桂梅《“十九世纪的幽灵”》,回溯了上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可以让人重温改革开放给文学界带来的思想解放和百花齐放的景象。当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应该是当年那种景象的延续。
本期还将推出杨显惠反映藏区风情的小说专栏“甘南纪事”,刘绪源评说现代文学散文传统的“今文渊源”。去年开出的“当代诗人肖像”栏目,受到读者好评,今年仍将继续。新开出的“海上回眸”,将请不同的作家描绘昔日上海的风情万象,诗人王小龙以《河水映照少年的城》为此栏开头,他用活泼灵动的文字回溯苏州河畔的少年时代,引起我很多共鸣。
前几天,我刚从爱尔兰访问回来。都柏林被人称为“文学之都”,那里是斯威夫特、王尔德、乔伊斯、萧伯纳和贝克特的故乡。在都柏林,我曾寻访作家乔伊斯的足迹,参观他的故居,到海边寻找他写作《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塔”,也曾在都柏林市区寻访“布卢姆之路”。在乔伊斯的小说中,都柏林那些普普通通的街道,被展现得曲折幽深,变幻多姿,这是文学的魅力。乔伊斯曾把都柏林称为“天堂的中心”,这是作家对故乡的深情。这样的“天堂的中心”,其实存在于世界的任何角落,每一个作家的故乡和生活之地,都是他的“天堂的中心”。即便在异乡写作,故乡的土地和人,仍是作家心里的“天堂的中心”。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心灵之画。但愿我们的刊物能成为一个自由包容的展厅,源源不断,展示斑斓心画,展现无数风景迥异的“天堂的中心”。

2008年12月9日于四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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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1期 短篇小说 暗 器/缪克构

01月 5th, 2009 by admin

面前的盲人词鼓手似乎有点面熟。在我偶然的回神中,我发现他的温州词鼓唱得实在太差,要不是我正沉湎于一件往事之中,我真想跟他说,在我见过的所有的盲人词鼓手中,他的技艺是最差的一位。
一大片潮湿正将我带入某个雨季之中。由于风向预测错误,满载黄鱼的船最后停靠在一个叫炎亭的地方。我真不知道此地离我家乡盐廒有多远。看着这淅淅沥沥绵延不绝的雨,我担心那些刚刚打上来的弃置于船舱中的黄鱼,肯定会发臭、腐烂,爬出无数的小虫,慢慢地将我吞吃光。全船的人——除了我,还有三个同村人,都感到非常害怕。我是船长,他们都向我建议:还是将这些黄鱼随便卖给附近居民吧,即使只有几个钱,也比落下一身臭气要好。我摇了摇头,炎亭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了,即使每户人家都到船中挑走一担黄鱼,也不能让船舱空出一半。海神面前我注定发不了财。前一年里,我们没有遇到一次像样的黄鱼汛。这次出海已经一个月,先是在一场莫名奇妙的风暴中迷失了方向,然后意外地打到了一舱又大又肥的黄鱼。就在我们归航之际看错风向,一次三十年不遇的低级错误,让我们突然置身异乡。
我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趁黄鱼还新鲜,请附近居民将它们全部分走,拿回家中,剖片晾起来。“等这些黄鱼都变成了鱼干,我们就收回其中的大部分,留下小部分,作为给村民的酬谢。”那些收购黄鱼干的小贩子们不知道在我家中已经着急地等了多少天了,我却只能在陌生的地方——炎亭,而不是家乡盐廒,冒险做这件事情。
我请炎亭村长驼背锡来监督这件事情,有条不紊地让每户人家都从舱中挑走三担黄鱼。做完了这些事情,我请驼背锡到舱里喝酒。
驼背锡其实长得很好看——除了背有点驼外。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船长真是精明呐,要不然这满舱的黄鱼只有等着发臭,然后再次扔到海中去——当然那已经不是黄鱼啦。”
我为他斟满了酒,“现在万事俱备,只欠天上出个太阳了。如果事情真正能成,我们是不会亏待村长您的”
驼背锡嘿嘿一笑,说:“你们竟碰上了百年不遇的特大黄鱼汛,真让人纳闷。但你们的船突然停泊在我们炎亭,我倒丝毫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几天前,我的瞎子弟弟说,他在夜里听到了黄鱼的喊叫声,有很多很多的黄鱼在叫,自己一宿未睡。过几日,我弟弟就要结婚了,我妻妹要嫁给他。”
对驼背锡这些话,我将信将疑。因此我答应他,明天就到他家喝酒。他的瞎子弟弟竟能在夜里听到黄鱼的叫声……我感到已经有无数条黄鱼正向我游来,仿佛我每撒出一张网,总能网回一根金条。
第二天我没有见到瞎子弟弟,驼背锡说,他喜欢唱温州词鼓,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见到了驼背锡的妻子。她长得异常的好看,我甚至有点想入非非。要知道,我离家已经有一个多月,在四个男人的天地中,在有风有雨到处是惊险的大海中,我不知已憋闷了多久。
我和驼背锡面对面坐在一张圆桌前。驼背锡的妻子先上了几道菜,然后又给我们各人拿了一壶酒。她对我说:“这酒不知放了多少年,除非稀客,我们不拿出来招待人的。”
驼背锡给自己倒上了一杯,满屋的香味,我心里暗想:人好,酒更好,真是好酒可他倒给我的一杯,我却感觉到一点香味都没有,而且舌根发麻——凭我多年品酒的经验,我想,我该带领几个伙伴赶快逃离此地,一场杀身之祸,似乎马上就要来临了。
就在我拔腿想跑之际,突然有一种力量极力告诉我,在这次噩梦一般的出海经历中,我必须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
在驼背锡的妻子转身离开之际,我借口方便一下,绕到了驼背锡的身后。掀起一条长凳将他打晕过去,然后摸进了内房。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驼背锡的妻子正在抹澡。她变得更年轻了,回过身来看了我一眼,慌慌张张穿衣服,她行动速度之快让我深感吃惊。我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将她放倒在床上。在整个过程中,她几次想挣脱,并不说话,口中只是咿咿呀呀,像个哑巴。我突然想起了驼背锡的话:“过几日,我弟弟就要结婚了,我的妻妹要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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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1期 短篇小说 留在大象岛的探险队员与沙克尔顿告别孔亚雷

01月 5th, 2009 by admin

“没关系的,”她说,“这样也很好。”
她套上一件大得离谱的男式T恤衫,T恤衫的下摆几乎到她的膝盖。不知为什么,她穿上衣服比不穿衣服显得更加小巧。
她站在床头,看着靠在床上的我,嘴角浮出奇妙的——或许是职业性的——富于亲密意味的微笑。
“啤酒?”
“啤酒。”
她转身去了厨房。光脚在木地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我发了会呆,然后也套上短袖衫。床头柜上摆着一套迷你音响。但我不知道该听什么好。
我随便挑了盘阿拉伯音乐送入唱机。我把音量调小。
她捧着个银色的托盘走出厨房。托盘上放着两罐啤酒,一小碟动物饼干。她把托盘放在我们俩中间。我们坐在床上一边喝啤酒一边吃动物饼干一边听阿拉伯音乐。
她每拿起一块动物饼干都要仔细端详一番。猴子。老虎。河马。然后再小心地咬上一口——好像怕咬痛它们。
我呆呆看着窗外。37楼,从正对床的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城市就像一片巨大的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塑料微缩模型。暮色正在慢慢降临。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禁在心里问。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我不抽烟不酗酒不熬夜,心情平静,生活规律,每周健身三次,做爱两次—— 一次跟女朋友,一次跟她,饮食也很节制——我在公寓厨房的墙上贴了张卡路里计算表。总之,我健康得如同实验室里精心饲养的小白鼠。
为什么?
我喝了口啤酒,决定不再多想。我把“为什么”捏成一个想像的纸团,扔进想像的垃圾筐。没关系的,这样也很好。
“你小时候想做什么?”她问。
“嗯?”我回过神来。
“小时候老师都会布置那样的作文,对不对?”她转过头,“‘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或者‘我的理想’之类的。”
“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喃喃重复一遍。
我想了一会儿。
“忘了。”我说,“想不起来了。反正不是现在的工作。”没人会把保险事故调查员作为自己的理想。
“我小时候想做个探险家。”她说。她调整一下姿势,我能看见她T恤衫下乳头的形状。
“探险家?”
“嗯。”她点点头,喝了口啤酒。“脚上穿着登山靴,背上背着巨大的背包,去各种人迹罕至的地方——原始森林了,雪山了,神秘洞穴了——四处探险。你知道,背包里应有尽有地图,相机,放大镜,帐篷,睡袋,急救药品,瑞士军刀,食物。白天徒步前进,拍照,采集标本晚上在篝火边记笔记。”
“一路上遇见各种各样完全预料不到的危险和困难。”她停顿片刻,“那就是我的理想。”
“实现了?”
她摇摇头,笑起来,她用肩膀碰了碰我,“嗨,实现了就不叫理想了。”
我们又发了会儿呆。天不知不觉已经完全黑下来。窗外的微缩模型像被谁插上电似的亮了起来。房间里一片幽暗。音乐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
“要不要再试试?”她的手伸过来。
“算了。”我把易拉罐里剩下的一点啤酒喝光。
“不要紧,肯定是工作太累了。”
她把头倚到我的肩上。房间里越来越暗,仿佛正在以极其缓慢——慢得让人难以察觉——的速度沉入海底。
“说点什么。”她说,“随便说点什么。”黑暗中人的声音似乎变得有点不一样。有点像在  梦中。
说点什么。我想了一会儿。然后我就想起那件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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