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月 30th, 2009 by admin
就移社重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贾平凹近影
当年“横空出世”、不久“戛然而止”、随后争议不止的长篇小说《废都》,17年后获准重新出版。包括《废都》和另两部长篇小说《浮躁》、《秦腔》在内的 《贾平凹三部》文集,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记者昨天从有关方面获悉,新版《废都》已运抵上海图书批销中心,不日将在上海书城和各书店上架销售。
17 年来,“此处删去菖菖字”已经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废都”式文体。当年,质疑“□□□”里的字是贾平凹和出版商为了炒作故意为之的议论不绝于耳,而贾平凹从 未就此作出回应。昨天,在《废都》重版的当口,贾平凹终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个中原委:《废都》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全本与删减本,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前, 至今只正式出过一个版本。而书中出现的“□□□(此处作者删去菖菖字)”的地方,有些确实是作者删去的,有些呢,作者根本就没有写。实际上,现在书上括号 内的删去多少字数只是一个虚数,没有准确的数字意义。据了解,旧版《废都》里的“□□□”在新版中将以“……”代替;此外,新旧版《废都》在文字内容上并 无二致。
它让我在隐忍中写作
“这十几年,《废都》让我在隐 忍中写作,所以才出现了《白夜》、《土门》、《病相报告》、《怀念狼》、《秦腔》、《高兴》等一系列作品。”多年后,贾平凹回想当年,“《废都》给我带来 的是,‘誉满天下,毁满天下’,《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被说成文坛最流氓的一个,流言实在可怕……”但是同时,“ 《废都》让我信了文学有文学自身的规律,文学有文学的大道理,要坚守文学的品质。作家是社会的观察者,永远要观察这个国家、民族前进的步伐和身影,永远要 叙述这个社会的伦理和生活,更要真实地面对现实和自己的内心,尽一个从事作家职业的中国人在这个大时代里的责任和活着的意义。”
算上盗版约1200万册
贾 平凹说,“《废都》带给我个人的烦恼是最多的,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所有的好事都跟我无关了”;而《废都》带给文坛的,则是由这部作品引发的一系列 问题:如盗版问题、文学批评问题、宣传炒作问题、作家权益保护问题等。其实贾平凹忘了一件好事——他一下子拥有了极其庞大的读者群。
据 贾平凹回忆,1993年上半年,《废都》一出来,好多人开着车,带着押车的,用现钱去买。北京出版社一时印不出那么多,就卖版型,一下子卖给了六七家。当 年这些厂家差不多都是以10万册为起印数的。据了解这一行的人估计,从1993年下半年起,正版、盗版加起来约有1200万册。贾平凹手头就收集了60余 个版本。
对它所说的话已太多
17年前,《废都》因敏锐剖析 社会变化和知识分子的迷茫、失语等精神状态,引起评论界极大关注。当时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写了关于该书的评论文字,很快就结集成七八十万字的《废都大 评》。贾平凹在“《废都》再版序”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关于这本书,别人对它所说的话已经太多了!出版那一年,我能见到的评论册有十几本,加起来厚度超过 了它四五倍,以后的十年里,评论的文章依然不绝,字数也近百万。而我从未对它说过一句话,我挑着的是担鸡蛋,集市上的人群都挤着来买,鸡蛋就被挤破了,一 地的蛋清蛋黄。”
对此次再版,贾平凹既喜悦也惶恐。他说,当年,书中对社会的观察带着前瞻性的思索;如今,再看这本书, 书中描写的那些情况,在如今已见怪不怪。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年来,人们对文学的认知度提高了,对文学的评价也不仅仅像上世纪90年代初那样,而是回到 了文学本身。
季老预言将大放光彩
1997年,《废都》获得了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的费米娜文学奖。消息传来,出现了令人称奇的现象,国内大多数媒体在报道时措辞均为“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
这 是令贾平凹既难过又兴奋的一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季羡林先生在北京说,‘《废都》20年后将大放光彩’,消息传来,我不信,别人更不信,有人还去北大 问过季先生,证实了一下,季先生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本来说,这次书出来,给季先生送一本,没想到……”“还有马原先生,深信不疑《废都》具有的文学价 值,这一南一北两个人,给了我很多欣慰。”
本报记者 陈熙涵
相关链接 关于《废都》的评论
应 该说,《废都》是中国20年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它的重要,是因为它在1993年出版时,体现了我们当代生活的精神走向的某些重要变化。17年之后, 我们看得更为清楚。从某种程度上说,《废都》确实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界点的作品,它所表现的对生活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是 极富预见性的。我们现在的精神状况也如《废都》所预言的那样。
我依然认为《废都》中的“□□□”是一种精心为之的败笔。空缺,彰显了禁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
在 我看来,那些空缺是一种精心制作的“废文本”,书写和删节都是贾平凹所为,但就文本的直接效果而言,却是无名之手在书写,另一只无名之手在删节。这些 “□□□”是当代出版对于明清言情小说的通行处理规则,我认为贾平凹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对这种规则本身做出评论,他只是意识到对这种规则的刻意模仿能够达成 他的特定意图,“□□□”让庄之蝶这个人物陷入了真正的道德困境。
——《人民文学》主编 李敬泽
从叩问存在意义的层面来讲,《废都》是贾平凹所有作品中最典型、最深刻的作品,通过对虚无、颓废、无聊等精神废墟景象的描写,反证了一个时代在理想上的崩溃,在信念上的荒凉,尤其是它在当时的精神预见性至今读起来还那么令人触目惊心。
虽然《废都》曾因各种因素而备受批评,但事隔十几年后回头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命运和存在境遇的探察,的确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
——文学评论家 谢有顺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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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30th, 2009 by admin
王安忆编剧、吕凉导演的小剧场话剧《发廊童话》将于8月6日至16日在话剧艺术中心D6空间上演,这是该剧二轮演出,周野芒领衔主演。 《发廊童话》根据托马斯·哈代的中篇小说《挤奶女的罗曼史》改编,是王安忆和话剧中心继《长恨歌》、《金锁记》之后的三度合作。对于排练,王安忆从不干 预,她曾表示:“写小说的时候我是很松弛的状态,因为小说是没有空间限制的,而剧本的限制性强,首先是没有描述只有对白,其次是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 这些对于我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我特别相信从演员变成导演的吕凉,因为他懂得舞台。”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朱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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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30th, 2009 by admin
陈贤迪 文/图
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克罗地亚作家代表团一行4人,在访问北京和天津后,于2009年7月24日至28日访问了上海。代表团团长为克罗地亚作协主席团委员、欧洲短篇小说节艺术主任罗曼·塞米奇,团员为诗人、散文家托米卡·巴杰奇,萨格勒布人文社会科学院法国文学教授马瑞科·可塞克和克罗地亚驻海牙使馆领事玛吉安娜·斯坦西。
克罗地亚作家协会于2002年成立,现有190位会员,并经营出版社以及文学刊物。克作协在文学活动上比较活跃,与西方国家作家的交往较为密切。2007年,中国作协与克罗地亚作协建立了交往关系。
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和张烨、郭在精、杨斌华、小饭等上海作家与克罗地亚作家们进行了座谈交流。双方互相介绍了作家协会的情况和与会作家的创作情况,并就 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提问和交流,例如文学作品的出版和发行问题;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青年作家的培养问题;比较畅销的文学作品类型;当前市场经济的发 展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等等。
上海作家还仔细询问了关于欧洲短篇小说节的情况。欧洲短篇小说节是克罗地亚在八年前设立的一个文学的集会,也邀请欧洲其他国家的作家参加,参加的作家事先 提供自己的诗歌、短文或作品片断,由他们翻译成克罗地亚语和英语,然后在短篇小说节上朗诵。期间,各国作家们也举行各种文学交流活动。
赵长天向克罗地亚作家们赠送了上海作协编选出版的英文版散文集、诗歌集和短篇小说集。克罗地亚作家高兴地表示,回去后要把上海作家的作品翻译介绍给克罗地亚的作家和读者。
代表团在沪期间,还参观了鲁迅纪念馆、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城市发展历史陈列馆、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等。 |
| 来源:上海作协 作者:陈贤迪 文/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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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30th, 2009 by admin
1987年,对我个人来说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前半年,我在《人民文学》主编任上遭逢“舌苔事件”被停职检查,后半年,我被宣布复职,并允应邀到美国访问。
那次访美,我去了美国东岸、中部和西岸的哥伦比亚大学、三一学院、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爱荷华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圣迭戈)、史坦福大学等处,在其中十所大学发表了演讲。一所大学里在不同范围内连讲两次的,则是在哈佛。
哈佛名气最大,但我对哈佛校区的印象最差。史坦福像一所具有西班牙风情的夏宫,康乃尔校园里就有瀑布,耶鲁古老的建筑物上密布着翠绿的藤叶,确实体现出“常春藤学院”的风采……但是哈佛的建筑却杂乱无章,也未见有多少绿色覆盖。
但是,在哈佛访问时期,住得却最惬意。是借住在华裔女学者、作家刘年龄家里。她那栋“号司”倒也平常,难得的是从后门出去就是一道密布杉树的斜坡,坡下则是碧蓝的湖泊,有木制的阶梯穿过杉林直通湖边。那是我第一次住进那样亲近大自然却又具备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居所里。
环境优美,更有雅人相伴,那是怎样的生活!而雅人还不止一个。那段时间里,除了去哈佛校区,刘年龄还会开车载我们到波士顿城里及周边地区观光。说“我们”当然就不止我一个,那一位是谁?就是来自上海的李子云。
从那时到后来我一直不问刘年龄和李子云的年龄,总之,她们比我大许多,都是我的老大姐,但我从不叫她们大姐,我怎么称呼她们的?面对面,不称呼,以微笑,以眼神替代称呼,她们唤我“心武”,我愉快应答,就那么相处,倒也自自然然,融融洽洽。
常有人误把刘年龄跟聂华苓、於梨华、王渝、李黎等定居美国的华裔女作家视为同一背景,即都是在中国大陆尚未开放时,陆续从台湾移居美国的。其实刘年龄一直在美国长大,曾在哈佛学戏剧取得学位,也曾任教于哈佛。中国大陆开放后,她是较早到中国访问、工作的美国人之一,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处任教,以木令耆的笔名发表文章、出书,跟许多中国文化人广泛交往,特别是跟一些女作家,如宗璞、谌容、张洁等过从甚密,有时到了北京,就住到张洁家里。不少中国大陆前往美东波士顿地区短期访问的文化人,都曾应邀住到她家,由她陪伴参观访问。我和李子云并非她接待的首批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
1987年的那个秋天,在波士顿,我跟刘年龄、李子云成为相互欣赏的谈伴。
刘年龄的长相,确实很接近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如果她穿上画中人的那种衣衫,梳成那样的发型,双手摆出那样的姿势,再现出一个朦胧的微笑,拍张照片,一定很有意思。但我跟她接触时,她从未有过费人猜疑的微笑,有时她还会颇为豪放地微微仰头把头发甩一甩,那一甩,就彻底地跟蒙娜丽莎剥离了。因为后来熟稔了,我也曾当面告诉她我觉得她有一点像蒙娜丽莎,她知道我绝非恭维而只不过是道出一种真切的感觉,就并不谦词反驳也不照单全收,而是把短发又甩了一下说:“有一点吗?”
李子云的长相很难类比。我见到她时,花期已过。一次听白桦说,上世纪50年代初,李子云担任夏衍秘书的时候,在市委机关的女干部群里,真个是鹤立鸡群。当然,立刻就有人质疑:李子云个头偏矮,怎么个“鹤立”?白桦就长叹一声说,对形容词,能那么死抠吗?据他进一步形容,李子云个子虽然不高,却绝对自成比例,皮肤白腻,眉眼鲜亮,虽然穿的也是那时候女干部千篇一律的列宁装,但她只把腰那里稍一改动,立刻就让你眼睛把她从许多女干部里挑了出来,不由得感到优美大方,如沐春风,如闻花香。于是就有人问白桦,你那时候还没跟王蓓遇合,为什么不追她?白桦说那时候根本够不着,而且夏公说了,追小李的小伙子们,你们可想仔细了,她恐怕是谁都看不上的,莫白耽误了你们的工夫!上世纪80年代一些作家私下聚会时,谈论已经十分开放,白桦是其中最活跃的。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承不承认曾经这样议论过李子云?
有的人,看“呆照”,甚至看录像,你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吸引力,必须亲自接触,而且能密切交谈,方能跟品茶似的,渐渐感受到有丝丝缕缕的魅力,从容地散发出来。于是,就会深切感受到那独特的魅力。李子云就是这样的人。
坦率地说,在美国纽约初见李子云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穿戴似乎并不起眼,谈吐似乎并不出众。当然,那都是在许多人共处的场合。到哈佛以后,虽然我们两个人的原始邀请并不相同,但是派生出来的一些邀请,却是相同的——我们同被邀请在哈佛和康乃尔大学演讲。
在哈佛,记得我和李子云被安排在同场演讲。那个演讲厅很大,大约总有五百多个座位。那回座无虚席,甚至还有加座,乃至站着听的。听众以华裔居多,也不乏学中文的金发碧眼的学生。我的演讲内容是通过1977年至1987年中国文学的发展,透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切入角度是我个人对文学运动的参与及其心路历程。李子云的演讲内容则是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我因为当过中学教师,论口才是相当自傲的。在前几站演讲中,特别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大获成功。记得刚讲完,就有当时美国《华侨日报》副刊的主编王渝女士冲过来拥抱我并吻我脸颊,激动地说:“你讲得太好了!”这给了我更多的自信,后来在哈德佛德三一学院的小型演讲和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型演讲,我都并不完全重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内容,在灵感被激活的情况下常有精彩的话语迸出。那一年我四十五岁了,真觉得自己是处在了成熟期,仿佛树上苹果浆液充足正坚实膨胀且外皮泛红。
那场演讲安排在下午,我先李后。我演讲时,李子云坐在台下前排一侧。我讲了约四十五分钟,与听众交流约二十分钟。我自己觉得发挥很好,结束后掌声非常热烈,还有人跑过来让我签名。
休息一刻钟后,李子云登台演讲,我坐到台下她坐过的位子上。说实在的,开始,我只是出于尊重与礼貌,坐在那里听。五分钟后,我被吸引。十分钟后,我开始吃惊。二十分钟后,我大佩服。她的仪态十分从容,她的普通话语音甚至比我还要规范圆润。特别是,她完全以实例说明问题,条分缕细,层层推进。那时候出国访问的一些人士,往往喜欢通过演讲与私下接触,竭力显示自己的开放程度,甚至多少有些投人所好。李子云的演讲从头到尾没有为官方以及任何机构、群体、他人代言的意味,没有投任何一方所好的气息。她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批评家,通过阅读思考,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没有框框条条,没有禁忌也绝不放肆,严谨中不失幽默,幽默中又绝无油滑。那时候我尽管是《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从工作角度阅读了不少当代女作家的作品,知道西方的女权主义包括文学上的女权批评传入了中国,也曾试图从女性话语角度去理解那时的女作家作品,但听了李子云的演讲,才知道自己是一知半解,甚至是强不知为已知。她对那时期中国大陆女作家在作品中有意无意渗透出的女性意识,揭橥中只有放大而没有夸大,既有肯定也有质疑。到答疑讨论阶段,听众提问的深度,以及讨论气氛的热烈,都超过我那前半场。主持人宣布曲终奏雅,掌声不仅热烈而且持续的时间超过了给我的。后来她款款走下台来,我迎向她,于是才猛然意识到,她那身乍看并不起眼的衣衫,是非常高级的品牌,其颜色是一种特别难以调出来的海洋色,穿在她身上,显得非常典雅,而她那似乎简单的发型,其实是精心梳理出来的,眼镜也非俗品……我心中一震,真是此刻才识金镶玉!
我在哈佛,还应邀到费正清研究中心去作了一次小型演讲。费正清研究中心是西方研究中国的一个学术重镇。那次访美时我才弄明白,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除个别人外,基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专业人士。汉学家是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化典籍,包括最新人文科学现象的。中国问题专家则往往是并不能说中文甚至不能直接阅读中国文献,却专门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政治与社会变迁、现状的。汉学家一般离政治较远,而中国问题专家往往充任美国政府的幕僚,或至少是具备回答美国政府咨询资格的人士,在美国制定长期的对华战略和短期应变策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大概是因为费正清研究中心那时候正在编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该书的计划是要一直写到1982年,因此要涉及到1976年后中国各方面包括文学上出现“伤痕文学”的情况。我既然是1977年以《班主任》开“伤痕文学”先河的角色,所以他们对我有一定兴趣吧。后来他们在1991年出版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有一个半页码讲到我并有所评价,1992年中国大陆就有译本,这是后话。
且说那天我独自去了费正清研究中心,接待我的是中心的一位副主任,金发碧眼的女士。她基本上不会说中文,我基本上不会说英文,见了面除了寒暄真无法作什么交流。中心把我的演讲安排在一个小厅里,时间是在午饭后,那天来的人不多,没有坐满,大约只有二十几个人。中心安排了一个翻译,也是位金发碧眼的女士,她汉语口语能力很强,但我们没机会单独交流什么。进入演讲现场,副主任就宣布开始,我就讲开了。我懂得把一层意思讲到多少句话后该停顿下来,让翻译从容地翻译,翻译偶有忘记我提及的具体事物名称的时候,我及时插入提醒,她也很快跟进,两个人配合得相当默契。
那天来听讲的,有几个中国面孔的年轻人,抢坐在最前排,有的就逼近在讲台前,我注意到其中有的还端着没吃尽的饭盒,很感谢他们能忙中来听我演讲。考虑到这是在费正清中心,听讲的以不懂中文的洋人居多,我就尽量以“讲给老美听”的口气,并尽量简约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我告诉他们,我个人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其实重点是开放,中国必须也已经从封闭的状态中迅速走出。这就已经并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和西方在各方面的碰撞,中国人应该更多地了解西方,既摆脱夜郎自大也摆脱盲目自卑的情绪。西方人则必须更切实地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摆脱西方中心和歧视中国的观念。我讲到自己在美国国内航班上一位邻座的美国人,很亲切地问我从哪里来?我让他猜,他望着我,可能觉得我一身不俗的休闲服,脖子上有个玉质的挂件,还能略说几句英文,于是先猜我来自日本。我说“NO”,又猜我来自高丽(韩国),接下去猜我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听我连连说“NO”,他最后猜我来自“福摩沙”,我告诉他那个地方应该称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也不是那里来的,我来自北京。“北京?”他上下打量我,似乎不能相信。这位美国人对我是友好的,但短短的接触问答里,反映出太多的问题。主要就是对中国无知,特别是还不知道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我在结束演讲时表示,尽管目前中国在朝好处变化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好的情况发生,但我对自己祖国的前景,还是有信心的。
我讲完了,主持人就让听众提问。话音刚落,听众席前排正中一位中国面孔的人士腾地站起来,非常激动地指着我鼻子谴责道:“刘心武,你今天的演讲太让我失望了!”弄得我一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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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30th, 2009 by admin
当代诗人肖像·梁晓明辑梁晓明简介1963年5月9日生于上海,早年随父亲下放浙江安吉丰城镇,1982年随父亲回杭州,进杭州市文联美术家协会工作。1990年华东师大作家班毕业,同年调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任杭州市文学辅导教师。1995年调浙江电视台教科频道至今。
1987年创办中国先锋诗歌同仁诗刊《北回归线》,目前已出八期。1994年获《人民文学》建国四十五周年诗歌奖。2000年开始与阿九、刘翔、南野、晏榕、聂广友等创建《北回归线》诗歌网站。2008年参与诗刊《诗江南》的建设和编辑。
从2003年开始主持拍摄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国先锋诗歌》,目前已经拍摄制作完成并播出五十集。2004年与南野、刘翔一起主编《中国先锋诗歌档案》。2009年5月应邀参加德国领事馆在上海举办的“十英会——诗歌,一次中德对话”。
著有诗集《开篇》、《披发赤足而行》;散文随笔集《梁晓明在西湖》(尚未出版);翻译集《用现代诗的语言为古诗说话》(尚未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冲出来报告黑暗的消息》(尚未出版)等。
近些日子心里极为敏感,死亡好像忽然来到了我身边,其实我80年代初就那样感受过,为此我还特意走上断桥,看着满目绿柳、白堤、游人、荷叶和孤山,满怀留恋和告别的心绪,当时就觉得这种内心的丰富实在是诗歌最好的土壤。二十多年过去,感觉死亡竟然又一次静静坐在了我的身边。
——题记
序 诗
我的诗歌给我开辟了一条美好的道路
我一生的道路在诗歌的手上渐渐展开,我的眼
睛看到了更多的你,他,她和它们,
这些我诗歌路上相依相伴的开阔的灵感,水源,
燃料和月亮
这些闪闪烁烁的星星随处散撒在我诗歌的大路
上,
安静的家里,狭小的书房和
一根神经就能唤起大海滔天波浪的
我肩膀之上的脑子里
我怎么可能为面包烦恼?为压人一等而得到快
乐?我难道能够欺负北风?
或者我可能被冬天的大雪层层覆盖?
难道我可能高度近视到驾驶一辆汽车的快感?
我可能为散播灰尘而喜笑颜开?
我抽烟、挥手,一遍遍告别来到我生命中的落叶
和鲜花
我越狭小越空旷,越孤独越是腾出了容纳世界
的宽大旷野
这些都是他,我的诗歌,我头顶的灯,
我的手只要还有骨头就永远生长在他的肉
里……
1
原来你那么突然,又那么自然,那么快,
又那么按部就班的
来了,像一片小小的绿叶悄悄站上了一根树枝
无声无息,却又那么触目惊心
我在你旁边,
我看着你
我要用一生的学问,成绩和生长的力量
甚至眼泪,甚至生命,向你挽留,向你哭诉
慢一点,再多点时间,多点健康的阳光
让我奔跑,让我再次散漫的行走在奔流的河边
一首歌,或者一本浅薄的小书
我不怨,甚至不会多说一句浪费的语言
我亲近草,亲近草地下你催生的蚂蚁
那些青菜,甘蔗,突然跃出的猎狗和野猫
甚至大桥,甚至后工业时代吃油的汽车
慢一点,我看着你
我有太多的群山,太多的湖泊还没有亲近
太多优秀的人类还没有结识,交流和握手
我有太多的想法像早春的阳光满天铺撒,可是你
那么突然,又那么自然,那么快,
又那么按部就班地
来了,
一句话不说,就像夜晚的台灯一样
悄悄默默地站在一米开外
我的脸前,一个人
将要远去,是我
或者是我最近的亲人
没有更多书籍可以描绘你的气息
但我闻到,浑身沉进了你的手里……
2
我曾经那么优雅的分花拂柳,像独生子女般
穿行在江南,我看着月亮,
我相信在它的手下我才慢慢长大
我轻轻微笑
那么自信,我那么相信我的微笑里竟然一定有
鱼米之香
我说话不多,我相信只有愿意的耳朵才能听到
我说话的音节
我只在附近的眼睛里才真正亮出我头脑的光芒
二十岁,我认为我长得越来越美
而且在风中
我认清了人生
整个青春我爱风,爱水,爱所有的星星和沉默的
树林
我爱山,爱河流,爱书架上所有智慧的言语
三十岁到了,我终于发现我其实从来没有爱过
自己
我藐视生活把生命看成沙子的飘飞
水汽的升腾,烟雾的袅娜
短暂,渺小,而且无痕
我嘲笑钱,嘲笑鱼,嘲笑咖啡和一切奢华的比拚
终于我忽然地走进了中年
明晃晃的太阳下我终于在头顶打起了雨伞
一个儿子诞生了
一个陌生的自己像一种最大的嘲笑
他天天把镜子放在我的脸前
我的狂妄,自圣,像最不可靠的一碗菜汤
一粒米饭,他小手轻轻一拨
我嘲笑的愤怒立即把我彻底淹没
以至感慨,以至羡慕
以至向往深山老林中自败的秋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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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30th, 2009 by admin
我忽然想写一种节奏缓慢的诗!一种完全是由内心在说话的诗!它不同于情感说话的诗。情感说话的诗,在我看来,忽然觉得是那么的轻率、毫无意义和缺少价值。
节奏迅速,像海子临死前的诗,与我是多么的遥远,我似乎明白了我为什么觉得海子的诗歌观极有问题,因为他未能触及我所认为的“永恒”。一种人生的认识与现实的态度,在海子是缺乏的,我想找到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必须是从生活的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一滴血,或一滴泪,一段梦想与一声叹息,它必然是悠长的,充满回忆、向往,深入人心与现实存在的反映,它不可能是快节奏的。快节奏的诗是瞬间的喷涌,我现在希望的是生命内在的视野,它是一种“看”的经历,沧桑和总结,在总结中发展,开阔新的存在和启示,这些,快节奏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此刻也反对辞藻华丽的诗,那是制作。
还有浪漫的抒唱,那是人生的奢侈与浪费和泡沫。
我需要在诗中出现的是一整座实在的山,一片粗砺的石滩,一间瓦房,一盏灯,一座充满孤寂骚动和冷漠的城,一整个大陆和一个人……他们在人的生存经历中必然是切实存在的,每一物体都必须独自领略过风吹雨打,每一个词的出现都是一段生命的呈现。“让意象在一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上各自发光”,罗兰·巴尔特论述的现代诗创作的意义也便是此种诗歌的内在含义。
所以,一首诗是一长段生命的显示,它是生命而不是情感。
浪漫的爱尔兰早已死去
跟随奥利德进入了坟墓
叶芝这两句诗好就好在是一种证明,一种沧桑的总结与启示,而情感仅仅是穿在诗表面的一件衬衣。但我国的许多诗人与许多诗,却都把情感当成了人生的归宿、诗的家乡与泉源,于是,想像被推到了极端重要的地位,而这种态度又恰恰证明了我们许多诗人的幼稚与不成熟。
这是一种障碍,一块挡路的巨石,在此,多少人将诗歌转向了发泄,一代又一代,又有多少人青春的才华一尽,便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的诗人往往诗龄短,给人们造成只有青年时代才是诗歌年龄的错觉。这样一想,我们现代诗的前景是可怕而又可怜的,“我们的诗人还在吃奶”,冰心女士说,只有老了,我们才能看出他是不是一个真的诗人,说得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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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30th, 2009 by admin
被咏诵的卑微
◎刘 春
一个俗人的早晨
从树林边走过。在清晨
我听到树木在交谈,它们的呼吸
轻柔恬淡,如果是冬天,我会幻想那是它们身上 飘落的白色羽毛
而这是五月,天气状况已允许市民穿着单衣
我因此有了闲情。
我原以为它们是一个群体
靠一些理想、一些谎言相互取暖
而雾气中,轮廓逐渐清晰
最后,我看到它们的样子:清瘦、独立
仙风道骨
一个俗人无权在这个纯洁的早晨说话
像山里的孩子看到狐仙
发不出一丝声响。
有时候,我也会学着树木的模样
静静站立,想成为自己
而大地看出了的破绽——
只需一点压力
我的腰身就会不由自主地弯曲
只需一点诱惑
我的体内就会伸出无数只手指
月 光
很多年了,我再次看到如此干净月光
在周末的郊区,黑夜亮出了名片
将我照成一尊雕塑
舍不得回房
几个老人在月色中闲聊
关于今年的收成和明春的打算
一个说:杂粮涨价了,明年改种红薯
一个说:橘子价贱,烂在了树上
月光敞亮,年轻人退回大树的阴影
他们低声呢喃,相互依偎
大地在变暖,隐秘的愿望
草一般在心底生长
而屋内,孩子已经熟睡
脸蛋纯洁而稚气
他的父母坐在床沿
其中一个说:过几年,他就该去广东了。
草 民
风送来青草的气息——
混合着花朵、树木和牛粪的清香
让我想起三十年前的歧路村
赤脚在草尖上奔跑的日子
我相信,这里的黄昏
同样有孩子循着奶奶的呼唤声回家
狭窄曲折的土路,适合牛车和步行
容不下“解放牌”汽车
这里的庄稼也不认识联合收割机
每天早上,人们肩扛锄头到地里干活
在夜里,他们喝酒、吸烟,和女人做爱
然后一觉睡到天明
这些花朵一样干净和草一样卑贱的动物
有的扛过枪,见过主席
有的一辈子没进过城
更多的跟着时代的步伐去远方了
多年后在草地上建造大房子
另一些从此没有回来
现在,我仍然在奔跑,只是
赤着的双脚穿上了皮鞋
我怀想贫瘠的风声和自由生长的万物
那些青草和花朵都哪去了呢
她们是否被水泥覆盖
被富人摘下插入花瓶?
二十四节气:大雪
我无法完美地为它命名,即使
用上字典里所有的形容词。我无法
勘破一年中这个最初的秘密
这样的夜晚,我的目光被寒气聚拢
又被喜悦吹散
在雪白的纸上,我打算写下一些词语:
“北方、风、忍耐、内在的火……”
我还想解开棉帽,再轻轻地
呵一口气,让风中战栗的梨树
开满爱情的花朵
而天空在低泣!六角形的泪
无声飘扬。有人看见船在河道上搁浅
大道消失,一个孤儿
用颤抖的童声向路人索取火柴
这究竟是生命中的第几个轮回?
六角形的生灵,它代表承诺、诅咒
欢乐,抑或预示着某种
未知的命运?谁能知道
它舞蹈的时候更热烈,还是
静止的时候更有激情?
整整一个冬天,我没有迈出门槛一步
在抵抗已经成为一种姿态的年代
我手捧诗集端坐火炉旁
念念有辞,一动不动
阅读全文请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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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30th, 2009 by admin
再造之门
◎喻 军
颤动的美
颤动在 我诗的芒上
宛若蝴蝶 翩然地停留
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引力
貌似微弱 却把你深深地穿透
简洁的形式 性灵的自由
绕指拈花美丽哀愁
如同 某个女人拥有一双天使的翅膀
顿使所有的花容蒙羞
她远离感官的欢狂
只被纯净的双眸挽留 脱颖于万籁之上
至高而至柔
像一片羽毛带动我的身体
像永恒的女性引领维吉尔和但丁
赐福心灵的仰望 告慰谦卑的歌喉
石 榴
爆开的裂口 吐出玛瑙般的思愁
在小小的内心的宇宙
永是鲜红的滴淌 如诗的凝结
疼痛中自我的享有
呈现于垂坠的枝头
比照思的结晶 梦的蓓蕾 爱的珍璆
以斑驳晦暗的表皮
包孕漫漫的清修
淡薄浮浅的盛开 形态的矫揉
向那张狂的喧闹和簇拥
展示尊严的姿势 头脑的独优
回探你深层的结构
在静默中赤诚地供奉
理性的果实 这全部的所有
白 鹭
我听见你的歌吟 清寂而嘹亮
我看见你们幽隐于芦苇
拍翅于水 长喙和雪羽
足以令画师们动情的 明净与光辉
或顾盼 或回翔
曲颈尽显优美 或自在地翩舞
在音乐的展放 那形而上的天空
近乎一种痴迷的追随
我从寄居的城市而来
张开诗的翅翼 和你们一起飞
加入这仙子的队列 以无上的谦卑
即便周遭一片幽暗昏昧
即便这宁静的湖塘 被更广阔的喧嚣包围
尚存有美丽的颤动 和片刻的依归
提醒猎枪
受季节所引 大雁穿入层层的云霭
那光芒的明镜
照耀你们的归路 那浩浩的长风
伴随你们的飞翔
去你们温暖的家乡
那里鲜花盛开 麦浪翻涌 清泉流淌
漫漫跋涉 集体的放逐
是厄运还是幸福 是祝愿还是滴血的枪膛
排列成人字形队伍
莫非是提醒觊觎的目光 你们有和人一样的
对故乡的爱恋 情感和梦想
人 人啊 谁没有一个心灵的天堂
谁忍心失去同伴 丢下亲人
擦干了眼泪 又继续流浪
边 塞
崇山向北 有广漠的边塞
冷月孤悬 时光寒凝
犹闻放歌的岑参 于大风之央
草浪把他的嗓音播至无垠
是放逐的开始
还是苦难的结束 牧羊的苏武于何处的坟茔
一切的追随都折返于仰望
消残于自我的心灵
阅读全诗请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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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30th, 2009 by admin
小说不是因为为我们展现了别人的命运而有意义,而是因为这陌生人的命运燃烧产生的火焰为我们提供了我们从自身的命运中从来没有汲取的热量。
——本雅明《启迪》
如果说在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叙事体能的话,迟子建无疑将进入中国当代小说最为出色的行列。无论长、中、短各项,她都能从容应对,始终保持着叙事的活力。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平均每年两部中篇、若干短篇,自1991年出版长篇小说《茫茫前程》以来,几乎每三年有一部长篇问世。关于体能,不可知论或神秘论者也许会说,迟子建生来就是写小说的料,她与小说世界的际会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王安忆甚至说,“她好像天生就知道什么东西应该写小说的。”① 持空间地缘观点的则认为,她相对中心来说是边缘性的写作,从小生活在中国最北的小村子,很少受到中心意识波动的污染,当污染地区岌岌可危时,她的书写则成了绿色区域。这很像是一支成长在高原的球队,体能生来就是长处。体能是活力的证明,又是我们了解一个作家创作路径的征候。二十多年“咬定青山”的执著所书写的个人文学史,既是迟子建对整体文学史的参预,也是一种挑战。
一
今天人们议论迟子建的创作,几乎都要涉及文学史与她的关系。一种是重写和重议的姿态正在抬头,类型化和阶段性的文学史研究对迟子建创作的视而不见引起诸多的不满。施战军在其作家论中甚至指出:“随着写作视阈的渐次张大,迟子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已经到了有必要揭示出来的时候。”② 不满者赞赏迟子建“信奉着小说的最原始、最本源的道德与伦理,始终演绎着小说最自然、最朴实的美感”,“呈现给我们的‘文学性’也是最纯粹、最本色的文学性”。③ 抱怨迟子建走上文坛的亮光为“20世纪80年代中汹涌的先锋文学浪潮淹没了”。④ 断言“迟子建的文学‘天才’以及她所建构的文学理想、文学价值确实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⑤ 这几乎是一场涉及到对迟子建作品的价值、评价公正与否的诉求。其实,平心而论,迟子建并没有那么委屈。她不止一次地囊括中国文学所有“最高奖项”,几乎所有的文章对迟子建都是积极肯定而很少指责的,而且评价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这一点倒是值得警觉的),现在唯一的遗憾是已有的文学史所占的地位不够。
文学史固然重要,它意味着被历史所认可,也是我们认知文学的见证。历史上倘若没有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乔治·艾略特就不可能在文学史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倘若没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很难想像怎么会有那么长时间的“张爱玲热”。文学史自然是主张诗学公正不可缺少的场所,但弄得不好它也是个名利场,问题还在于终极意义的文学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不断地修正中完成的。对当代文学史来说,我们也许更需要的是阅读史而不是其他。阅读不关乎名利,阅读也不是文本的附庸和被动的阐释机器,不是那种重复的“糟糕小说”和只知捕风捉影的“自传”。
在雨中想起了(老师)讲给我们的一个童话故事。他说有一个音乐家穷困潦倒,他创作的所有作品都不被时代所重视。当他的呼吸将要停止的时候,他的满头白发忽然像琴弦一样直直地竖起来,一缕阳光犹如一双纤巧修长柔韧的女人的手指一样在那上面弹奏出他的最后作品。他的作品使窗外春色萌发,音乐家终于在他自己创作的音乐中沉醉离去。
这是迟子建作品中无数个传说和童话中的一个。它既是童话故事又传达一个关于艺术的信念。艺术即生命的燃烧,犹如在“逝川”边上生活了一辈子的吉喜,牙齿可怕地脱落,头发稀疏而斑白,嗓音嘶哑喘着粗气,用尽最后的力气将一条条丰满的泪鱼放回逝川。这种类似放河灯的结尾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屡屡出现,表现了生命不息的传承。迟子建相信“生命是有去处的”,这既是轮回也是一种传递。于是,在迟子建的世界中,生命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是记挂着梦想与童话的“北极村”,还是“感受最多的铺天盖地的雪,连绵不断的秋雨以及春日时长久的泥泞,当然还有森林、庄稼、牲灵等”。感觉上迟子建那童年的世界离我们非常远,恰如它具体的地理位置,记忆中的故乡、传说和故事又都是那么美好,犹如梦中的田园诗一般。作者80年代最初的作品虽有些稚嫩,但格局高远,天地自然尽收笔底,化为叙述的符号是那么朴素、清新和自然。童年和故乡、想像和语言、记忆和愿望,不仅仅是小说的素材,更是我们无法泯灭的人性的相遇点。迟子建把童年化为记忆,将故乡化为愿望,把天地化为近邻,将自然化为神明。她把过去从遗忘中拯救出来,而未来则由一个遥不可及的虚幻承诺变得有血有肉。随着时间的推移,迟子建的叙事日趋成熟,作为童年和故乡的记忆渐行渐远。“我写过了,我释然,可那遥远的灰色房屋和古色古香的小镇果真为此而存在了吗?我感到迷茫。我依然客居异乡。”写于1990年的中篇小说《原始风景》,叙事者在其结尾处流露出感伤的情怀。
故乡与忘记的恐惧相伴,时隐时现地流连不去,就像天堂一样,如梦中的伊甸园一般,它不只是一个真实渴望的对象,更是一种渴望的真实。渴望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它不仅改变生活的版图,而且创造隐喻了世界。我们知道,隐喻基本上是“无根据的”,只是一组符号代替另一组符号,所以语言在那些恰恰是它表现得最富有说服力的地方,倾向于暴露它自己不真实的和任意的性质。“字面的”和“比喻的”意思之间不仅有着书写想像而且也包含着阅读的飞翔。“太阳和月亮做爱”、“假如鱼也生有翅膀”、“怕自己的蹄子把阳光给踩碎了而缩着身子走路的牛”、“一滴水可以活多久”、“雪的声音”、“天上那条银河是水”等等,还有迟子建小说经常出现动物、时令季节、旧器物,放河灯以及路上、途中、火车上都充满着隐喻,透着悲凉与沧桑,蕴含着人性的温暖。
大部分的天堂只是对现今,眼前和不听话的世界的拒绝,对我们不喜欢的各种事情的拒绝。迟子建不然,她早期作品中的“天堂”不是拒绝,更多的是对故乡的拥抱和对童年记忆的留恋。当以后慢慢地进入更加世俗且复杂多变的世界之后,拒绝才逐渐抬起头来。王安忆对小说曾经有一个关于此岸到彼岸的说法,“小说是人的故事,不是神的故事,而彼岸是人的神岸。就是说,从此岸到彼岸,是将人渡到神。”⑥ 迟子建的叙事生涯有点不同,她仿佛就生活在彼岸,她的叙述就是从彼岸开始,渐渐地才落脚此岸。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可真是个“逆行的精灵”。“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我记忆中的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等,它们无一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和气韵,我笔下的人物也无法逃脱它们的笼罩。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那是一群有个性和光彩的人。”⑦ 此话出自迟子建的文章《寒冷的高纬度》,文章还有个副标题为“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梦开始的地方”是迟子建的彼岸,很多年以后,即使作者不再讲述那遥远的传说和那美丽的神话了,迟子建依然心存彼岸魂系故乡。从身在彼岸到心存彼岸始终掩藏了迟子建文本深处无法去除的脉动。彼岸始终是文学的理想,是一种无法抹去的诗学正义,不是某人某文某书某评价的公正与否所能动摇的。
二
童年记忆,田园诗般的村庄,与大自然的亲近是迟子建创作的起点,也是其小说世界中的浪漫成分,而如果我要从此岸出发,行使摆渡到彼岸的叙事就难以逃脱现实主义的法网。彼岸有着单一、纯粹和宏大的特征。失去了复杂、琐碎的世俗支撑,人生的叙述便会索然无味。可能,这样讨论问题有点机械,有时候为说清楚是会付出简单化的代价。首先,迟子建历时二十多年,其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裂变,文学的背景、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也都在发生着微妙而复杂的变化,作者难以置身世外。其次,就个人创作而言,迟子建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既要注意其万变中的不变,又不能忽略其不变之中的种种万变。记得文能对迟子建所做的访问《畅饮“天河之水”》中指出:“我个人认为《秧歌》前后的一批作品如《香坊》、《东窗》、《旧时代的磨房》、《向着白夜旅行》等小说是你创作的一个高峰。你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说你喜欢神话和传说,而以《秧歌》和《向着白夜旅行》为代表的这批小说正是你在故乡的神话与传说的浸润下,使想像力和创造力勃然迸发的结果。我甚至觉得如果你沿着这条路子再推进一步,会产生更优秀的作品。但你这之后创作上出现了新的转折,你接着写出一批更贴近现实,风格更为平实的作品,如《白银那》、《亲亲土豆》、《月落碗窑》等,但总觉得有点可惜。”话虽说得有点简单,但能抓住关键问题。在诸多有关迟子建的访谈和评论中,还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
我们不妨这样讨论问题,迟子建小说世界活跃着几种不同成分的因素,它们在不同时期,在各个具体作品中此消彼长,相互支撑又彼此争夺,相互联系又各自排斥。比如童话、传说、故事和现代意义中的“小说”。童话专注非人区域中的人性化;传说意味着在时空上很少束缚,幽灵般地拒绝理性,无需从奇幻中筛选出合理和从历史中筛选出记忆的牢笼,而故事则在内容上没有小说那么挑剔、更欢迎多样性,故事也没有小说中那种对意味的吹毛求疵和形式上的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故事比小说更保守、更传统、更少与现代世界相连结。结合考察迟子建的创作,可以这么说,90年代上半叶是个重要时期。各种创作元素处于杂交期并获得应有的发展,各种尝试在付出代价的同时也有着意外的收获。文能的分析除了在取舍上有些武断外,其他则合情合理并有预见性。
与文能不同,我似乎更看重《白银那》,不是因为它的转载率高、覆盖面广,而是此类小说更体现出作者追寻现代小说含义的勇气;不是因为作者要贴近现实,而是现实这张冷酷无情的脸在逼视着我们;不是说《白银那》写得如何成功,而是正因为它付出了可贵的“挫折”。《白银那》是这样的故事,一向以临江捕鱼、入林狩猎的生活方式,因现代化的进程、资源稀缺而变得难以维系。一次百年不遇的渔汛搅动了这里的人们。“渔汛给人带来极为复杂的情感,喜悦、兴奋、痛苦和失落。”这是一次现代生活的遭遇战。小说中开始出现了出售高价货物的个体食杂店,开始出现了有钱人,出现了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的疑惑。应当承认,作者在小说中锐敏地捕捉到变化中生活的信息,不乏生动地叙述了变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局面,技术上甚至运用不同视角的交替运行。问题出在矛盾冲突处理的一厢情愿。崇尚善良和以德报怨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它并非是解决任何矛盾的万能钥匙,商品原则进入人们生活的面孔是多样的,情况也是复杂的,更多的时候它不呈现为唯利是图的极端形象。谋略将审美实践的问题全部融化于道德想像的空间,很可能到头来是一种奢侈的贫困。《白银那》以及同类作品并非成功之作,但我们却能从中窥视迟子建创作的强项与弱项。
而像《秧歌》这样的作品正是迟子建的优势发挥。秧歌是世俗节庆的舞姿,是一种念想,是银月巷和猪栏巷人的狂欢,是充满着民间传说的盛装舞会。如同元宵一样,一年一度如期而至的秧歌,成了支撑人们生活下去的理由。为看秧歌而冻掉两个脚趾的女萝,是节日的阴影,而传说中的小梳妆则带来万人空巷的群情激荡。两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犹如一明一暗的光影,虚实相间,互为辉映。《秧歌》是人生命运的传说;是生死缠绕而又彼此轮回的故事;是一声关于人、岁月、生命无常却有常的叹息。《秧歌》是运用闪回、意念、时空掌控最为舒展自如的小说,尤其小梳妆之美简直就是影子之书,如影随形般的美轮美奂,充分体现了作者不凡的写作才能。
小说倾向于表现人生之无涯,这跟它对人生的无限空间的深切怀恋是有连带关系的。好像是一种回应,迟子建坚信“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有的苍凉感。”⑧ 守望、忍耐不乏坚韧,苦难且始终向善,忧伤又趋于欣慰,脆弱与不完美中自有一颗朴素的心,这些都是迟子建笔下人物的品质。文明是一种忧伤,疼痛是一种力量,生命是渺小而短暂,唯有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事物。人生的无限空间对迟子建来说,在乎天地山水之间。写于新世纪的小说《五丈寺庙会》写的是赶庙会,一路上一串人的故事,叙事犹如中国画的长卷。其结尾处写到仰善让金彩珠给那“不吉利”的乌鸦放生,“放河灯的人听见乌鸦叫,都抬头张望着。只见那乌鸦向着栖龙河的下游飞去,它的头顶是一轮满月,而脚下是迤逦的河灯,这天地间焕发的光明将它温柔地笼罩着,使它飘飞的剪影在暗夜中有着一种惊世骇俗的美”。结尾充满着意象,完整的故事结尾并不需要完整,因为它会破坏人生之无涯的完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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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30th, 2009 by admin
6月10日清晨,睡眼惺忪中,我习惯性地拿过枕边的手机看时间,发现有一条未读短信。打开:“很悲伤地通知各位亲友,我姑姑李子云在华山医院于6月10日凌晨一点因病离世。李扬。”
我一下子醒了。天还没大亮。短信是凌晨两点发来的,当时我睡着了,没听见。我又看了一遍。没看错,也不是在梦中。我傻了一样,实在难以置信。其实,我还是有点思想准备的。一天前,8日下午,我听说李老师住院,就赶去看她。她输着氧,说话有点气急,但还是平时的模样,没有过分的病态。她说她难受,胸口憋得很。她说你是知道的,我怕痛,我想舒服一点地走。我说哎呀,你这样子,说什么走啊,会好的!我真是觉得她会好的,尽管我知道老人得肺炎很麻烦,我还是完全没有想过她会有生命危险。9日听说医院报过一次病危,但抢救过来了。我依然没意识到危险迫近,我觉得她会度过这一劫的,她是生命力多么旺盛的人啊。二十天前,王蒙来上海,我们一起吃饭,她还谈笑风生,完全不像要过八十大寿的老人。作协的同仁们正在张罗给她祝寿。上海人的习惯,生日是过九不过十,明天就是她七十九周岁的生日,她竟然提前一天告别了!
前一段,她已经在打算过生日了。她说她要请四桌,一桌是亲戚,三桌是朋友。她说要分四次请,一次一桌,这样和每桌的人都可以说话……唉!
我赶紧起来,给作协的几位同事通报了情况,然后给李老师的侄子回短信:“李扬,实在想不到,这么充满活力的子云大姐忽然仙逝,非常震惊,非常悲痛,三十年往事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她是对中国文学有贡献的人,我们会永远纪念她。”
“她是对中国文学有贡献的人”。能承受这样评价的人,不多,但我确实认为,她当之无愧。《上海文学》1979年4月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震动了全国文坛,对于新时期文学界的拨乱反正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篇重要文章就是李子云牵头撰写的,在当时,写这样的文章,需要见解,更需要胆识勇气。李老师是个有眼光,有见识,才华横溢的批评家。她不是那种学院派的理论家,她长期在文学刊物工作,天天看稿子,天生的艺术感悟能力和丰富的编辑经验融合在一起,就成为难得的艺术感觉好、贴近创作实际的编辑家和评论家。所以,我所接触过的作家,谈到她,都很服,引为艺术知己;不管是作为作者听编辑谈对作品的修改意见,还是看她在评论文章中对作品的分析,都觉得意见准确贴肉,直抵要害。很快,在她周围,聚集起了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评论家。上海之所以文学批评力量特别强,在全国出类拔萃,除了因为有复旦和华师大两所著名高校,有贾植芳、徐中玉、钱谷融这些名师,还因为有一本优秀的文学杂志《上海文学》,有李子云、周介人这样的编辑名家。
我1978年5月在《上海文学》(当时名为《上海文艺》)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认识李老师,但接触不多。她是著名文学刊物的领导,我是初学写作的业余作者,距离太远,只能算是远远仰望的关系吧。1985年我调入作协,她正主持《上海文学》杂志,和她也只是工作上的一些联系,谈不上友情。真正相熟,是在1990年以后。
1990年,巴老和于伶、王元化三位文学前辈发起成立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吴强同志提议我担任基金会的秘书长,而子云老师则是负责实际工作的常务副会长。我是她主要的助手,来往自然就频繁起来。基金会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政府给了很少一点启动资金,加上巴老捐的第一笔款,总共只有几十万。对于不能动用本金,只能用利息开展工作的基金会,几十万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要筹募资金,对于李子云老师,实在是一件浑身不搭介的事情,既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又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平时又是耻于谈钱的名士风格,真是难为她呀!我其实对于募钱,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人,做她的助手,实在是不合适。况且,那时候我还是作家协会的秘书长,主持着日常事务,琐事很多,也少有时间精力来为她分担杂务。我以这两大理由推辞,她却不允。她说,和钱打交道,我最看重的是人要可靠。结果,许多应该秘书长做的杂七杂八的事情,都是她自己去张罗了。后来,仰仗交通银行潘其昌董事长等的热心扶植,才使文学基金会初具规模。其中,子云老师呕心沥血,个中甘苦,我是深有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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