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记忆的故事。第一人称的叙事，讲的又是过去的事，只能存活于记忆之中。这又是一个孩子的记忆，与故乡、村落、祖辈有关，点点滴滴、断断续续，记住的只是人与事，或者事与物，却又无法明白其涵义。记忆和叙事者的“我”厮混、打斗。每当我们企图了解过去的意义时，过去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大量的转义。人丁兴旺的蒋家村，有点庞大且充满着传奇；有点鬼里鬼气的外爷爷，信奉耶稣的外爷爷；传说中当过长毛的爷爷，是村里权威话语的同义反复，还有那不知能否祛邪，能否对付恶鬼的石灰却支撑了汉泉耶稣一辈子的信仰。这种记忆让人想起一个安宁独处的经验。有意剔除父辈的存在是否寓意了我们都是某种文化的囚徒。尽管古怪，尽管传奇，外爷爷和爷爷都是故乡的经典。难怪小说背后的创作说中，麦家从不谈故事内容的来龙去脉，说的却是“经典不像阳光，如记忆”。
记忆是一种命运，记忆是一种存在，当记忆风声水起，是我们生活于它们之中，而不是相反。和自由与宿命一样，记忆是背离因果关系的领域。在《汉泉耶稣》中，记忆本身就是小说的内容，它是个角色、是形象、是氛围。有人曾说，短篇小说的要义是给读者留下对人物或情景或氛围的印象，把其所有其他的东西一概剔除。麦家是否想照这一要义去制作《汉泉耶稣》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小说本身倒是剔除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不然的话，此小说又可能向一部时下流行的长篇靠拢了。从太平天国的传说到村落之中几代人的恩怨情仇；从外爷爷信奉耶稣的传入到“文革”中以一种迷信摧毁另一种迷信，其中都不缺长篇史诗的制造要素。麦家舍长取短，让记忆登上前台，小说的行文则平静如水，似乎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对劲的事情。虽说叙事语言的直白有着自身的丰富性，但阅读提醒我们必须防止对这个情境做过于字面化的阐释。直白和苍白虽相差千里，但它们的转换和颠覆却是经常发生的。
如果小说存在的目的是提醒我们那些忘记的事物，那么恰恰这一点本身倒是我们最可能忘记的。这种说法如果说也是一种观点的话，我是支持的。因为我们的阅读并不是为的要记住蒋家村，记住那三层楼的红房子和那大举人家的三层楼，记住那跟耶稣关系很好的鬼，还有那说话简单、生动、谁听了都会明白的爷爷。正如小说最后所言：“两位老人家，像有魔法一样的，让我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而不是——他们停留在我的记忆中。”记忆是一种叙述的寻觅，为的是他人的记忆。记忆不是忘记的否定，记忆是一种忘记的形式。在瞬间的认同之中，并不意味着在记忆的瞬间中抓住记忆，不是别人活在“我”的记忆之中，而是我们活在他们的记忆中。这种情境很像卡夫卡曾写过的一篇短文，名为《归家》。儿子回到父亲那里，不敢进门，从窗口往里瞧，看到了厨房，一切都在那里……“这确实是父亲的房子，但每一部分都冷冷地摆在另一部分旁边”；“一个挨着一个”。这篇短文提醒我们重新注意麦家那平静如水的行文，因为它的存在，才使得我们记忆中的那一部分实际存在的距离，有了理应存在和应该确定的距离，交流和理解，某种相互关系才有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也是一种他人的自律。在记忆中剔除实用主义的激情，警惕记忆成为现时话语的注解，这大概是《汉泉耶稣》的文学性所在。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于上海

汉泉我星期六都要去大姑姑家，因为星期六中午爷爷要去大姑姑家吃饭。没有人作这样的规定，但已经成了这样的规定，到了星期六，吃早饭的时候，爷爷总是要说：“中午饭少烧一点，我去老大家吃。”
说的就是大姑姑家。
有时候姐姐和我都会跟去，但有时候姐姐又不去，只有我，是每一次都要跟去的。我每次都去也不完全是为了吃饭，主要是大姑姑的小儿子跟我同年纪，在学校里又是同班级。年纪是同的，但月份不同，他比我大半岁，所以我要喊他表哥。我和表哥经常打架，每次打完架的时候，我发誓再也不要见到他了，但是只要有一天不见，又想他了。他也是这样——表哥。
开始我们打架，爷爷总是揪着我们俩的耳朵骂：“明天别见面了！”但明天我们还是见面，而且可能还要打架。后来爷爷看我们打架，连骂都懒得了，只是在一边冷笑，好像在看两个小日本佬打架。
平时都是表哥来我们家，他放学回家要经过我们家，看见我回家总要跟着来我家玩一会再走。所以，爷爷说他是我的跟屁虫。只有星期六，是我去他家。有时星期天我也要去，因为有时星期天爷爷也会去大姑家吃饭。
爷爷总是要到十点钟之后，吃了早饭，喝了茶，抽了烟，解了大溲，才慢悠悠地去大姑家。而我总是吃了早饭就走了，有时候是把早饭拿在手上，一边吃一边走。我走得这么早，这么急，倒不全是为了去见表哥，而是为了去看表哥的爷爷。表哥的爷爷我喊外爷爷，是一个怪人呢，留着又长又白的胡子，看谁都不会笑的。我从来没有见他笑过，倒是经常看见他跪在地上哭。我第一次看见他哭时非常害怕，一个留着又长又白胡子的老头子，关着门（在厢房里），跪在地上（有个稻草蒲团垫着），闭着眼睛，流着泪，对着一个被钉在墙壁上的光身子男人（也有胡子），嘴里叽里咕噜的，却听不清在说什么，好像吃醉了酒，又好像是丢了魂灵。我和表哥从门缝里看着看着，经常吓得就不敢看了。
我问表哥：“外爷爷在做什么啊？”
表哥说他也不知道。
我说：“你不知道干嘛不去问一问，要是我的爷爷我一定会去问的。”
所以，有一天表哥推开门，去问他爷爷：“爷爷，你在做什么啊？”
外爷爷很生气，朝我们吼：“你们进来干什么，去，出去！”把我们赶出来。
和我爷爷比，我觉得外爷爷基本上可以说是个坏人，他一点不喜欢我们，从来不跟我们玩，不对我们笑，却经常要求我们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他要求我们做事都是板着面孔，恶声恶气的，好像我们是坏人。
同样是爷爷，我的爷爷要好得多，不留胡子，也没什么怪毛病，平时总是笑嘻嘻的，我有什么问题问他时，他经常先是不停地笑。
我问他：“爷爷，你笑什么？”
爷爷说：“你问的问题好笑啊。”说着又是一阵子哈哈大笑。
不过，那次我问他外爷爷跪在地上哭的事情时，他倒是没有笑，反而严肃地告诫我：“这你不能到外面去说的。”
我说：“你告诉我，我就不说。”
爷爷哈哈笑着：“屁大一点娃娃还晓得使心计，好，有名堂，爷爷喜欢。”
我以为这下爷爷笑了，一定是要告诉我了，但爷爷笑完了又严肃地对我教训说：“外爷爷的事情是不能说的，跟谁都不能说。”所以，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外爷爷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上学是一个人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从此以后你将会知道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外爷爷的事情我就是在上学以后知道的。我不知道具体是谁告诉我的，好像没有哪个具体的人告诉过我，但我就是知道了。爷爷说，是年纪告诉我的。
爷爷经常说：“人小的时候年纪是个宝贝，大一岁就会知道更多的东西。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老了，年纪就成了块臭肉，老一岁臭肉就会越来越臭，到最后就臭死了。”
我说道：“是的，我现在就已经知道外爷爷每天早上跪在地上是在干什么。”
爷爷问：“是干什么呢？”
我说：“他是在对耶稣做祷告。”
是的，外爷爷信耶稣。这在我们村可是件大新鲜事。
我们蒋家村是全县公认的第一大村、名村、好村，它的大，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有八千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仿造上海滩上的三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三米高，两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因为太大，越来越大，大得都不大方便说事情了，于是被口头地分成上村、中村、下村。我们家和大姑家都在上村，但我去一趟大姑家至少也需要十来分钟。别以为我是小孩子，走得慢，其实爷爷比我还走得慢。我相信，如果让爷爷那么慢地从下村走到上村，起码得要一个钟头。我肯定要快一点，但也快不了多少，因为我快主要是靠跑，但谁能跑这么远呢。村子太大了，我跑着跑着就累了，跑不动了，只能靠走。我走当然没有爷爷快。爷爷还没有老到走不动，虽然他经常说老了，走不动了，但真正走起来还是比我快，我只有靠跑才能追得上他。我这么说，是想说明我们村子实在是太大了。
爷爷说：“村子大了，就像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什么事都见得到。”
确实，连信耶稣这种稀罕事都有，还有什么事能没有？什么事都有。但是要说什么事最稀奇古怪，大家都公认是我外爷爷信耶稣的事。
爷爷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出奇出怪的事体了，蒋家村从古到今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以前耶稣这个人我们听都没听说过。”
正因此，村里人都喊我外爷爷叫汉泉耶稣。汉泉是他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个名字是没人叫的，谁要这样叫，人家就想不到你叫的是汉泉耶稣。有一次，公社里来人找汉泉耶稣就犯了这个错误，他不说找汉泉耶稣，只说找蒋汉泉，结果谁都想不起他找的人。但如果你说耶稣，大家都知道你说的是谁，肯定是汉泉耶稣嘛。
爷爷说：“汉泉耶稣可以简称耶稣，但不能简称汉泉。简称汉泉，就好比你本来是想剪掉他头发的，结果却把他整个头都剪了，谁还知道谁呢。”
我爷爷不是老师，但比老师还会说话，说的话简单、生动，谁听了都会明白。我觉得，这跟我爷爷年轻时当过“长毛”有关——村里有这种说法，我爷爷以前当过长毛。
没有上学时，我不知道长毛是什么，听起来有点像野人、野兽一样的。后来上了学，听老师说，长毛就是太平天国的起义军，是好人，不是坏人。不过，村里的老人说起长毛总是把他们当坏人看的，放火、杀人、抢劫，跟日本佬差不了多少。村里的老人和学校的老师在很多事上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最突出的就是对国民党，老师们坚决说国民党是反动派，要打倒的，但老人们说国民党也打日本鬼子。我爷爷甚至还同我说过，国民党之所以被共产党打败，是因为他们打日本佬时死了太多的人。就是说，如果国民党不跟日本鬼子作战，共产党不一定能打败他们。我把这个说法在学校里说了，老师听了骂我爷爷是反动派，要抓起来去坐牢。可是，老师真正见了我爷爷总是点头哈腰的，很客气。
事实上，村里人都怕我爷爷。我爷爷的绰号叫“长毛野鬼”，听上去就蛮可怕的。虽然爷爷从来不承认他当过长毛，但我从村里人怕他的样子看，怀疑他恐怕真的当过长毛，至少是跟长毛有过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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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从卓尼县的车巴沟翻越迭山进入扎尕那的那一段山脊是天下最美的山峰，几十里长的山头都是圆滚滚的白石头，上大下小，如同挤挤挨挨的巨大蘑菇，奇异又壮观。汽车在公路上蜿蜒前行，就像甲虫在大树下爬动。公路的另一侧是绿色的山谷条条缕缕分流而下，绿色的山冈如涌如涛。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见了措美峰，我在心里说，我错了。
去年夏季的一天，我从兰州赶到迭部县观看一年一度的腊子口红色旅游艺术节。这年的艺术节在扎尕那举行，名曰“腊子口红色旅游艺术节暨扎尕那原生态民歌大赛”。会场设在东哇村扎吾道峰脚下一片如茵的草地上。
由于几次来扎尕那，认识了盖哇乡的乡长和书记，他们安排我在舞台前方的来宾席上观看演出。来宾席有两排藏式茶几，客人们坐在栽绒卡垫上。我的身旁是一位六十多岁面孔黝黑的老人，乡长介绍说这是我们县政协的尕主席。老人谦恭地说他的名字叫尕让，已经退休了。我们的身旁是组织非常有序的藏民，都穿着崭新的民族服装，像过节一样喜庆。我此行的目的是录像和拍照，忙得顾不上和尕让主席聊天，可是到了下午民歌比赛开始，就要频繁地和他说话。民间歌手用藏语唱歌，我像聋子一样，不知他们唱的什么，但感觉观众的情绪比上午腊子口艺术团演出时热烈得多，他们时而静静地听，时而哄然大笑，时而会意地微笑。我一边录像，一边着急地对尕让主席说，尕主席，请您翻译一下，她唱的什么内容。那位三十多岁妇女的歌声哀婉而高亢，极其动人。尕让主席没有及时翻译，他说，你不要着急，等她把这一段唱完了我给你完整地翻译。我说，您还是同声翻译的好，我要把您的翻译和她的歌声同时录在磁带上。于是，歌手一边演唱，他一边翻译：

世上最大的寺院是西藏的寺院。
这一辈子一定要把西藏的头磕上，
这一辈子磕不上西藏的头，
下辈子想磕也磕不上了。

世上最要紧的是孝敬父母。
这一辈子对父母不孝顺，
过去了后悔都来不及，
做下些好吃的也吃不上了。

活人就是活着个男人。
一辈子不好好地过日子，
平常的日子里光吵仗，
岁数大了再想过好都来不及了。

谢谢，谢谢尕主席。女歌手唱罢，报幕员上台报幕，我把摄像机放在茶几上休息时对尕让主席说，好，唱得好！朴素如土的歌词唱出了永恒的生活哲理。啊呀呀，我来扎尕那几次了，就这次的收获大。尕让主席歪着头看我，良久才问，你来过扎尕那几次了？你是做啥的？我回答旅游的，到迭部看风景。他说，你看着我们迭部的风景好吗？我回答好。他又问你看着哪里的风景好，我回答最好的是扎尕那。他说，你认为就扎尕那好吗？我说，是，扎尕那最好，扎尕那的山好。为了避免他说我偏颇，我又补充一句，腊子口也好。他静了一下之后又问，安子沟你去过吗？我说没去过。他说，你连安子沟都没去过，怎么就说扎尕那最好。我说扎尕那的山好，阿尼玛沁、阿尼堆尼……他打断我的话说，你到安子沟去一下，看一下安子沟的措美峰去，我保证你就不说扎尕那的阿尼玛沁了。我说措美峰我听说过，可是那边没熟人，去了不方便。他说，要啥熟人呢，我领你去不成吗？我就是安子沟的人。
民歌大赛结束的第二天我就随尕让主席去了安子沟。汽车出了迭部县城，沿着滚滚的白龙江左岸前行，然后进了深邃幽静的山谷。尕让是贫苦牧民家庭的子弟，１９５８年民主改革之后才到县城上小学，小学毕业后又到合作市上民族学校，然后当了迭部县宣传部的干部。由于喜欢藏族民间文学，整理出版过几本民间传说，“文革”结束后当了文化局长，后又当了县政协主席。
在安子沟吉爱那村，我们住在尕让主席的弟弟家。
到了吉爱那村的第二天，我们骑着马过了次日卡村和葱地村，顺着安子曲{1} 往上走，拐过一个塆子，突然就看见了措美峰。但见在绿色的缓缓上升的山坡间突起着一座庞大的白石头山，比扎尕那的阿尼玛沁山大几倍，比阿尼堆尼还要突兀和挺拔。而在这白色的山岩之上，又拔地而起，耸立着尖尖的八九座石峰，直楞楞地戳向蓝幽幽的天空，像是举起的一排刺刀，又像是插箭台上耸立的一簇箭杆。我惊呆了，半晌，问尕让主席，那是山吗？尕让主席瞪着我说，那不是山是什么？我说，哪像是山呀，那是冰挂呀，倒立着的冰挂呀！那有几百米高吧！那要是山还不塌掉吗？一次地震就会塌掉。尕让主席说，我小时候它就这个样子，我老了，它还是这个样子。
措美峰的刀锋一样的山峰闪烁着蓝盈盈的亮光，像是镀了一层蓝色珐琅。
这天我们一直攀上了岩石裸露的地方。回头往下看，山坡上长满了密密的高山杜鹃。再往下是草场，再往下是细若游丝的安子曲。安子曲那边是一层一层的山，所有的阴山坡都长满了绿森森的松树林。一片叠一片的绿松林如同大海上一层又一层的波涛向白龙江涌过去。
尕让主席说，我们站的地方三千五百米，措美峰海拔四千九百米，是迭山的主峰。
次日，我们游览了尼欠沟，从亚列巴村的山坡上又一次看到了措美峰。我折服了，对尕让主席说，措美峰比阿尼玛沁、阿尼堆尼还要漂亮。在吉爱那村住了三天，第四天早晨起床，喝了酥油茶吃了糌巴，我们准备要离开安子村了。那天送我们来安子村的县政协的司机来接我们，这时尕让主席的弟弟走进来，用藏语和他说了一阵话。尕让主席便对我说，暂时我们还走不成。村子里有个老人过世了，昨晚过世的。我要走个礼去，吊唁一下。就是我们下头的这个人家。你在家里坐着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他就和弟弟一起拿着块酥油，提上一口袋青稞走了出去。
吉爱那村是安子沟里最大的一个村庄，有五六十户人家，院落分布在安子曲北边向阳的山坡上。这里的房子盖得和扎尕那不同，扎尕那大都是两层的楼房，院落很紧凑，而这里是在山坡上平出块地方盖一圈平房，然后在平房后边的山坡上又平出块地来盖一排房子。这排房子才是真正的正房，住人，而下边的那圈平房是牛圈、羊圈和仓库。等着尕让主席的时候，我闲着没事走到外边的平房顶上去。藏民的平房房顶是平台又是麦场，他们用连枷打场。
于是，吉爱那村的几十户院落便呈现在我面前。它们有的是沓板房，有的是土顶房，错落有致一层层排到山脚下。山脚下是平坦的麦田，一直延展到安子曲上边。我的眼睛很快地被吸引到离我脚下最近的一个院落，村子里不断地有人抱着酥油提着布袋走进这个院子。有些人是远道赶来的，骑着摩托和骏马。他们到了门口就熄灭引擎或翻身下马，一脸肃穆地走进院子。一进院子我就看不见他们了，高大的正房顶上瓦片一样排列的松木板挡住了视线。这间正房很宽大，很有些年代，墙上有裂缝，房顶上的沓板也非常陈旧，灰扑扑的。
后来，尕让主席回来了。返回迭部县城的路上，我问他，你刚才走礼的人家不像是个一般人家，来了那么多客人。尕让主席回答，我们安子沟的总管过世了。
我怔了一下，这几年来迭部，还没听说哪个总管还活着。解放前的迭部县是卓尼杨土司的辖区，有不同于其他藏区的社会形态，他把属下的卓尼和迭部地区四十八个大部落叫做旗，每个旗设有旗长和总管。旗长都是从他的亲友和亲信中指派的，这些人都住在土司衙门所在的卓尼城里，平时不管事，只是偶尔下来视察一下各部落的民情。各部落的具体事务都由总管管理，总管都是大部落的头人。据我所知，杨土司属下纯藏民区域的那些总管，要么是１９５８年参加叛乱被击毙或者拘捕后死于狱中，要么是没参加叛乱的或者拘捕后活着放回来的，应该也都老死了。似乎是猜测到我的心思，尕让主席又说，我们安子沟的总管解放时才十六七岁，叛乱发生的时候，正在兰州参观学习，没出啥事。我说，那么他在这块地方还有影响吗？尕让主席沉吟一下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总管，他们已经彻底被打倒了，可是具体到某一个人，或者他的后代，由于品行、道德或者能力的大小好坏不同，有的人在民间还是有影响的。就拿安子沟的总管来说吧，他在十五岁的时候接替了他父亲的头人职务——老头人病死了。他十六岁上就干了一件大事，在迭部沟影响很大。那是１９４９年吧，迭山那边的大裕沟有几个藏民去四川松州贩大烟，松州自古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物资集散地。他们从措美峰东边的一个山沟翻过迭山，从尼欠沟出来到安子沟，再过白龙江，又从达拉沟穿过岷山进了四川的若尔盖。他们经过若尔盖的一个部落时被打劫了，空手回大裕沟的途中找到安子沟的总管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认识老总管，想请老总管帮助追回被打劫的大烟。可是到了总管家他们很失望，老总管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小总管那年才十六岁，他们一见到小总管就认为帮不了他们的忙。没想到小总管听了他们的事，立刻从安子沟挑了十个年轻人，都是好枪好马，在他带领下前往若尔盖。夜里闯进若尔盖的那个部落，打死了两个女人，抓住了三个打劫的男人，将他们绑在马上往回返。那是在四川的地盘上呀，他们前头跑，后边四川人的部落集合起几十个人追了上来，快进岷山的沟口时给追上了，围追堵截，把他们逼进一家四川的碉堡房里。追赶的四川人围上他们，开枪攻打了一天也没打下来，反而让他们从碉堡房里开枪打伤了三四个。对方看打了一天打不下，天又黑了，就下了狠心，叫人抱柴把碉堡房围上放起火来。真是想不到呀，那天老天爷帮忙，四川人的火刚点着，大雨下开了，把火浇灭了。对方没办法，雨下得大得很，就停止了进攻，想着天亮了再打。到后半夜，被围困的十几个人趁着对方稍有松懈的机会偷偷开门，哗啷啷地骑着马冲出来，冲进岷山的山沟。一进山沟四川人就不敢追了，害怕遭遇埋伏，他们把那三个俘虏带回了安子沟。后来，若尔盖那边的人通过更登寺的佛爷说情，赔了两百头牦牛才把人赎回去。
一个十六岁的尕娃娃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来，一下子，安子沟的总管就在迭部沟和若尔盖出了名。人们不叫他的名字，都尊敬地称他尕总管。
尕总管不仅办事果断，对人也仁义。那是他十八九岁时，也就是解放初期的事——葱地村是安子旗的一个小部落，有一户人家的男人和旁人打仗，把人打死了。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打死人要赔命价。那家人穷得很，家里只有几头牦牛，还有十几亩山坡地，全部家产赔命价还不够，就啥都不要跑掉了，丢下四十多岁的老婆子。那男人跑了以后再没回来，音讯全无。老婆子一下子陷入绝境，没饭吃不说，睡觉都没地方。尕总管就把她收留下来，说你到我家做活来吧，我把你养老送终。实际上他不仅负责养老送终，还把老婆子到他家以后生下的一个娃娃也养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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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被我画的这位读书小姑娘打动了，想起你小时候读小人书什么的，也许，慢点怀旧，说不定你要恨我的。
这是我在美国超级连锁书店巴诺（Ｂ＆Ｎ）来的灵感。大书店开“漫画小说”（ｇｒａｐｈｉｃ ｎｏｖｅｌ）专柜有年头了，停车场一般的大书店里漫画小说书架占据正反两长排。真实景象比我画的更饱满，少年蹲着看，爬着看；肥妈撅着屁股一边查版本一边打手机问孩子买哪本。我一边捧本小人书狂看，一边探过小肩膀，圆润小脖颈，偷看人家在看什么，猜那颗小心眼幻想何在。
架子上探出来的形象，假如你看着陌生，请捧着去问少年人，呵呵，当心呢，人家回答时眼里可能写明：白痴啊你？
Ｙｅｓ，都是日本漫画形象。美国少年在被日本漫画吸引。美国超英雄漫画在大书店被日本漫画远远挤到一边。大书店不让拍摄，不然你可以ｙｏｕｔｕｂｅ看我枪版现场。
大书店够开放的了，美国很多小书店老板拒绝进日本漫画书。什么姐弟恋，生人死鬼恋，光怪陆离！天马行空着想像的美国是基督教文化，骨子里很保守的。这让我想，倒闭中的美国小书店老板和中国爹妈有些共同语言？哦，只有对日本漫画书意见相同？美国小书店老板都是绝对书虫，而中国爹妈，除了吆喝孩子考试“看书！”自己什么时候摸“书”这玩意？

超人毫无失落，正在飞升。美国漫画正统领着美国电影院大屏幕。
你要是不知道《３００》，不知道弗兰克·米勒，放下不读我了吧。除非你想看懂放在底下的画面。《３００》是一本漫画小说，讲斯巴达３００位勇士和波斯来犯者拚杀全体阵亡的故事，美国最红漫画小说作家弗兰克·米勒写的。《３００》的电影导演本无名，找了群无名演员，猛练肌肉，在烂棚里三个月搞定拍摄，然后带十个电脑创作员干了一年。看完《３００》首场公演，我的方向盘朝向书店，直奔漫画小说架，买回家细看，发现导演没有任何创新，形象、风格、颜色基调，全部抄原作。
不过《３００》一发票房冲天。读到这里你比我明白，不就是《蜘蛛侠》类的扩展吗！可以这么说。美国超英雄漫画故事给足动作片的基础，在ＣＧ（电脑做画面）世纪，实现想像力的新手段让美国漫画更狂，虽然在书店被日本漫画挤压，但是日本动漫制作效果远离着美国电影大众的迪斯尼口味和美国动作片节奏，而美国电影工业决定着世界娱乐市场，票房啊票房！

守望美国票房的是“粉丝男生”，网上业余评手。这些人的形象，在电影院，在烂漫画书店我都看到。特酷，时装大学生，在弗兰克·米勒的漫画《罪恶城市》改电影时集体出动；特土，腆着啤酒肚，一手领脏孩子，专心在另一手中漫画书上。
美国电影评论家呢？正处于集体歇业并全体出局。票房和大众观赏，跟专业评价，毫无漫画夸张地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些家伙自恋地自嘲着：“好，夏天休假，夏季动作大片狗玩意谁爱练谁练吧，等年底快奥斯卡了，我出来评论有深度的片子。”美国影院已然换了守望者。

《守望者》本身？当美国电影粉丝说最佳导演，十人可能九说法，而美国漫画小说粉丝说最佳漫画小说作家，十个人十个：艾兰·莫尔（Ａｌａｎ Ｍｏｏｒｅ）。漫画小说《守望者》文字作者。这位头发和胡子永远爆起的老小子，绝对不是好孩子，十七岁因吸致幻剂被学校开除，后来还贩毒，说自己是世上最傻Ｂ的毒贩子。假如他的私生活给八卦提供养眼版面，他对电影改编的超固执态度上头版。我看过根据他的漫画小说改的三部电影，《来自地狱》、《ＬＸＧ绅士盟》、《Ｖ怪客》，拥有后两部漫画小说。忠诚粉丝是每改每抗议，说电影糟蹋了原作。莫尔宣布自己和电影决不沾边，说朝改他的电影啐唾沫！
改编漫画小说是时尚，是大票房所在，《守望者》小说１９８６年发表后就被电影盯上，但是直到《３００》导演才说服投资，因为这小说据说很难消受，总裁紧张兮兮的，翻来覆去看小说，让读业内报告的我不由继续冒漫画灵感。

《守望者》故事设在８０年代，假设美国与苏联即将爆发核冲突，一群有特异功能的为美国政府干活的“守望者”被禁止工作，其中一位被谋杀，这群超人企图找出幕后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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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去年，在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的倡导下，上海启动“上海写作计划”。这是上海作家协会邀请外国作家来上海短期生活、参观、写作，并和中国作家交流的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每年举办一次。在中国，这也是首创之举，是中外文学交流的一个新渠道。首期“上海写作计划”，邀请了来自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三位女作家。在她们和上海作家的见面交流聚会中，本刊社长赵丽宏约三位作家为《上海文学》写稿，她们都欣然应允。回国之后，三位作家先后寄来了作品，怀想上海历史、中国文化，记录异域生活经历。本期“译文”栏目向读者展示“上海写作计划”的部分收获。

玛德莲·邓，加拿大女作家，父母为马来西亚华裔，曾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专业。小说曾获加拿大三十岁以下最具潜力青年作家奖及联邦作家奖最佳处女作奖提名。长篇小说《确然书》与布克奖获得者基兰·德赛、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一起入选美国的桐山环太平洋文学奖最终提名，并获加拿大亚马逊长篇小说处女作奖。

有一种煮饭的简单秘诀，是我小时候父亲手把手教我的。那时，我总是坐在厨房的灶台上看父亲淘米，看他如何眼明手快地剔掉米粒中的沙土和杂质。他的手陷入如云的水涡，米粒的摩擦声好像田间嘹亮的昆虫交响曲。他一遍又一遍地冲洗、沥干，再灌满水继续淘米。
量水煮饭的方法也再简单不过——淘完米，将食指尖触到米的表层，水位应及第一节指关节处。父亲从来不用什么说明书或者量杯，他只需闭上眼感觉一下水位。
我至今还有时会梦见父亲光着脚站在厨房中间，穿着件洗旧的衬衫，褪色的运动长裤腰头耷拉着。周遭是闪亮的灶台，棱角分明的电炉、冰箱，光洁的水槽，使他显得格格不入。这一幕令我如此印象深刻，有时都惊讶自己竟能记得那么多细节。
这是每次晚饭前父亲的“例行仪式”——淘洗，沥干，上灶煮饭。等我大一些，他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可惜我从来做不到像他一样细致，量水时总把手指朝锅里猛地一戳，毛手毛脚把水溅得到处都是，有几顿饭简直烧得像粥糊糊，连这么简单的活都干不好，不免让我胆战心惊。“对不起。”我低头嗫嚅着。父亲只顾大口吃饭，似乎我做得烂糟糟的饭和他做的根本没什么两样。他的筷子飞快地在盘子上游走，直到把最后一粒米饭吃尽。然后他眉飞色舞吹着口哨起身收拾桌子，让我深信一切都很好。

父亲站在厨房中间，右手提着一只装满水的塑料袋，里面养着一条鱼。
这条鱼几乎快要窒息，嘴徒劳地一张一翕。我隔着塑料袋碰碰它，一路抚过鱼鳃、柔软紧实的鱼身和突起的鱼眼。鱼直愣愣地看着我，艰难地来回摆动。
父亲往水槽中放好水，一抖塑料袋，鱼顺势连水一起落进水槽。它蹦来蹦去，蜷曲翻转。我踮起脚，下巴抵着台沿凑近观察。这条鱼大概有我小臂那么长。它游来游去，四处碰壁。
父亲开始准备晚餐，我则继续观察鱼儿。水刚刚没过鱼的表面，它拱起身子，试图转身或者只是在游水。我的手指在水中搅起圈圈涟漪，鱼儿依然徒劳地在冰冷的水里来回摆动。

一天中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在家。妈妈在上班，哥哥在外面玩，父亲和我则在沙发上看电视，来回换着频道。他爱看烹饪节目。我们一起看《跟Ｙａｎ学烹饪》（Ｗｏｋ ｗｉｔｈ Ｙａｎ），父亲总是对Ｙａｎ的手艺评头品足。有一次Ｙａｎ用橙子皮做了一只天鹅，彻底把我迷住了。父亲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我也会，这又不稀奇！”他把一只发芽的绿洋葱放到水里，向我演示如何把它变成一朵盛开的鲜花。“还有很多这样的小把戏呢！”他说，“我知道的可比Ｙａｎ多！”
不过，当Ｙａｎ示范如何做北京烤鸭时，父亲还是仔细地记着笔记。“放手大烧一场！”Ｙａｎ用炒菜铲指着镜头一语双关，父亲忍不住咯咯咯笑了。
“哈哈！”父亲笑得抖起了肩膀，“锅也炒疯了！”（“ｗｏｋ”在广东话里是炒菜锅的意思）
早晨父亲送我去学校。下午三点放学回家时，我总是喋喋不休地汇报一天的收获。“腕龙，它们生活在晚侏罗纪。”我告诉他，“只吃容易咀嚼的蔬菜噢！”
父亲点点头。“这点有点像我噢，我也只吃蔬菜。过来让我看看你的额头。”我们在半道停下来面对面。“有个高额头，”他弯下腰凑近看着我说，“凡是聪明人都有高额头。”
我趾高气扬跟上父亲的脚步，步伐一致，让我备觉兴奋。右，左，右，左，就像是一个人在走路。父亲会变许多小戏法，他可以用小圆勺挖上一个小时西瓜，把瓜皮雕出一座城堡！
父亲出生在马来西亚，在我出生前几年他和母亲都移民到了加拿大。刚开始定居在蒙特利尔，后来到了温哥华。父亲出生在一个季风肆虐的国度，而我也偏偏出生在一个温哥华的雨天。小时候，父母试图教我说马来语，但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天书。父亲总是和蔼地用拇指矫正我发音时的唇形，想要弄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我哥哥出生在马来西亚，可惜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后便不再说马来语了，要么是他忘了，要么就是他不愿意说。这其实很正常，父亲却很恼火。“小孩子怎么可能忘记自己的母语？”他跟母亲说，“记不住是因为他懒！是他不肯记。”哥哥十二岁时，下午总野在外面，在后巷对着墙壁踢球，像是用足球打鼓，吃晚饭时才回来。母亲白天在市中心的伍德华兹商场做售货员，就在那幢楼顶旋转着一个大红色“Ｗ”的大楼里。
家里的天花板油腻泛黄，弄得空气也好像厚重起来。我记得我喜爱空气中的重感，狭小的厨房中弥漫着一日三餐的气息，香味四溢。

鱼在水槽中慢慢死去。鱼光滑的表皮有特殊的光彩，像是用会发光的矿石做成的。我想用双手挤压它，用十指感受鱼肉反弹的力量。如果我紧紧地摁住它，我想我能感觉到它鲜活跳动着的心脏。可我只是盯着鱼看。“你越来越困了吧，”我朝它自言自语，“越来越累了吧。”
父亲在一旁麻利地切着洋葱。他用的那把刀比我的年龄还大，刀锋来回往复，手边渐渐堆起一小座洋葱丝金字塔。切完洋葱，他卷起右手袖管，把水槽里的水给放了。
鱼儿浮在水槽里，我们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水位退过鱼鳃，退过鱼腹，最后，水槽里的水都流干了。鱼儿一边躺着，张着嘴起伏不定。它在水槽里挣扎蹦跶着，跃上半空，又重重落下，激烈地痉挛。
父亲徒手提起鱼尾巴小心翼翼将鱼平放在灶台上，一手稳稳地摁着鱼，用刀面猛敲了一下鱼头。鱼停止了挣扎，父亲开始洗鱼。

我总是把自己公寓的墙刷得干干净净。烧饭时我会开窗开风扇通风。刚搬来时，父亲给我买了一个电饭煲，我几乎没用过，现在它还躺在碗橱后面，连包装带都没拆掉。事到如今，我对饭菜本身已并无渴望，可我很怀念一家人坐在一起，迫不及待地靠着桌子期待“魔法师”父亲变出一盘又一盘美味佳肴。餐桌上充满了欢笑，热气腾腾，妈妈的眼镜片布满了蒸汽，她不得不摘下眼镜放在桌边。她闭着眼都能准确无误地用筷子夹起最鲜绿生脆的蔬菜。

哥哥一身泥泞走进厨房，身后像是拖了一条细长的“泥尾巴”，手臂下夹着滚成泥球的足球。他与父亲擦身而过，面露一丝紧张。
母亲正在边上给鱼撒咖喱粉。她让我一手抓住一头把鱼弯起，撑开鱼肚，好让她把生姜塞进去。我小心翼翼地把鱼翻转过来，鱼身光滑而坚实，布满了细小锋利的鱼鳞。
父亲拿起电炉上装油的旧茶壶，油如丝绸般倾入锅里。热油开始噼啪作响，父亲提起鱼扔进锅里，加水，油烟四起。煎鱼声犹如轮胎碾过沙石路，声音之响足以淹没周围一切嘈杂。父亲从油烟中踱出来：“盛饭。”说着把我抱下灶台。
哥哥回到厨房，双手依然脏兮兮的，膝盖几乎和青砖一样灰，运动短裤贴着腿晃晃荡荡。他虎着脸一屁股坐下，父亲对他视而不见。
锅子里的米饭像馅饼一样平整。我用勺子翻了翻米饭，蒸腾的热气扑面而来。父亲还在灶台边精工细做，我把饭一碗碗盛出来：先是父亲的，再是母亲的，哥哥的，最后是我的。父亲一边忙着烧鱼，一边还得不时搅动瓦罐里蒸着的花椰菜。
哥哥踢了一下桌腿。
“怎么了你？”父亲问。
哥哥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干吗非要吃鱼？”
“你不爱吃？”
哥哥双臂叠在胸前。我看到他手臂上板结的尘土，真想用勺子把它们刮下来。
“我讨厌死鱼眼！真恶心！”
母亲咂了咂嘴。她的胸牌还别在衬衣上，上面写着“伍德华兹”，“售货员”。
“行了，”母亲把手提包挂在椅背上，“把手洗洗干净准备吃饭。”
哥哥飞快地瞪了她一眼，开始抠手臂上板结的尘土。我正把饭端上桌，碎土屑纷纷落到餐布上。我怒吼一声：“别抠了！”
“别抠了！”他阴阳怪气地学我样。
“干吗呢你！”父亲蓦地用勺子敲了一下灶台，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他指着哥哥：“在家里不许吵！”
哥哥低头看着地板，嘟嘟哝哝转身离开了餐桌，赌气似的大声跺着脚。
母亲无可奈何地摇头脱下夹克衫，边脱边用我听不懂的马来语和父亲说着什么。父亲耸耸肩，答了几句。我总觉得这语言有种亲切感，似乎我本应听得懂，或者我确曾听得懂只不过现在忘记了。他们的话充满柔和的元音，词与词融于一体，以至我无从句断它们。

母亲曾经和我说起她的内疚，她把它像祭品一样握在掌心里。“可你不一样，”她说，“你不必为之耿耿于怀。”“想像一下，”她的手拂过我的额头捋着我的头发，“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一块淤青，一大块深色的淤青。”
“淤青，”她说，“集中注意力。现在是一块淤青，但如果你能够集中注意力让它越缩越小，小到像针尖一样，像你所看到的，你就能如愿把它像灰尘般从身上掸掉。”
她抚着我的额头。
我试着照她说的，想像自己若无其事，什么事都变得无关紧要了，仿佛奇迹般，我好像真的从困惑中解脱出来了。她让我相信自己的意志力，似乎一切都可以成真。反之，如果原地打转身陷其中，就只会茫然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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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野裕城子，日本笔会女作家委员会副委员长。１９５５年出生，毕业于青山学院法国文学系，曾留学北京大学。１９９５年《韩素音之月》获昴文学奖，１９９８年《大陆游民》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吧台里整面墙的架子上，摆的都是大瓶的日本烧酒，酒瓶标签上印着“百年孤独”、“美少年”、“一刻者”、“不二才”、“喜界岛”。我念大学的时候也学过日语，读这些标签还不算吃力，不过又何必大老远地跑到上海来喝日本烧酒呢？所以，每次来这儿，我点的都是新疆的黑啤。说是每次，其实我总共也没来几回。
酒吧刚开门，我是今晚的头一个客人。我刚跳到一家大型玩具制造公司不久，公司就把我派到上海来，说让我学学汉语。到上海已经三个月了，日子过得相当轻松，公司为我安排了套月租型公寓，白天我在大学校园里专心学汉语，到了晚上，在外面吃过晚饭，就像今天这样到酒吧坐坐。在这个城市，酒吧好像多得数不清。
平时都是经理站在吧台里边，是个日本人，今天却换成个看起来像有拉丁血统的女孩，在里面洗杯子，准备小吃，有时还跟着店里若有若无的自由爵士曲哼上两句。我用英语跟她说话，可她却用汉语回答，我只好也换成汉语，我的汉语水平估计也就跟初中生差不多……
待了不一会儿，又进来个日本女客。
“原来是间专营日本烧酒的酒吧。嗯，这样吧，来杯芋烧酒，加冰。”她的汉语水平跟我差不多。
女客在吧台前坐下来，跟我隔两个位子。
她点的芋烧酒是用甘薯做的吧，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听经理向其他的客人介绍说，“日本烧酒原料丰富，有大米、小麦、红薯，还有用甘蔗酿的。”这间酒吧没挂招牌，不专门面向日本人，风格走的又是小众路线，居然还能维持，不愧是大上海。

“前面那条路是万航渡路吧。这里不会是７６号吧？”女客问。
“您稍等，”那女孩查了一下酒吧名片上印着的地址，回答说“不是啊。”还把酒吧的地址念给她听。
女客说：“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
“怎么说呢，具体情况我也不太了解，不过听说万航渡路７６号这地方好像很不吉利。”
“是吗？不过，您要打听上海的事，可就问错人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别误会，我这可不是在自谦。在上海，我真的只认识这间酒吧，还有我借住的亲戚家，我只认得去这两个地方的路。”
“你是哪国人啊？”日本女客的普通话比我还要差些，那女孩的普通话音调也有些怪，我鼓起勇气，加入了她们的谈话。
“我是维吾尔族啊，你以为我是哪国人啊？”
“我看你英语不像很好的样子，想也许是阿根廷什么地方来的留学生呢……”
“刚开始我也以为你是外国人呢。”女客轻摇着玻璃杯中有棒球那么大的球形冰块，也表示赞同。杯中的甘薯烧酒散发出淡淡酒香。
“是吗？我看起来像阿根廷人吗？还从没人这么说呢。不过，不管人家怎么说，我都是维吾尔族人。我来上海是看一个远房亲戚，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亲戚的一个朋友的朋友问我愿不愿意来这间店帮忙，误打误撞的我就来了，一个礼拜只来两天，这才是第三个礼拜。不过，我已经学会了几句日语。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何にしますか（做什么），ありがとう（谢谢），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拜托了）。在上海，我只认识亲戚家和这间烧酒酒吧，其他的地方我都不敢去。可我还是觉得挺高兴的，在这儿工作。原来我长得像阿根廷人啊。”女孩嘴角浮起个若有若无的微笑，擦干杯子，摆到架子上。

又进来了三个法国人，坐在了里面的桌子旁，小店一下子显得拥挤热闹起来，维吾尔族女孩没法悠闲地跟我们聊天了。那位日本女客，也许实在是无聊吧，用汉语跟我攀谈起来，问我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我们俩的汉语都不高明，说不了一会，双方都觉得费劲儿，就改为说英语。
这位日本女客就住在附近，而且只住很短的时间。她告诉我，她刚刚办完事，回来经过这里，看到店里幽暗的灯光，突然起了好奇心，就推门进来，她是被派到上海来工作的。
我说，“我也是被派到上海来的。”
“虽然我们都是被派到上海来工作，又都是这个城市的过客，但我敢说，我还有你，比吧台里头的那个女孩对这个城市更熟悉，绝对的。”她还告诉我，上海她已经来过多次了，有时来工作，有时来玩，有时是办事。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连地铁都没有，也买不到好吃的蛋糕和面包呢。
我微笑着边听边点头，也暗暗打量着她。虽然她很注意往年轻里打扮，估计应该跟我妈差不多年纪了。
“可是，上海对我来说只是个中转站，每次都呆不了几天，这城市里我熟悉的地方也只有ＨＩＬＴＯＮ饭店和大仓花园饭店。最受不了堵车的时候被关在车里动弹不了了，所以除了工作，我的活动范围就在饭店附近，步行能到的范围以内。”
我是第一次来上海，只看见到处都是摩天大楼。跟上海比起来，科幻电影《银翼杀手》里的高楼简直不算什么，它簇新簇新的，令人对它的未来充满期待，真无法想像就在短短十几年前，生活居然那么不方便。
“这次因为是被派来上海工作，对这所城市的感觉也跟以前不同了。你看，我现在生活的中心都在静安寺附近，转着转着就又回到这附近来了。”
“我也是。”
“准确地说，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旁边那家久光商场的地下一层。”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那儿就觉得很放松，好像有种磁力似的。”
“你也这么觉得啊。也是，要说古北新区那边的日本店要更正宗一些，可我又不是常驻上海，还是久光地下的日式咖啡馆感觉最舒服。”
“哦。”
“正宗的日本饭菜，在国外别想吃得到，可一般咖啡馆里卖的那种快餐就比较容易找。有一些快餐，像蛋包饭啦、番茄汁意大利面这些，日本打从有咖啡馆起就开始经营，在别的地方又吃不到，这些快餐特别能勾起我的乡愁来。”
“蛋包饭是什么？”
“就是把鸡肉饭用番茄酱拌一下，加上些煮好的青豆，外面再用摊好的蛋饼裹起来，日本小孩最喜欢吃了。”
“咖啡馆里有卖这样的快餐？”
“对啊，只有在咖啡馆才吃得到呢，再就是那种老的西餐馆里也能吃到。”
“所以吃到这样的东西，就会勾起你对日本的怀念，对吗？”
“没错。我去伦敦、纽约的时候，也会在当地找家日本的超市，在超市旁边的咖啡馆点上份蛋包饭，在吃到蛋包饭的那一瞬间，就会非常地想念日本。对了，９０年代末的时候，日本的八百伴不是在全世界都有分店吗？我就曾经在纽约的一家八百伴看见小野洋子① 一个人坐在那儿吃咖喱饭。那个时候我就想，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有想吃这种快餐的时候，大家都会啊。”
“我在旧金山长大的，也有一些日本朋友，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日本城的日式煎饼店吃饭。”
“对，外国的日本城也有那种氛围。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国城，其实在日本人聚居的地方，也有一些日本城，古色古香的。我最喜欢的是圣保罗的ＬＩＢＥＲＤＡＤＥ，在那儿，你可以感受到明治时期的日本。还有夏威夷的ＢＯＮＤＡＮＣＥ②。不过，现在它们的地位已经被那些大型的日本超市取代了。对现在在海外生活的日本人来说，日本超市更有亲切感。”
“这种酒吧是不是也很有亲切感？”
酒吧经理到这时才露面，他用日语跟我们说：“你们二位说现在在上海的日本人已经超过了纽约，在全世界都是最多的，官方数字有五万人。可我觉得，实际数目至少应该有它的两倍。”

又一天，公司里有个上司到上海来出差，把我也叫过去，一起去一家朝鲜人开的餐馆里吃饭。餐馆里的女服务生都穿着粉红色的韩服，个个都很漂亮，皮肤又滑又亮。她们跟那些在美国长大的韩国女孩，还有在韩国本地长大的韩国女孩看起来完全不是一个型。整晚上，她们载歌载舞的，把我们看都看醉了。送走了上司，不知不觉我又晃到了那家酒吧。这一晚，吧台里就经理一个人，吧台前的客人也只有我和上次那位日本女客。
“唉呀，又见面了。”今天女客喝的是一种绿颜色的鸡尾酒，她大口喝着，看来味道不错。经理自己也品着同样的酒，给我也来了一杯。一种我从未喝过的味道，有点像甘蔗汁，却比它香甜、清口，又带点原始的风味，基酒应该是白朗姆酒。
“这绿颜色的是什么东西？”
经理从吧台里递过一根还没有放进榨汁机里的东西来给我看，有点像是甘蔗，也有点像是竹子。
“是我送给经理的，我刚从崇明岛回来，这是那儿的特产，有人拿它榨汁给我喝，很香甜又不腻。我想让这儿的经理用它榨汁调鸡尾酒喝，就跟码头上的大婶买了些带回来。”
“加点在香槟酒里应该也好喝。”
“这种甜香真舒服啊，真想缩成一团，把自己封在茧子里，一动不动，就这么慢慢地慢慢地萎谢了算了。”
我和女客喝得都很快，喝完一杯，再要一杯。这位女客上周一周的时间，好像都顶着大太阳奔走在上海街头，去调查一位过去的女作家，真不知道是派她来上海做什么工作的。她也告诉我们那位作家的名字，还举出最近流行的一部电影的名字。可惜的是，我和酒吧经理对她说的这些毫无兴趣，只是不得不听着。
“我为了找到她以前住过的公寓，查了很多资料，哪知道那么容易找，跟静安寺就隔一条街，是栋法国装饰艺术风格的洋房公寓，线条很简练。旁边就是港澳中心，公寓对面一大块空地，听说要建香格里拉饭店还是什么的。要真建起来，那栋公寓楼不就成了童话故事《小房子》里的小房子了吗？可要在七十年前，住在那公寓的顶层，肯定看得很远，能有几分逃世而居的感觉吧，说不定能俯瞰整个大上海呢。”
“港澳中心？我刚去过那边，就上个礼拜，去找一间酒吧。对了，听人说，北京的港澳中心金正男经常去住。”
“说起金正男，我刚从间朝鲜餐馆吃了饭过来呢。你说的是真的吗？他不是住在澳门吗？
经理和我都试图改变一下话题，但是女客却自顾自地继续说她的女作家的事，用她不怎么灵光的汉语，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跟说醉话似地：“我看过那位女作家的丈夫还是男朋友的在他书里写着，他们那时候经常两个人一起走路去静安寺附近买菜。看来，静安寺从那时候起就是市中心啊。对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界地的那条街叫什么来着，就是通高速的那条街。”
“延安路。”
“对对，延安路。”
“人们在破坏一条街道，或是重建一条街道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留下些印记。”
“北京的地铁不就是沿着以前的古城墙修建的吗？”
“对，东京也是，现在有的公交车线路完全就是按以前的有轨电车线路设的。”
“有轨电车？”
“以前有，在地面上跑的那种有长辫子的电车。”
“是吗？东京也有过有轨电车啊？”
“有啊，我还记得我小时坐过呢。青山、新宿这些站的车站在哪儿我都记得。”女客对经理说。
“我跟您不是一个时代，不太清楚。”
“是吗？”也许是被冒犯了，女客陷入了沉默。她可能年纪不小了，上次在这间酒吧见面的时候，她曾说过，东京开奥运会的时候她去看过有阿比比参加的马拉松比赛。不过，说她看来像个老女人，倒不如说她像个已经活了两百年的老妖精。
“那书上还说，从那位女作家的公寓能看见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百乐门）的霓虹灯。那霓虹灯，现在不都还在吗？我特别喜欢。”
“我还以为那个念ＢＡＲＡＭＯＮ（婆罗门）呢。”经理给自己也添了杯淡绿色的鸡尾酒。没客人来，他乐得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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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琼斯，澳大利亚女作家，小说曾获２００３年凯博奖和２００３年的西澳大利亚州总理图书奖－最佳小说奖；小说《六十暮》曾进入２００４年布克奖初选名单，当年获西澳大利亚州总理图书奖的小说奖和总理奖；２００６年获南澳大利亚州文学节最佳小说奖。

１

在鲁迅故居的卧室，这位外国作家停住了脚步。这间回荡过鲁迅声音的卧室，就像被风儿吹过，寂寂无声，显得空落、忧伤和惆怅。房间里摆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件私人用品；闹钟停留在五点十一分，一张青年鲁迅英气勃发、充满自信的相片，一张小书台，上面摊着几本已经泛黄的旧书。墙上挂着儿子周海婴婴儿时蜷着身子熟睡的油画。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只有这张油画暗示着人们什么才活在了他心中。或许在生病的昏暗日子里，鲁迅凝神望着这幅油画，看到艺术以其脆弱的笔触记录着人的一生。或许鲁迅一闭上眼，眼前就会浮现出婴儿熟睡的模样。或许也就是这个“救救孩子”的心愿令鲁迅心潮起伏。

２

五十五岁，弥留之际，鲁迅梦到自己变成了果戈里。虽然肺部剧烈疼痛，大声喘气，整个人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但他仍然相信自己正走在俄罗斯大草原上，透过尖长的鼻子呼吸着冰冷的空气。四周都是银色的落叶松，还有陌生的俄语如同雪片一样在空中飘荡。这些语言真是动听，只可惜他一句也听不懂：就好像所有的语意都被寒冷尘封了。
鲁迅确信自己需要一件有毛领帽子的大衣御寒。转瞬间他就已走在圣彼得堡石街上找寻着大衣。终于他寻觅到了一件，并迅速穿上裹紧似乎这样就能挽救生命。但鲁迅又梦到自己遭人袭击，大衣被抢，他感觉更加冷了，身体已经冻得不听使唤，也不会言语。他立刻感到自己成了圣彼得堡上空的幽灵，无家可归，悲伤失落地在城市上空游荡。但很快鲁迅又意识到自己是果戈里，四十二岁就离世的果戈里。作家们的认同感在梦中依然有着情感上的交流。
在生命渐渐离去的时候，果戈里陷入疯狂，他烧毁了《死魂灵》第二部；他被痛苦折磨被牧师逼疯。水蛭吸附在鼻子上，据说果戈里死时脸就冲下。鲁迅感到他的鼻子也不是自己的了，那件丢失的大衣似乎又重新找回帮助着他抵御死亡的威胁。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越过上海，哦，不是出生地绍兴，向着遥远的北方飞去，那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最后落到了一片冰封的大地上。
醒来时，鲁迅身体还在打颤。这是十月的上海。灯光柔和舒适，但他依旧哆嗦不停。

３

第二个梦，鲁迅相信自己正被人生吞活剥了。他进入自己编写的故事场景中无法脱身。
那晚的月亮特别明亮，是三十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明月。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沐浴在牛奶般的月色中，桌子、书本，甚至是那个黑面闹钟。事实上他都无法确信自己此刻是清醒着还是在睡梦中。胸口的阵痛提醒里面正被一点点掏空，就好像有恶魔将他的双肺切成一片片后慢慢咀嚼。在还是一个日本医学院学生时鲁迅就听说有个肺病患者吸食死刑犯人脑髓的故事。这个故事如噩梦缠身令他不寒而栗，无法忘怀。他曾眼睁睁看着挚爱的父亲咳血，现在自己也感觉到了内心被撕咬着。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食人魔都是流传于遥远的古代，长得奇形怪状，但梦中的鲁迅感到特别的无助和害怕。月亮带着敌意斜睨着他，他想到了无数鱼的眼睛，想到了自己对家庭知之甚少，想到了儿子，于是大声哭叫着要救他。
鲁迅的叫声引来了夫人许广平，她走到他身旁，轻轻将掌心按在他额上，轻声言语着，哄他入睡。但鲁迅却开始吟诵起了《水调歌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鲁迅对夫人淡淡一笑；许广平的脸一半在月色中，一半隐在黑暗里。
“呵，苏东坡。”他喃喃自语，语气中带着对先人的敬意。
鲁迅不可能想到有一天许广平会回忆起这一刻——１９４１年在她被日本宪兵囚禁后——鲁迅吟诵《水调歌头》的情景一直都陪伴她度过无助的日子。作家们是无法预知将来的，也无法知道怎样的言语能摧毁一个人或是保护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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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一年还住在劲松。那一年母亲从成都来北京住在我处。有一天巫丹丽和她母亲来看望我母亲。互相该有二十几年没见过面了吧，那么，是怎么联系上的？
回忆起来，就很费力。
那一时期我没有日记。我是在使用电脑以后，才开始在电脑里设置“大事记”的文件夹的。那时不记日记，是觉得没有必要——重要的事情，以后我一定能回忆起来。现在回忆跟巫家的交往，却无法将印象锁定为准确的时间，是因为不重要？
巫丹丽的父亲，叫巫竞放。我四五岁的时候，在重庆，那时父亲是重庆海关总务处的主任，巫竞放伯伯是他的一个下属，我留有模糊的记忆：巫伯伯巫伯母带着巫丹丽来我家做客，巫伯伯人高马大，西服革履。巫伯母身材苗条，旗袍闪亮。巫丹丽比我小，但也能满地跑了，见了我家蔷薇花丛下的鹅，就敢去追……
当然，以下情况是我长大以后才知晓的：解放军来到山城重庆，军代表进驻重庆海关，海官旧职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遣散，有的被留用。留用的人员中，有的还被重用，比如我父亲，他被重用，是因为海关地下党组织证明，他为不让海关的物资——其中有许多是新中国极需的特殊物资，被国民党带走，以及因为带不走就想毁坏，配合地下党，做了工作，妥善地保护这些物资，完整地交付给了进驻的军管小组。
接收重庆海关的军管小组一进驻，就宣布接收小组的名单。巫竞放和另几位地下党员立即公开身份，进入接收小组，而我父亲，是旧海关职员里唯一一位非地下党而被吸收到接收小组里的人士。
新中国决定在北京成立海关总署，对全国海关建制进行大调整。重庆海关被撤消，重庆海关里的地下党员林大琪、巫竞放等保荐父亲到北京海关总署任职。那是1950年秋天。就这样，我随父母从重庆迁居北京，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
父亲被任命为新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处副处长。我童年记忆里，从重庆乘轮船到武汉，以及从武汉乘火车到北京一路上，包括到达北京后的头几个月里，父亲都还是穿的西装。但印象里，重庆一解放，巫伯伯就换了一身“干部服”，和从解放区来的那些接收干部穿戴得一模一样，巫伯母呢，则立即是一身“列宁装”。这是那个时代革命女干部的一种服装，很难用文字形容，必须看那时候的照片才能明白，至于为什么革命女士的服装要叫做“列宁装”，我至今不甚了了。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着“列宁装”必须戴“八角帽”，那时一看是戴“八角帽”的女性，就知道非一般家庭妇女，多半是“女干部”。每次大的社会变革总避免不了会形成大规模的“易服”。我父亲那样的“留用人员”的易服是慢好几拍的，但地下党员一旦公开身份，则都是“立地换装”。记得父亲曾跟我们子女私下说，那时因为工作关系常会见到外贸部的副部长卢绪章和江明，这二位解放前的公开身份是贸易大亨——改革开放以后拍摄过一部故事片《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就是以他们，特别是以卢为原型的。他们因为穿惯了西装，乍换上“干部服”不要说自己总表现出不那么适应，就是外人，比如我父亲从旁看来，也总觉得他们要么领子不对头，要么手抻袖口不顺当，总之多少有点滑稽。
巫竞放伯伯是和父亲前后到北京任职的吗？我那时太小，不懂大人任职这类的事。如今有了网络真好，可以从网上查到许多资料。我查到一条关于巫伯伯的，很简短，说他是江苏武进人，1937年到延安，1938年入党，历任延安边区银行科长、中央财经部主任秘书、重庆海关职员、东北空军后勤部长、北京海关关长、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面对这条资料，我发愣。为什么把他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职务混列呢？“中央财经部”应该是延安解放区的机构，重庆海关却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啊。

2

打电话给成都的二哥，请教他。
二哥生于1927年，比我大15岁。
我：巫伯伯去过延安，还在那里入党、任职。那他以后怎么还能到重庆海关做事？
二哥：据我了解，巫伯伯是上海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就在海关当小职员。咱们爸爸手里曾有很“古老”的海关职员名录，我记得那里头就有巫伯伯的名字。那时候中国海关被外国人控制，总税务司都由西方人担任，他们禁止任何党派在海关里活动，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能在海关里建支部。1937年巫伯伯应该是三十岁出头，估计他是向海关请了假，然后去了延安，后来，大概在40年代初，又回到海关工作。那应该是国共合作的时期。
我：海关怎么能允许他回来工作呢？他去了延安，入了党，还在延安银行等部门任过职，他竟又在国民党政治中心的重庆海关获得工作，就算他把去延安等事实隐瞒起来，难道人家就不查他吗？我读过《红岩》，获得的印象是重庆的国民党统治是非常森严的啊……
二哥：我也解释不了。可惜爸爸妈妈全过世了，现在问谁去？我的印象是，当时巫伯伯巫伯母隐蔽得非常好。拿平日穿着来说，咱们爸爸算得讲究，妈妈就总是很不讲究。那时的巫伯母——后来知道，她是跟巫伯伯一起去延安，一起再回到国统区，也是地下党。她的穿着打扮，举手投足，完全是“高级职员太太”的做派，谁会想到，几年以前，她是在延安窑洞内外纺棉花的“大生产运动”的积极分子呢？
我：那么，爸爸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吗？
二哥：我想是很快猜出来了，但大家心照不宣。其实国民党方面还是来人查问过巫伯伯他们。我记得爸爸有一次说，他就派巫伯伯作为海关派驻邮局的一个特派员，那样的特派员只设一个，平时也不在海关露面，工作比较清闲，行动也可以相对自便，这当然是对巫伯伯的保护。
我：怪不得解放后巫伯伯他们地下党对爸爸那么好，力荐他到北京海关总署任职。
二哥：不过1957年以后，他们来往少了。你知道爸爸在“鸣放”时有言论，他说旧海关的有些规章制度还是好的，不要全盘否定。他没有“划右”，但“内部排队”算“中右”，当然不再适合担任统计处副处长这样重要的行政职务了，就另任命为专员，后来去编译中国海关史资料，当然，待遇不变。我想，保他的人里，应该也有巫伯伯。巫伯伯的仕途继续高升，到1965年当上了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那时候咱们和大部分西方国家还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些西方前政要就都以旅游者身份来华活动。记得那时候从报纸上看到新闻，毛主席接见某西方前政要，陪同接见的官员里，就有巫竞放的名字。估计巫伯伯心里还是会保留对爸爸的好感，但不便联系了。爸爸起码是出于自尊心，也不会再去找他。

3

我知道肯定有不少读者对我这种文章回忆的人物提不起兴趣。巫伯伯巫伯母毕竟都不是中国政治史上名声显赫的人物，但于我来说，人到晚年，回忆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人只能存活一世，人在存活中涉及到的他者，纵使很多，到头来也仅是浩荡历史长河里的一波一浪，但这些与己有关的一波一浪，牵动着生命的歌哭，忘记是不应该的。
但是历经了许多沧桑岁月，关于巫家，回忆中，只能萤光般闪出些斑斑点点，很难构成轨迹，更难洞察底里。
斑点之一，是在紫禁城里的太和殿。那是哪一年？记忆需要营养，这营养不仅是令神经元敏锐的物质，更是我们生命流动中的心理需求。往往是，因为在现实功利之外，我们就早将其“忘记在爪哇国”了。其实，真正地享受回忆之厚味，恰应在现实功利之外，但这确是一个悖论：记忆营养需要功利性的心理刺激，没有这一刺激，就会造成遗忘，而过分功利地调动回忆，则往往会化为一种偏离事实原生态的创作。
关于太和殿的回忆是超功利的。大概是1952年。那一天刘巫两家联袂游览故宫。我那一年十岁，巫丹丽可能八岁。那时太和殿是可以走进去细观的，我看到金銮宝座，没产生什么不得了的感觉。可是我记得父亲说：“这可是金銮宝殿呀，以前哪里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入呀！”巫伯伯也说：“随便跑进来，那时候是要抓起来杀头的呀！可是现在，你们（他指我和巫丹丽）可以在这金銮殿里打滚啊！”记得母亲和巫伯母也都快活地笑出声来。巫伯母说：“丹丽，你可以在这里打滚的！”巫丹丽淘气向来超过我，她立即在地上打了个滚。我岂甘落后，也故意在地上滚了一下。大人们呵呵地笑。另外的游客，似没有介意的，也站住脚笑。
再后来，是关于一本刊物的回忆。那时候我上初中了。那本刊物是《中国青年》杂志。那一期上刊发了一篇“读者来信”，写信的是巫丹丽的母亲。她说自己的女儿巫丹丽总是不能被批准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对此她很有意见。她认为自己女儿只不过比较有个性，是不应该被拒之于少先队门外的。编辑部发表出这封来信，加了按语，大意是这种因为孩子有小缺点，甚至只不过是因为比较有个性，就不给入队的情况，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存在，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少先队应该对所有的孩子敞开大门。那本刊物不是我发现的，不记得是父亲还是母亲还是哥哥姐姐中的哪一位发现的。总之，至少有一个晚上，在晚饭时，父母带头议论这件事。母亲说这真奇怪，丹丽是延安干部的孩子啊，怎么还会连入少先队也被卡住呢？我们家的这位（指我）那么一大堆毛病，入队晚是晚了些，也应该晚，但到底还是戴上红领巾了嘛！父亲就说丹丽母亲的信写得好，少先队员不该是些失去了活泼的孩子。不过，父亲又认为，有人不在乎父母的革命资历背景，就孩子论孩子，倒也说明，现在有些人还真是很讲原则的，尽管他对那原则的理解偏了些。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巫丹丽真够倒霉。我耳边似乎又响起她的大嗓门来，眼前似乎又见她在金銮殿带头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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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灾难之间的爱情

一场暴风雪中开始的爱情
在一场大地震中溃败
苏东坡宅院的冬天，一株
蔷薇的反季节绽放
撕破冰雪大幕的阴冷画面
你青春的激烈，惊喜我的生命
两场灾难之间的爱情
从一场暴风雪开始。灵魂
在词语的紧密团结中
互相亲近

午夜的阳光，打开生命之门的
奇异景观；你使我炫目，并且倾倒
水观音坚韧的苦难根系
让我把爱你视为使命

一首刀锋上的诗，亲爱我们
诗歌。哲学。尼采。卡尔维诺
身体颠倒身体。冬天的一场雪
以天鹅的优雅舞步制造分离
关河梦断。思念翻过重重大山
我们凭空握手，用爱相互取暖
神秘园的两种版本，交替感动我
从恩雅的女声部到小提琴的Ｇ弦
你始终是这个冬天的主题
从天空坚定我

没有一颗钻石能够转移你
（爱你，不可以选择）
没有一个圣像能够代替你
（爱你，不可以决定）

走进悲伤的夏天，万物在哀恸中
迷失了方向。群山倾斜的盆地
张开它的血盆大口，想要吞噬我们
在大地剧烈的震撼和摇晃中
“跑，还是不跑”成为一个问题
成为我们的问题
带给我们更强烈的震感
经过两场灾难，我以为
我们已经安然无恙了

双手合十。肉体之上
观念的盾牌举起，由轻至重地
撞击，矛头被矛头折断
爱情的力量变成灾后的余震
苹果分歧果核，花朵分歧树
结论质疑前提的可信度
万有引力否定物质的重量
我们在爱的加速度中二律背反
朝反方向运动。兵刃的冷穿透我
一块原生的铁，落实在你心中
刚刚被熔化，又凝固得更硬
铁打的自我，摧毁了流水的爱情

相爱变成了相争。持久的消耗战
舌头饲养的蜜蜂，在爱情的蜂巢中
酿蜜，词语杀伤力的小分队
在情势失控的战斗中，把毒刺
留在你的体内；蜇人的蜂儿先死了
我们同时倒下。贯彻到底的痛
把我牢牢地钉在那个时间点上
地震没有震垮的天空，终于坍塌了
我身陷在废墟之中
仍用最后的体温说出：我爱你

两棵树在风雪中相遇，远远地
拉手；在夏日的油彩中打破对称
两条鱼在涸泉相识，相濡以沫
你的江湖太大
注定要相忘于江湖……

两条鱼摆尾，江湖破碎
两棵树鞠躬，镜中的蔷薇
猝然凋谢

你脸上的北斗七星

爱你，不是我决定的
穿过岁月的幽暗之途
我在万壑之谷的颠沛中迷失了道路
仰望夜空，那美丽的七颗星星
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中
带我走出困顿的泥沼……
现在，那神秘的星象又出现了
不是在夜空，在你的脸上
那神秘的北斗七星
绘制的命运路线图，早已
安排了一切：险峻的大山之巅
那黑暗之书展示的星象图
如同上帝的指纹，星斗向北
指引我们走出横断众水的大峡谷
在远离湛蓝湖泊的盆地边缘见面
一场暴风雪的发生，和你同时
出现，七颗星排列的星阵
确认你：我的宿命之星，升起
在你脸上，那冰冷的
夺人魂魄的妩媚，把记忆中
绝望到冷酷的母性暴力带给我
进入你的星阵，是幸福
也是劫数。怀着几分好奇
体会在劫难逃的致命痛苦
热爱命运，又受虐于命运
如一只梅花鹿的局部，把狩猎者
引向深谷，任由它引导我
走失在阴冷的密林里
混合着感激的无助
在万劫不复的处境中
放纵自己。抓住上升的道路
却坠入深渊；我在你的星阵里
离自己越来越远。爱情
围绕你列队，又溃散
再列队，再溃散
反复锻炼。我依然爱你
在生命的暗夜，曾经
照耀过我的北斗七星
再次照耀我。你脸上的
七颗星星，是我心中
疼痛的铁。对你的爱
不过是对这宿命的回应

（阅读全诗请见杂志 ）

创作札记◎周伦佑
之一

１． 不管是把诗比喻为梦、镜子、美的感性形式，世间万物的象征，或别的什么，所有的定义都指向阿波利奈尔的轮子：一种新现实——超现实。诗人便是使这轮子转动的启动者、操纵者，玩轮子的人。

２． 诗的纯粹是没法说清楚的一件事，我们只能间接地看到许多人用手举着一样东西，仿佛举着一块巨大的水晶，只要一失手便会落地摔得粉碎。那上面真有什么神秘吗？抑或抬举的姿势只是某种虔诚的表示……如此想法并没有消除问题，原来举着的手照样举着，又有更多的手自发地围上去，共同侍奉那易碎的神圣。就算知道诗人手上那块水晶是虚构的，它仍然确定无误地发着光，并且显示出一种质量和重量，使你感觉到它，联想到它，体现着它，进而成为诗人可以依赖和信仰的艺术理想。

３． 艺术是寂寞者的事业——生前的寂寞和功成前的寂寞。古往今来秉大气者皆是甘于寂寞并甘于被世人误解的。在时间内部紧紧抓住意义之核，反复咀嚼品味，然后说出所思所悟，这是唯一值得诗人关心的事情。

４． 写作即是介入。一切严肃的诗人应该彻底放弃那种“中庸”、“中性”的写作立场，并最终澄清：纯粹绝不是艺术的某种中性状态，而是一种艺术形式推向某一极端的锋芒。如同纯青的炉火使铁变成钢，沸点以上水成为气体，零度以下水凝结成冰是一个道理。这里的“铁”和“水”都是纯化之前的中性状态。

５． “透明”是现代诗学中被提得最高，也磨损得最厉害的一个词。诗歌语言有两种透明：一种是语义的透明，一度语言，语言意义的确定性和明晰性。第二种是语境的透明，与诗人的感觉和自由联想相关，在语境中获得的一种无遮蔽性。如同埃利蒂斯所描述的“在某个具体事物后面能够透出其他事物，在这个透出的事物后面又透出其他事物……如此延伸，以至无穷”。
我追求的正是这后一种透明。

６． 应该从理论上把一个颠倒了许久的问题颠倒过来；不是以语言为目的，而是以诗为目的；不是语言纯化诗，而是诗纯化语言——诗是使一个种族的语言得以纯洁的唯一可能和保证。

７． 如同水是鱼的内部网络，天空是飞鸟命中的射程，诗人用语言写诗，语言就是写作本身，诗人是不能在语言之外谈论语言、处置语言的。因此，诗人对语言的变构便只能是：在语言中对语言的遮蔽性、确定性的克服和自我克服。

８． 诗人一生的主要意象与他生命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有关。不是哲学的思考，不是从艺术到艺术的偷渡和置换，童年的经历或生命的创口通过深插于梦境火焰中的手，反复提炼，使经验或超验的事实纯化为普遍的形式，而某些主要意象总要时隐时现地出现在作品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９． 为艺术而艺术，或诗歌以自身为目的，其实就是人以自己为目的——以自己的精神自由为目的。正如帕斯所说，“诗不仅仅是人自己所想、所感、所作的说明，而且是人自己所建立的定义”。艺术不能脱离人而实现这点使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不自由人类对自由的趋近，艺术本身也是不自由的。这使以下命题得以成立：写作是对不自由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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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  刀

之后  我会告诉你
鞘的外面  一把裸刀冷至霜打赤身

他风雪中注定的大红大紫
将连同你不可知的未来的伤痛
一起归于清澈  圆融
在老地方  一些旧事无始无终

每一枝白荷都想关闭你

走过了所有的路
还在时间上走

贴面却冷酷的移动中
所有的身世都心怀金胎
没有季节的舞台深处
陷落自己的人
速度最快

发达的都市里
没有发达的建设者比人还多
沾在脸上的无奈
从地铁一直张贴到上司眼外
而相爱的人
从眼睛一直消失到内心

稻草欢跳的年代
心膜的律动难以典当
你把自己淌成诗歌
你是风光的冤家
每一枝白荷都想关闭你

单  身

他是单身
单独的肉身

单身不依附肉体
和肉体的软组织
与硬组织

没有肉的依附
就没有背叛
远离肉的组织
就没有运动

所以
单身一般不出汗

一夜想起所有的夜

他一张开，一些魂就断了魄
寻找磨石的眼界中，刀
曾折起，拒磨
在自愿示众的没有硬度的酒局上
堆砌的赘肉一直吞吐场面的话语
酒，被喝了很多年，喝了记不清多少次
还是谁也不了解谁的内心
与欢笑的未来的遗容

本该拿来流浪的时间
和用来享受的肉体
被全部用来工作和边学边习
众生，只有在业余的时候开始生活
试验性的爱情的形式，以精确的进度
掩饰了怀疑对美的深勘
在这些夜晚的每一寸黑里
良心一边思过，一边犯戒
大师一起说法，一起枉法

雪夜无月，单行者
你要闯进多少扇门
才能撞开一朵单独的她

一场大雪带来的小惠

她之前什么也没说
温度和风度，都恰到好处
她将实地上的人们
想要的前兆，隐匿于高高的
苍白的点点心思

她突然间的现身蓄谋已久
片片飘飞的蛇鳞，洁白在白中
她的化身倾覆天空，又倾覆大地
她告诉我地上是脏的，是不平的
她一来就干净了，连坑人的坑
都会是平的

依我磬声

长夜的接口，还是长夜
寺院的妙华，归于无声

什么波澜不能壮阔
谁的乐律，不能笙磬同音

深藏的诗想为你而诵
语言的精灵，依我磬声

凌晨，一生独奏的唇
吞下大片湿润的寂寥

鲜花盛开的外景

一个接一个的化身
走进了概念概括的伪梦
远离，灵与肉的欢愉
眼光与眼光的对峙中
一代代肉花，竞相葬入名词

稳坐在成人摇篮上的妻子们
从少妇长向女婴的年龄
还在海边踩水的少女，盐卤的
双脚，在别人的足迹里，感受沙的痒
更多的胴体，例行日复一日的出操

鲜花盛开的季节，外景都似披纱的新娘
我要盯梢多少皮肤的泳影
才会被一颗心鲜嫩的纯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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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我们谈论小说往往只关注语言、叙述、结构、经验、想像力这类技术性的问题，很少愿意把小说放到一个大的范围去讨论，而我想把眼光放开一点，谈谈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关于现实，包括现实主义，多年来我们似乎有一种误解，比如一提到这个词儿，就把它跟机械的反映论和工具论等同起来。这里面当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任何一种文学观念和现象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英国思想家雷蒙·威廉斯写过一本《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就曾经对许多在人们的大脑中习以为常的概念和词汇进行了重新阐释和甄别。这提醒我们，对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这类看起来已经成为常识的问题，也存在重新认定的必要。
我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人与现实的关系，其次是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最后是小说对现实的权力。这三个方面各自都可以成为单独的话题，但如果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探究，我们也许能够更清晰地看出当代小说的发展轨迹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 人与现实的关系

在８０年代，我印象最深的是２０世纪的哲学家们最关心人的问题。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等，在文坛学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耳熟能详，风靡一时。在工厂的车间或者公共汽车上，一不小心就能碰上有人手里捧着一本诸如《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和《人论》之类的书。诸如“孤独个体”、“自由选择”、“存在先于本质”、“力比多”、“酒神精神”等，听起来既新鲜又富于诱惑力。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对人的著名定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自身。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的也是人的实践理性，例如“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尝一尝”之类，这跟萨特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将人当作孤独的个体，强调的是人的阶级属性，所谓资本者血管里流淌的是资本者的血液，无产者血管里流淌的是无产者的血液，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藤上结什么瓜，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日本学者福山曾提出“历史已经终结”的著名论断，“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某种文化的终结，也可以叫做危机，人与他自己创造的文化脱节，或者说发生了断裂。中国近代以来，这样的断裂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五四”运动，还有一次就是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两次断裂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前一次是中国人与漫长的封建文化传统决裂了，并且开启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但由于日本入侵，使得这一进程暂时被搁置下来，救亡图存成了全民族的第一要务，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指的就是这个事情。后一次，即从１９７９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逐渐由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转向。这样一种转向，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意味着以前构建的那套充满激进政治理想或乌托邦色彩的价值体系被抛弃了，人们开始重新调整自身与现实的关系。这是中国在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返回“五四”运动开启的启蒙原点，进入了一个以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秩序为驱动力的“新时期”。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社会各界都在举办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文学界、知识界也不例外，有学者提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讨论，试图在两个三十年之间寻找到历史裂变的内部逻辑。我觉得如果从两个三十年政治和文化蜕变的过程进行考察，也许更容易看清楚人与现实的关系的变迁。
比较一下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人的不同定义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妨也从一些关键词入手。在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这段时期，人民、集体、工农兵、无产阶级、平等、共产主义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符号。那一时期流行的诸如“个人服从集体”、“甘当社会主义的螺丝钉”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等口号，王进喜、焦裕禄、王杰、雷锋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一些先进和英雄人物典型，甚至包括一些小说人物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和《艳阳天》里的萧长春在内，都强烈地体现出这样一种时代情绪。在这个阶段，个人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而被消弭到人民、集体和阶级这类大词里面去了。由于人的生活高度社会化和政治化，属于私人的个体空间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人与政治生活之间的距离基本消失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因而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中人与现实最亲密的一个阶段，但这种“亲密”更多是以一种强制或者叫“捆绑”的形式达成的，或者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
到１９７９年后，这种状况完全改变了。个人、人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个人利益、个性解放、自由、竞争、先富起来、市场经济等词汇作为思想解放的标志性符号，逐渐成为新时期的主导词汇。同时，随着社会生活逐渐从国家意识形态的严厉控制之下脱离出来，个人越来越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人与现实的关系也从以前的那种捆绑状态脱节了。这种“脱节”并不是像两个人离婚那样双方自觉自愿的，而是一种类似“逃婚”那样反抗的结果。这种反抗缘于个人对现实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政治强力的不信任和怀疑，从而要求重新确认在现实中的合理位置。
什么样的位置才算合理呢？８０年代初期流行过一句口号，叫“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句话最初来自《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的一场讨论，我看到今年初的《上海文学》还发表了一篇回顾这场讨论的文章，有个叫“潘晓“的青年女工给《中国青年》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人生苦闷，提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一下子吸引了千千万万年轻人甚至包括其他年龄层次的人的关注。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是在这场讨论中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利他原则”被“利己原则”所取代，个人代替了集体。这是个人话语在新的历史时期寻求合法性所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也是“思想解放”的重要伦理基础。
一旦这种基础得以确立，人与包括政治在内的现实的关系便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张起来。所以，那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表现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小说大量涌现，如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文本，影片中主人公有一句话，“我爱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我吗？”首次将人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提了出来，当时就遭到了官方的严厉批判，并引发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但《苦恋》表达的主题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批判而中断，而是在“人的解放”这面旗帜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深化。比如８０年代中期的那批现代派小说，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基本上都是围绕人的权利以及人与历史、现实和政治的紧张冲突展开的，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二、 小说与现实的关系

而随着人与现实关系的重新建立，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小说与现实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的标志，是８０年代中期寻根小说和先锋派小说的出现。这之前，像改革文学之类，基本上还是前三十年创作模式的一种过渡，也就是说，这些小说遵循的仍然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对主流政治的一种被动诠释。从寻根和先锋派开始，这种模式被打破，既然现代哲学告诉我们，客观世界的图像已经破碎了，不再具有完整性和可靠性，唯一可以信赖的则是人的感觉和经验，那么，小说就没有必要将反映现实生活作为一种根本的任务。于是，作家们一方面把目光投向了现实和政治之外的广阔领域，另一方面把目光向内转，返回到小说的内部和人自身的领地。比如寻根作家们从包括弗雷泽的人类学著作《金枝》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西方理论获得启发，积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制约和影响人类行为的深层内核。先锋派作家们则从卡夫卡的《城堡》、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罗伯·格利耶的《橡皮》、加缪的《局外人》、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以及博尔赫斯的小说中，发现了一个比现实世界更辽阔更自由的天地，那就是让小说回到人性内部的同时，回到形式和语言本身。
从此以后，中国当代小说的面貌可以说与过去迥然相异，焕然一新。像阿城、韩少功等人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小说出现了，马原、格非等人纯粹的叙述试验和孙甘露的极端语言探索的小说也出现了。虽然这两类小说在艺术形态和精神取向上都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对待人以及人与现实的关系上，却表现出某种相似的取向。比如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抽象的、符号化的，缺少现实指涉性，或者说跟现实社会不发生任何意义联系，所有的人几乎都受到现实之外某种神秘力量，比如文化或者欲望的控制，像一群神秘的隐士和逃亡者，生活在超历史和超现实的时空当中，不仅人物之间的名字可以互相置换，就连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也可以忽略不计。比如在《棋王》中，我们虽然能看出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但主人公王一生却完全疏离于周遭现实，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像一个超脱万物的神，类似的情形在许多先锋小说中更是屡见不鲜。
似乎可以这样说，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小说家们争先恐后地制造出了一个一个的个人主义、形式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神，这都是小说找回主权之后的可观成绩。小说家由现实的被动反映者摇身一变成为艺术世界的主宰。小说家的想像能力和虚构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施展和释放。原来作为艺术手段的“虚构”获得了一种自给自足的主体性地位。所谓“真实性”也不再是衡量小说及其人物的价值所在，因为既然现实不再值得信任，小说自然就不需要对现实承担任何艺术和伦理上的义务。小说自身构成了一个独立，足可以和现实相抗衡的世界。小说与现实就这样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分道扬镳了。与现实分手后的中国小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那样一路狂奔，开拓出一片艺术的新天地，但另外一个方面，却也因此堕入了无边无际的价值虚空之中。
８０年代的许多大学生身边都放着尼采的书，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等，不少文化人都喜欢把尼采那句话“上帝死了”挂在嘴边，宣称要重估一切价值。重估的结果，便是什么都不信了，剩下的就是个人的欲望以及活着本身，吃喝玩乐成为了人的唯一生存依据和目标。这当然是对尼采哲学的庸俗化理解。现在看来，８０年代开始的关于人的主体性讨论以及“人的解放”，尽管极大地张扬了个体生命的价值，但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将某种合理的价值观推向极端，承认人的自利原则时，却又把向善、利他和道德上的自我升华等逐出人性的范畴，从而造成了对人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另外一种遮蔽。９０年代末我写过一篇《世界黑夜的贫困与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上海文学》发表时改成了《贫困时代》，探讨的就是这种价值抽空之后出现的虚无主义倾向。
在这里，我可以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大家知道，北村也是先锋派的一位代表性作家，但他后来放弃了那种单纯的形式实验，转向了对终极价值也就是信仰的探索，他本人也成为了基督徒。他有两个中篇小说《玛卓的爱情》和《水土不服》，小说中的主人公因为什么都不信之后陷入虚无的深渊，连活着的意义也丧失了，最后皈依了基督教。北村对这一过程的描写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有一段时间，由于个人生活中刚刚遭受了一场灾难，再加上后来一阵子身体又特别糟糕，所以心里特别虚无，像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路那样，不仅是眼前，连内心里都被黑暗填满了，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就在那段时间，我差点儿也成了一个基督徒，经常参加基督徒的活动，想给自己的内心寻找一个依托，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我跟基督徒交往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即他们对人特别友善，而且特别愿意帮助别人，对凡是参加活动的人一律称“兄弟”或“姊妹”，比如刘兄弟，或者张姊妹，让人听了特别亲切。有一次我生病住院，独自躺在医院里，也没有什么人来看望，心里那种悲观和灰暗的情绪大家可想而知。这时就有个教友大老远地从汉阳来到武昌的医院里看我，是个小伙子，惭愧的是，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记不得了。他虽然只是坐在床边陪我说说安慰的话，一起吃午饭，但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比见到自己的亲人还温暖。另外，那时我看的书也都是关于哲学和宗教的，还有探讨生与死等形而上问题的，比如《死亡哲学》、《西藏生死书》、《论灵魂》，甚至连奥修的书也看，特别希望人死后有灵魂存在。基督教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一个途径，包括那阵子我写的一些小说如《火葬场的夏天》、《饲养疾病的人》和《祈祷》，此外还写了不少诗，这之前，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诗了。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些句子，如“国家的天空相对于个人的天空，犹如泰山压顶”，“我宁愿相信一粒尘土，也不愿意接受时代的馈赠”等，甚至还写了一部诗剧《一个灵魂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听题目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但我最终为什么没有成为基督徒呢？这主要因为我不愿意放弃作为一个人的思考，不能像北村笔下的人物那样彻底割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所以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写作一些思想类的随笔，想自己为自己解开一些疙瘩。经常思考诸如“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之类听上去很幼稚，但又是很根本的问题。我逐渐意识到人仅仅解决了内心的信仰还不够，还得搞清楚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才行。而要搞清楚世界是怎么回事，就得保持一种对此岸世界的热情，所以慢慢地，我又开始把目光转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同时渐渐地对北村这样的作品以及我自己的那类作品不满足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进行价值空转，自我推演，跟现实是绝缘的。这其实都是所有先锋小说的共同特征。所以大多数先锋小说家后来越走越窄，有的甚至干脆停笔不写作了，包括马原，他不仅自己不再写小说，而且宣布“小说已死，应该走进博物馆”，其实都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
进入９０年代之后，情况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又重新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市场在进一步将人从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下解脱出来的同时，又被裹挟进了无处不在的市场经济的大潮。这使许多人意识到，我们刚刚获得的“人的主体性”，又面临着诸如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拆解以及挤压，陷入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泥淖之中。另外一方面，由于紧随市场经济一起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日益挤兑着包括文学在内的生存空间，所谓“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作为精英文化的纯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受众群体大减，颇有些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味道，逐渐变得小圈子化了。似乎是为了赢得读者和争取艺术的生存空间，一部分小说家试图让小说回到公众的视野，重新修复和现实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９０年代初期新写实小说以及晚生代或新生代小说的出现，多少带有一种向现实回归或让步的意味。但这种回归更多的只是从写作策略而言，而不是价值层面上的。小说家既要修正先锋派因极端艺术实验造成的远离大众的后果，但又不可能放弃８０年代思想解放形成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放下文化精英的身段，降低视角，让小说进入到普通人能够感受到的日常生活中去，描摹或者记录其中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因此，让小说和生活平起平坐，表现生活的原汁原味，就成为了新写实小说遵循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
而另一方面，一些被称为“晚生代”或“新生代”的出生于６０年代以及７０年代的作家，则表现出另外一种姿态。他们在艺术上继承和发展了先锋派的成果，在对小说技术的迷恋上丝毫不亚于先锋派作家，所不同的是，他们以个人的姿态重返生活现场，既不肯向意识形态话语妥协，也不愿意让小说变成记录大众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在一个消费主义日益勃兴的时代，他们仍然固守着个体主义价值立场，以此抵抗大众趣味对个人内心生活的侵入，尽管这种抵抗由于他们凭借的所谓“欲望化叙事”与某些新写实小说殊途同归，但由于他们采取了一种体制叛逆者的另类姿态，所以赢得了相当一批城市小资和文化青年的青睐。
记得９０年代中期，我在《长江文艺》做编辑，到南京组稿，见到韩东、朱文和鲁羊等人，觉得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跟他们的作品特别贴近，让你觉得他们的作品写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比如韩东，他那时候单独住在一套房子里写作，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时带上一盒饭，中午热一热算是午餐，平时如果不写作，就跟一帮文友们聊天喝茶，行为方式上十分自由、独立，让人联想到本雅明笔下１９世纪后期和２０世纪初叶巴黎文人的那种生活。另外，作为小说家，韩东和朱文在技术上几乎无可挑剔，像职业工匠那样，活儿干得十分出色。在这一点上，他们比作协的许多专业作家似乎更具有敬业精神，加上他们有一套明确的写作理念，所以９０年代中期成为新生代作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不奇怪的。当然，“新生代”作为一个群体，其内部是充满多义性、复杂性和差异的，而且后来又发生了较大的分化，比如朱文改行当了导演，鲁羊当了大学教授，也基本不写小说了。但这批作家的重要价值，就在于让几乎与时代隔离的中国当代小说重新返回到了生活的现场，尽管这种“返回”是在一个极为有限的界面上，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写实和新生代小说之后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从另外一个维度体现了中国当代小说恢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热情。近距离和同步反映，甚至回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社会问题，曾经是“前三十年”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所谓“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这批作品从里到外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但问题是，在这一传统被新时期文学界普遍否定或者说降低评价的９０年代，“冲击波”的大多数作家未能从１９世纪欧洲和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汲取更多的精神动力，而是延续了“前三十年”现实主义小说依附国家意识形态的正面教化者的形象，就使得他们在回答和反映当代中国现实问题时缺少了独立的价值立足点，从而削弱了其应有的思想深度。
但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新写实、新生代还是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他们在９０年代的相继出现，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如何处理同现实的关系上，小说家不应该采取规避或者逃逸的姿态，也就是说，小说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单独完成，而是必须在与现实世界的互相缠绕乃至对峙过程中共生共荣，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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