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美国华人女作家聂华苓获世界华文文学大奖

马来西亚第十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２２日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际会议中心揭晓，美国华人女作家聂华苓荣获本届最高荣誉——世界华文文学大奖。

８４岁高龄的聂华苓一生作品颇丰，代表作《桑青与桃红》被列为亚洲小说百强之一，文章《亲爱的爸爸妈妈》被选入中国初中语文课本。

本届比赛共分世界华文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马华新诗奖、马华散文奖、马华小说奖５个奖项。逐奖者中既有文坛老将又新星璀璨，一批勤于笔耕的马华文学新人夺走了多项“花踪”奖，显示出马华文坛后继有人。

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著名作家王蒙、刘心武、李锐、王安忆和余光中等人应邀加入本次“花踪”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王安忆和李锐当晚还亲自为马华散文奖和小说奖的得主颁奖。

以“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为宣传口号的“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由当地最大华文报业集团《星洲日报》于１９９１年创办， 享有马来西亚最高华人文学奖之誉，旨在弘扬华文文学，奖励成绩突出的华文作家。该奖每两年颁奖一次。中国大陆作家王安忆曾获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奖。（新华 网吉隆坡８月２３日电 李雪青）

  来源:新华网  作者:李雪青

    对于近年的图书市场来说，“国学”是个热门字眼。从荧屏上的《百家讲坛》《文化中国》等一系列文化节目收视率的飘红，到近来影视剧翻拍中国四大名著争议成 风，几乎都能引发一轮“国学潮流”。而与国学有关的书屡屡登上畅销书榜，各大书店的国学专柜也连带着门庭若市；甚至连今年季羡林、任继愈二位大师的辞世， 也引发了新一轮“国学热”。

国学书内容大同小异

国学的定界一直比较模糊，国学书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据了解，目前书市上比较畅销的国学书主要有四大类：国学启蒙读本、国学解读读本、国学衍生 读本和国学原著读本。其中，前三类都不是真正的国学范本，而国学原著的出版“泡沫”问题早在几年前就受到学者、媒体的关注。有媒体称，出现这一现象有两大 原因：各出版社出版国学书“各自为阵”、跟风出版和粗制滥造、“拿来主义”。

记者在本届书展各展馆的国学书区看到，即使是经过精挑细选，不少国学原著依然让人“似曾相识”。中国四大名著、《论语》《三字经》等“出镜率” 最高；《孙子兵法》《古文观止》《黄帝内经》等厚厚的精装套书也频现各个出版社的书架。全解版、解读版、精注版、迷你版、精华版、配图版、注音版等等，各 种版本令人眼花缭乱，观其内容，却往往大同小异，还有的直接实行“拿来主义”，注解如出一辙。

国学书出版存在断层

北大学者张颐武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学热”并非一件坏事，“虽然可能存在误导”，但“可以吸引年轻人的兴趣，没人看的话就成了绝学 了，就变成死学，就没有生命力了”。在他看来，以目前国学发展的态势，还是应该做好普及的工作，这样“求精求深才会有发展空间”，学者不必对“国学热”太 过严苛。

张颐武认为，目前国学书籍“从浅到深”的环节存在断层问题，这并不是说没有相关的书籍，而是没有整合，“这些书大多存在于传统教学体系之内”。 他认为，现在最好的国学入门书，还是王力的《古代汉语》四卷，它如同国学的“小百科全书”，认真看下来，对国学的了解也就有一定基础了。

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也有相同的看法，“于丹和易中天的书，可以引起年轻人对于国学的兴趣，但要学深一点，选择好的版本就很重要，这就是出版社和学者的工作了”。

少一点跟风，多一点引导

在书展的人文艺术馆，记者看到，张颐武所提到的《古代汉语》，跻身一个并不起眼的书架中，翻阅这本书的，更是寥寥无几。相反，各种版本的《红楼 梦》《牡丹亭》等国学经典书籍高踞书架，十分醒目，在书架前停留翻阅的读者不少。记者发现，这些书或直译成白话、或予以寥寥注释、或干脆“原装上阵”，对 于没有一定文言文和传统文化基础的读者来说，要读懂恐怕都颇具障碍，遑论读透了。

对于读者的阅读，除了满足需求之外还有一个引导的问题。专家认为，出版社在规划“国学”选题上要少一点跟风，多承担一点对读者的引导，让更多的读者经由“国学书”的桥梁，真正走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陈文华 姜小玲  

　　作为市政协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昨天晚上，“风雨同舟颂华章―――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诗歌朗诵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市委副书记殷一璀等出席朗诵会。

　　朗诵会分“风”、“雅”、“颂”三部分，分别以“岁月荣光”、“天地抒怀”、“和谐赞歌”为主题，遴选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诗，借助交响乐、歌舞、多媒体等形式，运用视觉与实景结合的舞台表现手法，为观众献上了一场艺术盛宴。朗诵会由全国政协委员、作家赵丽宏领衔策划，阎维文、瞿弦和、殷秀梅、凯丽、廖昌永、焦晃、丁建华等政协委员、著名艺术家深情演绎了歌颂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30年来建设成就的诗篇佳作和经典曲目。

　　委员和艺术家们用发自内心的激情，赞美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抒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诗朗诵《六十年，我们风雨同舟》回顾了人民政协走过的60年光辉历程，经典名篇《浪淘沙・北戴河》、《光的赞歌》、《理想之火不灭》、《西去列车的窗口》激情昂扬，《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啊，这儿正是春天》、《江芦的咏叹》深沉委婉，新诗《寻找》、《梦在东方》真挚热烈，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海恋》等饱含情意，表达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和谐社会的礼赞。

　　出席朗诵会的市领导还有王仲伟、沈红光、杨晓渡、丁薛祥、周太彤、王新奎、李良园、吴幼英，老同志陈铁迪、王力平等。

　　朗诵会由市政协、上海文广影视集团主办，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承办。朗诵会录像将于近期在上海电视台播出。

来源：新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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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出版人郝明义先生率华语世界的十多位知名作家学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典3.0”宣讲团，希冀用名人效应掀起华语读者重读 经典的热潮。在第一站香港书展站上，著名学者李欧梵先生挑选的经典是晚清小说《老残游记》，他给这部并不起眼的小说加的定语是“帝国末日的文化山水画”。 作者刘鹗在小说自叙中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而小说也正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晚清帝国及人民深重苦难的哭泣。这几年一直尝试重读 经典的李欧梵，现在迷上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比年少时的阅读经验，此时的阅读心态和对人物喜好都有了很大变化，而这也就是重读经典的魅力所 在。李欧梵现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人文学科教授。　　郝明义先生不久前组建了“经典3.0”宣讲团，您是其中香港站的成员之一。在这次香港书展上，您重读的经典是《老残游记》。为什么会挑这本？相对而言，这是部并不太受关注的小说。

李欧梵：我先看了郝明义的宣讲单子，发现每一朝的经典都有人读，就缺晚清，所以我就提出读《老残游记》。我比较喜欢晚清文学，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老残游记》，所以我现在想用新的方式谈这部小说。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最近在看十九世纪末奥地利的小说，非常偏门。施蛰存先生当年翻译过施尼茨勒《妇心三部曲》——库布里克电影《大开眼戒》的 原著小说就是施尼茨勒的另一部小说《梦幻记》。《妇心三部曲》让我大开眼界，特别是《埃尔赛小姐》，作家把乐谱都放了进去。我突然有个感受，文学是维也纳 艺术黄金时代的重要一部分，施尼茨勒、茨威格等他们那一代人用艺术美学批判当时保守的社会氛围。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代表了在文化上光辉灿烂的没落奥匈帝 国，同样的问题我问中国：晚清有什么？是不是政治上腐朽的晚清，在文化上同样光辉灿烂呢？大家对晚清的注意力都在政治上，这没错，但文化上呢？所以，我就 想到了《老残游记》。这部小说是故意脱离时代背景，追求传统文化之美，体现的是夕阳返照式的美学。正因为小说写得美，背后全都是危机，和世纪末奥匈帝国有 参照。中国文学艺术的精华是诗，但到了晚清，整个社会肌理都在变，在文学艺术上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比如原本属于艺术小形式的章回小说创造出了新的局面。对 于晚清小说，大家太注重《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它们直接批判中国官场，但晚清文学非常丰富，可以折射非常多东西。不过我觉得，还是 应该用文化史角度研究晚清小说，单纯文本分析是不够的。

除了《老残游记》，我听说您重读的经典还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年轻时读托翁小说相比，现在有什么新的心得？对您的个人有什么新的意义？

李欧梵：对我来说，我现在重读的经典大部分是西方经典小说，这是一个回忆和自省的过程。我当年在台大念的是外文系，因为学习缘故读了许多经典小 说，但现在都忘记了。最近，台大找我回去当客座教授，我突然觉得，我该重新整理一下当年在大学时念的东西，所以开始重读经典。我从十九世纪经典小说重新看 起，别人喜欢看短的，我专挑长的，也算是反潮流。另一个想法是，香港是一个极端消费主义城市，在上海和北京大家都有点经典的影子，但在香港，一点影子都没 有。可是，西方的经典小说在香港卖得非常便宜，就是没有人买。

对我来说，现在很多德国、法国、俄国经典小说的新英语译本非常好，我个人就是因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新英译本出版，去买了几本重新 看。我想特别是《战争与和平》的新英文译本，译者是一对夫妇（即理查德·佩维尔和拉尼萨·沃罗孔斯基夫妇），新译本出来之后大受好评，都说这个版本最接近 托尔斯泰的原意。所以我正在看《战争与和平》，已经看了三分之一，计划中后面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在中学看了中译本的《战争与和平》，这次是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再看《战争与和平》。很奇怪，现在阅读小说前面几章觉得很闷，但战争开始之后，就 一头栽了进去。我现在脑子里想的，都还是《战争与和平》里的战争情节。所以在重读《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我先干脆把两场大战看完，然后重头再看。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托氏对战争的解释有自己的史观，他的史观后来由以赛亚·伯林描述为“刺猬与狐狸”，托尔斯泰是狐狸型的怀疑。但这种史观， 他自己又说不出来。在托氏那里一场战争就是为了成全一个家庭，整个一场战争让娜塔莎长大了，让皮埃尔知道了人生的意义，让安德烈了解所谓的英雄只是一瞬之 间。我以前看《战争与和平》认同的是安德烈，现在重读认同的却是皮埃尔。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重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年少时我认同的是知识分子伊万， 现在则更倾向于阿辽沙。所以我觉得，过了年纪再看它们，会有很大的差异，经典的魔力就在于此。托尔斯泰把人情世故、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部放到了他的小说中 去。重读这个版本《战争与和平》，发现原来小说里有很多法文，中译本常常把法文翻译成中文，我借机正好重温了法文。我在重读中还发现了许多细节，比如一个 细节是一群将军走过，其中一位叫克劳塞维奇，历史的大人物成了小说的小人物，而小说里的大人物，历史里却是没有的。我以前学过俄国思想史，进入之后像是拥 抱另外一个世界。据《战争与和平》两位译者称，托尔斯泰用的语言其实都很简单。最近看到郝明义给我的“经典3.0”单子，发现王安忆选择重读的经典就是 《战争与和平》，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她在上海读《战争与和平》，我要写一系列文章关于重读《战争与和平》，计划发表在《信报》上。但现在特别是在香港， 我是不太会和年轻人谈这个的，我只好自己过瘾算了。

大家都认为，美国高校对经典的阅读十分重视，能谈谈那里的情况吗？您在香港教书，如何鼓励年轻人读经典？

李欧梵：我四五年前开始在香港科技大学讲现当代的中国和外国经典文学，后来我对学生说，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俄国小说，你们中如果有三位同学愿意 跟我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就愿意带你们读。我以为没人会举手，结果马上有三位同学愿意，我夸下海口没办法，所以我们在一起用三四个月读了《卡拉马佐夫 兄弟》。这个经验告诉我，现在阅读经典是为了那些边缘的边缘的几个少数人。我用这种方式鼓动我的学生跟我一起重读经典，这个群体绝对少数，但这里几个少数 那里一小撮集中在一起，人数也不少而且又多元。

我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教过书，芝加哥大学有个读名著的传统，书目包括小说、莎士比亚和学术理论等。我在美国教的是中国经典，现代文学这 块一定教鲁迅，我从魏晋志怪、唐传奇、小说讲起，我不喜欢《水浒》，所以《三国演义》我讲的多一点，然后是《红楼梦》，下面就是晚清，比如《老残游记》。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我心里感觉的，西洋东西不碰很可惜，所以我旁听了很多西洋文学课，记了很多笔记。事隔这么多年，那些老师当年提到的重要作品作家，当时 并没有注意，现在才发现真的是大家，比如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在课堂上我还听了他们讲解《卡拉马佐夫兄弟》、《追忆似水年华》、《安娜卡列尼娜》。《战 争与和平》他们好像并不十分推崇。经典都是推荐给本科生念的，但是本科生没有时间看，就只是听老师讲讲而已。我教书三十年，最开始教的学生和现在学生对待 经典态度完全不一样，我开始教书的时候，年轻人还是蛮注重经典的，现在的年轻人全世界都一样。不过在哈佛，那里的学生你让他读经典真的会读，还会有自己的 看法。

美国大学里对经典阅读的要求是“解读”，这种解读方式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美国学界，过去十年反经典十分厉害，他们认为教授经典就是保守，是 白人至上。现在美国学界当然没有芝加哥大学当年的那个读名著传统了，也没一定要求读完多少本名著，现在都乱了。现在的说法是，要读第三世界的经典，老经典 都不要看。不过最近情况又有变化，大家又开始重读经典了。美国学界这三十年变化太快，美国学界永远和社会对着干的，社会越保守，学界越偏激。但经过法国后 现代理论“洗礼”，他们把自己打散了。那些还继续写后现代的学者，现在都没办法出版书了，我好几位同事又乖乖的重新老套的写莎士比亚了。

您个人对经典的定义是什么？

李欧梵：我喜欢借用卡尔维诺的意思来定义“什么是经典？”卡尔维诺说——大家都说要看的，但都还没有看的，就是经典。我的另外一个说法是，经典 是经得起考验、解释。有人说，经典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传统对经典的认同还是不一样的。经典对我来说只属于语言不属于 国家的，你说T. S. 艾略特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爱伦坡是美国人，但他在法国。还有亨利·詹姆斯呢？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但德国人读是天经地义的。

对我个人，经典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今年退休，现在还不读经典做什么？我花了不少时间写杂文、讲学等，这些行为是后现代社会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面 对的危机，你没有时间去阅读特别是厚重的书，常常会有飘浮不定感，而阅读经典就能把你钉住。我常常反省自己，如果每天的生活要有意义、扎实，那就应该去读 经典，其中包括文学、音乐、电影。

在最近几年的阅读中，晚近的作品有没有您认为可以称为经典的？

李欧梵：真正伟大的经典可能都已经写完了，这五年来我只找到一本我认为可能是伟大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所以帕慕克得诺贝尔奖绝对当之无愧。中国也是，《红楼梦》之后呢？巴金的《家》和它差的太远。

谈到电影，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于影像去阅读经典了。

李欧梵：我在阅读《战争与和平》同时，还看了三个电影版的《战争与和平》，一个是好莱坞的，一个是1960年代苏联人拍的经典版本，还有一个是 最新的电视版本，这些影像帮助我阅读小说。后来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么看经典小说的。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很多人不是从文字开始的，而是从影像开始 然后回归到文字，用影像辅助我们的阅读。就连我这样的学者都不可避免染上了这样的阅读经典的习惯。有时候我看小说，经常觉得好像什么地方看到过的，比如我 最近在飞机上看的《好德国人》总觉得很面熟，后来才发现看过电影。但我跟年轻人不同的是，从影像返回到文字之后，我依然坚定认为文字的力量比影像大许多。 在将来，所谓读文学经典很可能就是读经典文学的影像了。我正计划写一本书，讲的就是怎样从影像来读经典。一个悖论是，二流小说可能拍成第一流的电影，但最 经典的小说最难搬上大银幕，《战争与和平》拍得再好，还是比不上文字。唯一的例外是库布里克，他往往选中文学作品之后，改头换面变成他自己的影像经典，比 如《巴里·林登》和《洛丽塔》，他的改编从不被文本束缚从而创造了自己的经典。

BBC基本上把英国最伟大的小说都拍成了电视电影，但即便如此，大家一看BBC标签，就会觉得这是教育片。所以就算经典改编成电影，大家首选的 还是好莱坞而不是类似BBC这样忠实原著的改编，比如我也是喜欢李安改编的《理智与情感》而不是BBC版的。经典改编至关重要的，就是如何把小说写成剧 本。当代小说、流行小说我一般都不看，最近唯一看的是《读爱》（《朗读者》），小说和电影都很一般，但是里面一个细节很有趣，里面的小男孩给汉娜朗读的都 是文学经典，比如《贵妇与小狗》，我刚刚读过，这是作者故意安排的。《读爱》的观点其实很浅的，用美国学院的观点看，这部小说的主题很保守，那就是，一个 无知者就会杀人犯错失，但汉娜读了那么多年书后，她在监狱里开始懂了，开始反省。人文经典的作用就是潜移默化、修身。其实，小说里谈到的经典都是当时德国 布尔乔亚阅读的经典，从奥德赛一直到卡夫卡，之后就没有了。里面中文经典不可能，法文经典也没有，十四行诗也没有。我觉得至少电影比小说更好，电影版的编 剧是大卫·海尔，他是英国最好的电影编剧，也是《时时刻刻》的编剧。

我的感觉是，影像中不满意的地方反而是原著中文字最棒的地方。影像与文字如何对比，这是我很感兴趣的地方。但这个问题，美国学界已经不再感兴趣了，因为他们对名著实在不太感兴趣了。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石剑峰

“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认识真实的世界，但是，不要对这个世界失望、绝望，这是儿童文学非常重要的。”

    初见殷健灵，是数年前北京初冬的一个薄暮。她裹素衣，有着江南女子特有的温柔恬静。有聚会的场合，她也是安静的一个，不事张扬，也不会展露咄咄锋芒，这与她直逼人心的锐利文字形成了鲜明对比。

说“锐利”，

其实并非文学语言上的“锐利”，从甫一推出就摘取冰心奖的长篇处女作、讲述“心悸成长”的 《玻璃鸟》，到书写“成长之恸”《纸人》，到写“少女妈妈”的《橘子鱼》，再到新近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讲述突如其来的“失去”的《千万个明 天》，殷健灵笔下的故事，总是进入到小读者的心的深处，在那里，在孩子们天真懵懂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会失落、会被伤害，甚至被撕碎的心。

比如死亡，比如失去，比如伤痛，在孩子的世界里，也有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我曾经问过殷健灵，选择并非“总是轻盈而美好”的题材，是 有意的选择，还是无意为之？她却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敏感的小女孩，从小父亲不在身边，她在一个既不能算做“上海”、也不能算做“南京”的与世隔绝的生产钢 铁的地方长大，“我出生在上海，说上海话，但我却是一个无所归依的人”，“我不是城里的孩子，也不是农村的孩子”，“仿佛一个人在夜路上孤独地走着”，所 以，她写作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读我的书的敏感的孩子，不要像我当年一样孤独”。

殷健灵希望她的写作能够给孩子们带来“精神的支撑”，这也就注定她的写作与成人文学不一样，只是“深味这人生的悲凉”，她还想给孩 子们带来“擦干眼泪的力量”。新作《千万个明天》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爸爸在一次海潮中突然消失，妈妈坚持相信爸爸仍在人间，女儿如何承担这人生中巨 大的无常？

“这个故事有原型，但我想探讨的，不仅仅是‘失去’与‘拯救’的关系，而是‘承担’，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承担。面对真实的生活，人 生无常，怎么样让自己坚强起来，真正的成长又是怎么去实现的。”尽管是如此“沉重”的主题，但殷健灵依然坚持她关于儿童文学的坚持：“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认识真实的世界，但是，不要对这个世界失望、绝望，这是儿童文学非常重要的。”

殷健灵不希望把儿童文学放在一个特别单纯的象牙塔里边来进行，“儿童文学应该有张力”。幻想文学大师米切尔·恩德提出，他不认为有 一种文学专门为儿童存在，对儿童文学来说，所有的主题都是可以表达的，但是，“儿童文学的特殊之处在于，你要用心去经营你的主题，让孩子可以接受和理解 ”，“真正好的儿童文学，很重，又很轻”。

这也许就是殷健灵将自己在苏少社推出的这套书系命名为“温暖”的原因，真正好的儿童文学不仅仅要触动孩子心灵最柔软的地方，还要能 抱慰他的哭泣，温暖他的伤痛，让孩子知道，“让过去过去，让未来到来”，有“千万个明天”。但殷健灵强调的是，一定要警惕那些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文学作 品，“真正的好小说，你是说不清它的内涵的”。

8月即将推出的新作《1937年·少年夏之秋》，写的是抗战时期这样一个乱世中的少年的遭遇，他也是被生活打入了谷底，但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返回。殷健灵说这个从去年2月份开始动笔的小说，写得非常的“苦”，这也许和选择的题材有关。

事实上，殷健灵一直不断地在写作上超越自己。从《玻璃鸟》开始，那种细腻的少女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纠结悸动，让评论界一致看好，大家都 认为殷健灵会沿着“校园”的这条线一路下来，她却不断地挑战和突破自己，从题材到写作手法。“写作如果总是重复，还有什么快乐可言？”殷健灵说。

尽管如此，殷健灵所有的作品中都隐藏着一个内核，那就是，成长中的心灵。成长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痛苦，意味着改变、告别和蜕 变。“文学表现人性，表现人生经验。少年时代其实有无限变化的可能，一个是外界环境在变化，关键是内心不断动荡，身体也在变化，造成了巨大矛盾的冲突，是 适于文学表现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很大的，我做得还远远不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殷健灵经常有她独到的人生发现，这也是她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必须具备 的要素。比如，女孩之间隐藏得很深的嫉妒；比如，男孩对女孩的“似恨实爱”的复杂心理；再比如，女孩对优雅的年长女性的那种恋慕，殷健灵就这样一把将青春 期温情脉脉的面纱扯下，袒露青春期的纠结与复杂。

其实，在2003年之前，殷健灵还是一名职场上的“干将”，有着无限光明的职场前程。2002年30岁刚出头，就是两本名牌杂志的 主编，当时是40万份的发行量，当时她还获得“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的称号。“后来终于发现，我要的不是这个”。她整整用一年时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退出 征战的职场，来到上海一家非常有人文传统的老牌报纸编副刊，其余时间专心与文学相伴。“如果身边太嘈杂的话，我可以退回来，与心灵执笔对话”，殷健灵形 容，儿童文学写作已经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让自己“纯净，丰富，安宁”。尽管偶尔应邀会在《上海文学》、《十月》客串，但殷健灵没有写成人文学的想法，“ 我和成人文学气味不投”，因为她不习惯成人文学那种“彻底”的气味。她得意的告诉我她的发现，“其实，写儿童文学的作家当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乖孩子 ’，不然，不会选择这样的文学形式”。

尽管从职场退守，她却一直在写作上坚持。“我会一直坚持经典化的写作。”儿童文学潮头变幻，但殷健灵一不为市场写作，二不为得奖写 作，她只听从自己的内心。人生却待她不薄，短短几年间便摘取冰心图书奖大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巨人》儿童文学奖等，在市场上也有了不俗的反响。很多人 羡慕她的幸运，但又有多少人看到她“坚持”与“退守”后执著的付出呢？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香

昨天是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诞辰200周年纪念，在英国伦敦，游客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丁尼生的墓碑前瞻仰。丁尼生出生于1809年8月6日，是英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在世时就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于1850年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

来源:东方早报

8月3日正午12点，在莫斯科顿斯科伊修道院的索尔仁尼琴墓地，鲜花包围着十字架，方蜡烛点燃，作家的遗孀娜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儿子斯捷潘和叶尔莫 莱，以及众多政界要人和文化名流一起，肃立默哀，追思逝者，许多普通民众亦前来致敬。总理普京亦发来电报，称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全球性的人”。　　

8月3日，顿斯科伊修道院张挂出了索尔仁尼琴的照片。

日前，俄罗斯以一系列的展览、出版和舞台演出，为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去世一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在莫斯科去世，享年89岁。

　那一天，在总理府……

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致信索尔仁尼琴娜，认为“索尔仁尼琴的道路是一个真战士的路，经受了一切形式的磨砺和艰辛”，他“对祖国和同胞充满了无限的爱”，此外，他关于加强国家地位，发展民主自由的大部分思想仍将具有时代意义。

几天前，普京与索尔仁尼琴娜之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风波，作家遗孀当面顶撞了总理——为了一个词。

普京7月28日在总理府欢迎到访的索尔仁尼琴娜，并致辞说：“下午好，娜塔利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索尔仁尼琴去世一周年。想到这儿，今天我愿意重温一下我们当时和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讨论过的话题——对他作品的宣传（пропаганде），研究 （изучении）……”

索尔仁尼琴娜打断了普京的讲话：“研究更好些，比宣传好。”

在俄联邦政府网站government.ru的记录稿《俄罗斯联邦总理В.В.普京会晤Н.Д.索尔仁尼琴娜》中，通篇只是两人的对话，再无其他描述。但显然普京迅速做出了修改：“……研究他的文学遗产。”

索尔仁尼琴娜借此机会向普京提出了索尔仁尼琴的遗愿——如何让《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更好地进入俄国中学的课堂，甚至以缩写本和有声书的形式。

她还向普京赠送了索尔仁尼琴30卷全集中已出版的11卷。

　索尔仁尼琴日记即将出版

索尔仁尼琴娜告诉《俄罗斯报》，将于数月后出版索尔仁尼琴的日记。

此书名为《小说日记》，系索尔仁尼琴写作小说《红轮》时所记。

“出版这本日记可以驱散人们心目中他从未有任何怀疑，且对一切先知先觉的印象。”索夫人说。

她还强调，索尔仁尼琴当初写这些日记时，并非有意在日后发表，“这是一个面对自己时的索尔仁尼琴。”

从7月16日开始，为期三个月的索尔仁尼琴纪念巡展将在多个俄国城市和海外一些地区举行，展品包括作家前迄6岁的照片、手稿，私人物品，以及70余家出版社出版的34种语言的索氏作品。索尔仁尼琴娜接受俄通社-塔斯社采访时，特别提到了中文译本。

展品中还包括1962年的一期《新世界》杂志，当时经政治局开会批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该杂志发表，同时配发《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前言，指出“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

今年5月中旬，根据《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改编、亚历山大·柴科夫斯基作曲的同名歌剧在彼尔姆歌剧和芭蕾舞剧院举行了全球首演。与舞台布景和灯光的冷酷色调相反，俄国评论界以“辉煌”形容该剧的演出成功。

该剧的艺术导演格奥尔基·伊萨克延认为：“歌剧是一种比话剧更能表现这本小说的形式。歌剧更具隐喻性，可以用来更好地表达重要的东西。我们想呈现出我国历史上的艰难岁月。”

首演结束后，包括索尔仁尼琴娜在内的全体观众起立，报以长达五分钟的雷鸣掌声。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