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09年10月号:中篇小说《大象》曲折悲情
09月 29th, 2009 by admin《上海文学》2009年10月号今已印行。陈家桥中篇小说《大象》讲述警察卧底毒贩团伙内部,最后身份暴露,玉石俱焚的悲剧故事。作者注重人物刻划和情感张力的表现,避免落入“无间道” 的俗套情节。丁伯刚描写人生无依无靠状态下惶恐与企盼的中篇《抱我》,对女性空乏而渴求的心理描述颇为真切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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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2009年10月号今已印行。陈家桥中篇小说《大象》讲述警察卧底毒贩团伙内部,最后身份暴露,玉石俱焚的悲剧故事。作者注重人物刻划和情感张力的表现,避免落入“无间道” 的俗套情节。丁伯刚描写人生无依无靠状态下惶恐与企盼的中篇《抱我》,对女性空乏而渴求的心理描述颇为真切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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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写作计划应邀作家访问上海文艺出版社
去年和作协成功合作出版“2008上海写作计划”邀请作家澳大利亚盖尔·琼斯《六十盏灯》和《抱歉》,加拿大玛德莲·邓《确然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在9月16日又迎来了“2009写作计划”的四位驻市作家。
文 艺出版社副社长、《小说界》主编魏心宏给来访的作家介绍了当今中国出版界的状况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情况。用详尽地数据说明了中国出版业已在出版数量上达到 了世界第二的水平,但在出版技术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发展,出版市场的前景不错,世界占有中国图书市场的意愿也是非常强烈的。
主管外国文学的副社长曹元勇则向来访作家介绍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外作家作品的情况。当一本本印刷精良的图书放在来访作家面前,当看到一个个熟悉的国外作家的中文译本,驻市作家们也毫不讳言表达了希望将自己图书翻成中文出版的愿望。 而之前已经拜读过他们作品的文艺出版社编辑也为驻市作家的作品叫好,当场表达了能够合作出版的意愿。
经过一下午的畅谈后,参加“2009上海写作计划”的作家在给作协的来信中这样写到:“谢谢你们的安排,我们度过了美妙的一天。文艺出版社的同仁显然已经看过我们的作品了,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最鼓舞人心的了。”
来源:上海作协 作者:胡佩华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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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我们看到过不少“谢本师”的故事(老师在学生眼中很快就会显得保守落后),不少一挤就被挤到“三 代以上”去的故事,不少急于在本属同一阵营的内部制造“他者”加以打压的故事……这些都是牵扯极大的问题,笔者无力探究。但泛泛而论的话,多少有这样的意 思:我们易于判定前一个时代的价值为虚妄,对前人的生存与经验很少“同情的理解”,在求得“自我”出场时往往轻浮焦躁而缺乏自省。尤其在“创新犹如一条疯 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的文学界,类似的故事也总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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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一直 是引人关注的文学思潮,其倡导者对弱势群体的体恤和关怀,对转型后中国社会结构形态和公共领域的自觉思考和积极介入都让人肃然起敬。我觉得可以商榷的是“ 底层写作”在自我伸张时将自身与“纯文学”对立起来的思路。一些倡导者认为新时期在将“纯文学”构造为主潮时,一笔抹煞了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 的价值,这本是有见地的洞察,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讨;但“底层写作”的倡导者在拒绝当下文学若干不良倾向时,将“原罪”一股脑儿归咎到1980年代的文学上 去,这同样未必公允。
对“纯文学”的反思,不应该抹煞1980年代文学对僵化文艺体制的反抗与挣脱的意义,当时由“纯文学”这一 概念所组织出来的文学思潮,如现代派、“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等,极大程度地动摇了教条的文学观念,为其后的文学实践开辟了广阔空间。此外,在1980 年代的文学图景中,各种思潮对“文学性”的理解也许并不一致,“纯文学”本就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而是代表文学探索的一个共识。事实上,整个1980年 代的中国文学就是一个不断地扩张、探索、突破,不断与现实社会密切呼应的悲壮过程。当伤痕文学受到挫折时,文学就引进了西方现代派;当西方现代派受到批判 时,文学又朝着民族文化因素的方向……这些努力自有其价值所在,在反思“纯文学”进入1990年代后的困境时,如果连带着将1980年代的文学判定为“唯 美”的、脱离现实的,并非明见。
我比较赞同评论家王尧在《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的观点:“如果把对‘纯文学’概念的辩证也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叙述,或许能够确立‘底层写作’与‘纯文学’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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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喜欢用代际来划分作家群体,以此运作出版的图书不计其数。但“瞻前顾后”仔细想想,几乎每代人的论调都类似,或者高扬自己这一群体独树一帜的气质,或者慨叹时运不济生不逢时但终究“青春无悔”……也就是说,每一代都会形成一个关于“自我”的独特性的表述。
这 个时候,如果听到下面这样的一声断喝,大概会紧张不安起来:“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 本。”这是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的一句。也就是说,每一代人自有其优势,每一代人也都面临具体的困难,“在进化的链子上”实在没必要夸张独特性,尤 其当这一关于独特性的表述或多或少编织出群体性自恋倾向的时候。这实在让人丧气,对文学而言,它原本应该关注个人经验、逃逸出普遍范畴的独特性。
不 过,在个人经验的虚构与真实、记忆与写作之间建立起诚实的省察性、反思性关系,未必不能对当代文学的写作提供助益。魏微就曾有过这样的追问:“每个年代的 产生都是有背景的,绝不是空穴来风。那里头的继承性,层峦叠嶂的,说起来恐怕要让人头疼。真是让人头疼的,每每听到人们对自己时代的论证。那里头的优越 感,自私,不负责任,如果不是因为无聊,大约也是太天真幼稚,近乎孩子气吧?”
在代际间进行截断式的处理,趋于极端就是“弑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我们进行文学主题分析时津津乐道的话题,它往往不惜以贬抑甚至丑化上一代人来凸现、夸张自己这一代人的经验,在根本上,它指向 一种“断裂”式的“自我”出场方式:极力抹去和掩饰自身的血缘历史和现实特征而以“崭新”的面貌横空出世,但这种出场往往充满着焦虑、虚弱,甚至伪化。相 反,在文学中尝试代与代之间的沟通则意蕴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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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不妨平心静气,与其轻视、简化,不如尊重“ 他者”提供的经验及其价值所在。还是回到“底层写作”,倡导者在下定义中有这样两点:“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 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我认同这样的解说,它虽然显得大而无当,但在面 面俱到的背后可以体会到一种小心翼翼和对文学传统的尊重,而滤去了一份“搏出位”般的急躁。
好像是雪莱说过:过去的、当今的、以及将来所有的诗歌,都是地球上所有诗人——“像一个伟大心灵的许多思想,互相合作”——写下的一首没有尽头的伟大诗篇中的一个篇章或插曲……这是多么美妙的比喻。
来源:文学报 作者:金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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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格萨尔王》全国首次读者见面会在蓉举行 “故事不能那样讲” 阿来拒绝《百家讲坛》
我省(四川省,下同)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的新作《格萨尔王》,被誉为本年度最令人期待的小说。昨(19)日下午,阿来 在成都购书中心举行了该书全国首场读者见面会。阿来与蓉城读者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和心得。他透露,本来央视邀请他上“百家讲坛”,围绕这部史诗开一个系 列讲座,但沟通过后他拒绝了。
阿来透露,《格萨尔王》的出版源于国际合作项目“重述神话”,邀请全球100位作家用现代眼光重述自己民族的神话,他坦言, 《格萨尔王》是文学表达开拓民间资源的一次尝试,“藏族除了书面文学,还有非常强大的口传文学的传统,格萨尔王就是典型。”30万字的小说《格萨尔王》历 时3年完成。这部以“东方荷马史诗”《格萨尔王传》为故事蓝本的长篇小说,重述了藏族说唱史诗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的传奇一生,为世人了解藏族传统文化打 开了另一扇窗。作为一部严肃文学,《格萨尔王》首印数达20万册,超过许多畅销书。阿来对此并不意外:“我希望不仅像畅销书那样大卖,而是那些畅销书不在 了,我的书还能卖。”据悉,目前已有众多影视公司有意购买阿来新作的影视版权。
阿来坦言,之前也曾接到央视《百家讲坛》节目组邀请,准备开讲一个系列。他写好讲稿后准备作一次试讲,但栏目组要求他改讲稿, 着重于“讲故事”。阿来说:“讲故事可以,但我要以文学方式讲,要把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包容其中,而不仅仅是把故事讲好听,我又不是讲评书的,何况真正评 书讲得好的也不只是讲故事。我不能那样讲故事,所以就拒绝了。”
今年10月中旬,全球出版界最著名的法兰克福书展将开幕,阿来应邀将带着新书参加。他说,《格萨尔王》英德法意日韩6种语言的 翻译已经完成,将在书展上签订版权协议。此外,他的两部旧作《遥远的温泉》将在书展上推出德文版,《尘埃落定》也将签订新的海外版权合同。 (成都日报 记者 卫昕)
来源:新华网 作者:卫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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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少衡的长篇小说《党校同学》一经推出,立即洛阳纸贵,上了排行榜,在济南书市上货如轮转。这本经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一版印数三万册,在纯文学几 乎沦陷到只有圈子里的小众自弹自唱的今天,这个数目不算大,但是以目前的出版现状,可以用“洛阳纸贵”来形容。网友自发地建了个“杨少衡吧”,他每一部新 作出来,都有人给评论,都对他抱着很大的期望值。一个既不是“美女”,也不擅长自我炒作,为人低调内敛的实力派作家,而且是专写官场题材的新官场小说的领 军人物,获得读者这样自发的关注,是因为什么?
也许《党校同学》会给你答案。
这部长篇小说,事实上是四 个半中篇叠加在一起的。四个中篇分别是《烤焦疑问》、《比铁还硬》、《鸟类生活》、《世事人心》,以及半部《一瘸一拐》。这几部中篇,“叠加”的时候有所 改动,即主人公的形象已经经过了改造,《一瘸一拐》中的男主角不叫蔡波,而且那个男角也没有“天下男人都会犯的”毛病。感觉上比《党校同学》的蔡波更像个 好的“人民公仆”,更加隐忍,内敛,性格上更接近《党校同学》中的叶家福,更动人一些。
杨少衡写官场,最大的特色是不仅写事件, 还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人性。他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有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处变不惊,有原则,肯坚持,大多内敛坚韧,不张扬,男人气概不表现在外在的霸 气,而是内省的坚持。《党校同学》与杨少衡以往的创作同出一辙,塑造的人物还是这样的男主人公。平心而论,《党校同学》里的人物,与杨少衡以前的小说相 比,并没有很大突破。无论是出身世家,雄才大略的赵荣昌,还是沉稳内敛的叶家福,或者是聪明能干,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的蔡波,都没有超出杨的小说原来的人 物塑造类型。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是描写了三个主人公的友情,以及他们各自的心灵成长史。
作者用了参差和对比写法,三个主人公身 份性格各有侧重,作者在塑造人物的同时,揭示了他们友谊形成的基础。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揭示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打造过程,而这本《党校同 学》则揭示了“人民公仆”的出炉过程。这种出炉的程序,非常真实,也很生活化。也可以解读为“官员是怎样炼成的”,是“比铁还硬”关系的修炼过程。
“ 老杨制造”的语言,是杨少衡独有的冷幽默,不看作者名字,只看内容,都能够辨认出这是“老杨制造”。他的叙述方式非常的冷静,很多场面和事件,他都是绕开 了写,侧面描写比正面描写更见功力。比如蔡波和小姨子的关系,杨少衡没有正面触及,小说的结尾,蔡波到底干了什么?他在1224房间么?如果有,在做什 么?小说始终没有正面写。和杨少衡的其他中篇小说一样,杨少衡还是见到“男女”绕道行。这篇小说第一次触及到官场的用人问题。虽然以往他的小说也写到官员 的升迁,但是以全景式的镜头描写“副市长”的出炉过程,还是头一次。
坊间形容这部小说,是“官场生存的亚教材”。几年前红遍大江 南北的TVB电视剧《金枝欲孽》,是一部反映清宫后宫佳丽为争宠而勾心斗角的故事,而迷恋这部电视剧并且善于想象的OL们则将之理解为“办公室生存守则 ”,自觉对号入座,将自己的处境代入剧中的人物,在主人公的遭遇中,获得相应的“翻身”策略。一部好的作品,就有这样的延伸阅读效果,那么《党校同学》的 延伸阅读效果又是什么?或者说,除了说官场,读者在这部作品中,通过自己的人生阅历,来观照这部作品的人物,可以得到什么?
如果 撇开《党校同学》描写的官场,换成另外的无论哪一个圈子,《党校同学》提供的人际关系的经验都是宝贵的,可操作性很强。这也是坊间说它是“官场生存亚教材 ”的原因。研究中国官场很有建树的吴思先生,概括了“官场潜规则”的概念,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共识和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官场潜规则”一词的使 用率大得出奇,表明这一概念有它不可替代的特定内涵,反映了社会现象的特定本质。同时,也说明官场中确有一个不为人显见的“潜”在的“场”,这个场中有规 则,同时也就有支配和形成规则的潜文化形态。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党校同学》,会非常准确地了解“潜规则”之“潜”的现象、本 质、成因。“比铁还硬”的到底是什么?是关系?这是表象。杨少衡想说的,除了“关系”,或者用另一个字眼“团队”,其实更重要的,依然是个人的修为。在整 部小说里,无论大节还是小节,都磊落光明的叶家福,是杨少衡的理想。在“副市长”如此巨大的诱惑面前,叶家福的表现堪称品德完美得如神一般。这种道德上的 完人,这种品行,才能屹立不倒。
如果一定要挑毛病,杨少衡的人物形象塑造跳出了国内小说创作中官员形象的概念化和面谱化的巢臼, 但是相对于他自己的创作来说,他的人物形象似已固定化和模式化,这可能是他不断重复写同类题材小说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与作者自己的《尼古丁》、《猴有 一个梦想》等中篇比较,无论情节设置还是主题开拓、人物性格的把握和情感的感染力,这个长篇都在渐次减低。如何摆脱作者的“写作惯性”,让读者摆脱似曾相 识的“阅读疲劳”,是杨少衡目前面临的问题。我们期待着有深厚功力的实力派作家、新官场小说领军人物的新突破。
《党校同学》杨少衡/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第2版
来源:文学报 作者: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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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中国文学事业与共和国同生共长,长风当道、踏歌前行,走过曲折辉煌的一个甲子。每个文学工作者回望这60年风雨岁月,或许都会有“天翻地覆”、“脱胎换骨”之感叹,甚至还有“惊心动魄”和“刻骨铭心”之感念。因此我们特邀作家、诗人、学者、批评家陆续撰文,与读者分享他们文学人生中印象深刻的往事。——编者
文学之梦 1964年,我初中毕业,跟着一支上山下乡知青队,去了长江中下游一个国营农场,一呆就是八年。 读初中的时候,我发生了对文学的兴趣。下乡后的头两年,我几乎每天都写诗,就像着了魔。一边干活一边搜肠刮肚,回来就边吃饭边写……诗几乎无所不在,结果当然是制造了一大堆文字垃圾。最大的一次成功,是一首用当地民歌体写的叙事长诗,寄到我们省刊,他们回信说“备用”。但随后就是全国所有的文艺刊物因为“文革”的一律停刊。 这一停就是十年。进入70年代,全国知青大返城,我所在生产队先前住了几十号知青的一长排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 1971年春天,我被抽调参与一个模范人物报道的工作。那报道后来在国家最大的报纸的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出来,其中有大量的段落是我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两年后,我被作为“农民通讯员”借调到县委宣传部报道组。那些年,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县所有的乡村、厂矿、机关。我不仅写新闻报道,还为各种会议包括民兵训练、计划生育等等写汇报、写总结。这一切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到1975年下半年,我得到了一个国营企业招工指标,成了一个有“铁饭碗”的人。 1974年,我在省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的一篇写一位孤寡老人照顾下乡知青的事迹的报告文学,一群人联名给报社写信,说这篇报告文学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应作为毒草来批判,在县里引起轩然大波,使我的处境岌岌可危。这场风波由报社编辑的极力解释才算罢休,但我早已成惊弓之鸟。不久以后,我被调到县文化馆。我主动要求搞文物工作,觉得同死人和古人打交道比较保险。 然而,当时的文学世界,正大潮汹涌。我无法制止自己不去觊觎。正在出现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出现一个鼓励创造、鼓励个性、鼓励独立见解的时代,一个为国家和民族带来无限福祉、也使个人有限的才华得以纵情发挥的时代。 有什么理由不去拥抱这样一个时代呢! 1979年,《小镇上的将军》发表。我一下子获得了许多比我强得多的文学青年梦想的幸运。小说获奖的那年,我被推荐到中国作协文讲所学习,在那里,我有机会聆听中国文坛上大呼猛进的一代年富力盛的作家的讲课,又在同一辈人中,看到了许多足以令文学青年自豪的名字。他们的努力,正不断地刷新当代文学的水准,让我这样的低能者,不断看到进取的目标。 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文学青年面前的路是那样广阔,我的前面有那么多奋勇而强有力的开拓者。 直到今天,我都常常觉得,我之成为一个专业文学作者,真是一场梦。一切来得这样突然,因而也就显得非常偶然。倘若没有时代在那一刻发生的那一场伟大变革,一切都是不能想象的。 我的八十年代 做当代文学批评,本不在我替自己设定的目标之内──照我学生时代的愿望,是想搞一搞古典。可是1983年前后,知青作家的崛起在文坛营造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氛围格调,使当代文学突然变得对于我有吸引力起来。我真正开始关注当代文坛,追踪它的创作,注意它在思想、观念和精神上的变化。直到现在我仍认为,正是从那时起,当代文学越来越变得富于思考的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单纯的鉴赏恐怕不太符合他的需要,相反,那些引起他浓厚兴趣的事物,一定是能够对他构成问题从而考验和表现他的思考能力的事物。作为一种巧合,即将走向1985年的当代文学刚好给予了我这样的刺激。其实,若谈到批评本身,当时我几乎没有固定的概念和意识。我既不是出于当批评家的目的而搞批评,也不是在评价作家作品上显示出什么高人一筹的鉴赏力,应该说,我之搞起批评,起初兴趣并不在批评本身,而是将其当做一种手段加以利用,以载述和宣达自己的某种思考,而这思考也许完全是对所谈现象的借题发挥,是借了批评对象的腹来怀我自己思想的胎。 因此,很自然地,在8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我的批评行为具有明显的轻个案、重思潮的倾向(今天却刚好颠倒了过来)。实际上,1986年前我很少特意想到自己写的是文学批评文章,虽然谈的是文学问题,材料也都取自文学现象,但我不认为自己文章中的那些话只是针对文学而发。不单如此,当时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文学简直就毫无价值。就当时的特定现实来说,问题显然不在于走入文学,恰恰在于要走出文学;所谓“文学”一词本身长期以来一直就被大量非文学的并且极其狭隘偏执的东西充塞了,立足文学谈论文学的想法固然很对,可就现实而论却完全是虚妄的;当务之急首先是要瓦解那些东西,为文学打开和拓宽思路。所以,80年代中期“宏观批评”的兴起绝非偶然。这类批评,发乎文学,却不止乎文学,它在远比文学本身大得多的框架和范围下看待和讨论文学,并且寄希望于所形成的结果不单单对文学有意义,亦关涉着社会文化的一般观念。这是一种扩张性的泛文学批评,它跟我后来在90年代搞的谨守文学本体的小说文体学、小说文体史研究截然相反。其缺点显而易见,但是我认为,在客观上以“思想解放”为主题的80年代中国文化环境下,让文学仅仅属于它自己不单不可能,也不可取;除了必须广泛借助文学以外的思想文化材料来改造文学理论批评的视野、思路和语汇外,文学也有必要、有责任贡献出它自己的社会性思想成果,为促进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出力──这的确是我当时的一个强烈主张,1986年初,我在《批评,存在第二种危机吗》里将这个问题归结于一点,即新一代的批评家们不应该满足于做批评家,他们首先应该是“思想者”。 简单地说,在我那里,批评意味着“创作”注“我”,而非“我”注“创作”。这姿态大抵既不为学院批评家所取,也令机关批评家摇头,好在那时我的身份只是一个编辑,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不承担职业角色地站在边缘对待文学批评。 于是,有了《从英雄到普通人》、《被唤醒的美学意识:悲剧》、《什么不是悲剧》、《再论什么不是悲剧》、《复古论》、《忧患意识与人的热情》、《世纪末情绪》、《一九八五年中国小说思潮》、《被光芒掩盖的困难》、《与萨特告别》这样一批“好发惊人之语”(某权威的贬辞)的文章问世。在这些文章中,出现了“非英雄化”、“反崇高”、“世纪末”、“伪现代派”、“反人道主义”等等字眼,它们或多或少对当时的文学思想构成一定冲击。虽然有些观点今天已遭到我本人的反省、修正和放弃,但坦白地说,对它们我从来怀着不悔少作的心情。它们无疑是偏激的、不忌暴露弱点和漏洞的,这一切,不单现在,即便当初我也了然在心,但是,重新面对它们,与其说我感到不安和懊愧,毋如说恰恰是惆怅。徐悲鸿先生曾从《金刚经》里摘出“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两句话,集做一联,当作为人为艺的座右铭。我理解那是彰显一种勇于偏激的精神和锐气。80年代之后,我离开这样的精神和锐气已经很远了。虽然未尝不是“进步”,但回想起来,其实倒不免有些惆怅。 发表 到1977年,我已经悄悄地写了五六年的诗,只有七八个朋友看过。那时代没有地方发表诗歌,文学刊物都停刊了。那时候,我在秘密学习30年代湖畔派的诗歌,写些风花雪月,青春期的感伤,对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深切共鸣。我最开始写的是古体诗,学习王维,苏轼、姜白石、李白、杜甫、吴文英……这些人。我的第一首白话诗,写的是春天在一个公园的触景生情。我知道我的诗歌不可能发表,将它们抄在笔记本上,在最信任的朋友中秘密流传。三中全会召开后,我模仿着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写了一首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抒情长诗《难逃法网》。前电影演员老徐和我在一个工厂里上班。老徐帮我把这首长诗用毛笔和墨汁抄到全开的白纸上,用面糊贴上工厂食堂前的围墙,有十多米长。全厂职工来来往往,都看到了,像下班后的机器一样沉默着。有人悄悄拍拍我,兄弟,你胆子大啊!时代的进步是缓慢的,不是说发一个文件一篇社论就立即天翻地覆,虽然三中全会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了,但恐惧并没有消除。 有一天我走过昆明市中心的百货大楼,在医药公司的墙上,看见一份拆散了贴着的地下刊物,叫做《地火》,浏览了一遍,写的都是人生和风花雪月。心头一热,这是我的同道。看见上面有地址,就找去了。那时候我25岁,刚刚秘密阅读了《草叶集》、《当代英雄》、《罗亭》、《堂吉诃德》、《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书,这些文字赋予我的青春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神圣的力量。 这个地下刊物的主编是一个长我几岁的青年人,他握握我的手,请我在另一个晚上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带着我的几首诗去了。那是夏天,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挤着二十多个人,中间吊着一个灯泡。主编说,请青年诗人于坚朗诵他的诗歌。我第一次被称为青年诗人,也是我的诗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我念了我的诗歌《不满》,房间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对我来说,那就是一场暴风雨。我从来没想到我的诗歌会在公众中朗诵,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就在这里,有人借给我看《今天》。深夜离开时,有个人走过来说,你就是于坚,我们看过你的诗歌,很喜欢。他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写小说的李勃。我才知道,我的诗歌手抄本已经被传到大学里。这个见过我的大学生回去对他的同学说,我见到于坚了,工人,长得像个魔鬼。 到了冬天,《地火》被查封了,恐惧感又统治了我的内心。1980年,我考进了云南大学中文系。高年级同学李勃在办自发的文学刊物《犁》,我立即投稿。刊物刚印出来,系里就勒令停刊。我的诗被系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判,说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也比我写的健康。是这一首《滇池月夜》:当滇池的水上/流过幽蓝的月光/乘一叶小小的木舟/一摇桨离开了水岸……浪漫主义的诗歌,还押着韵。那是1979年,我还以为滇池地久天长呢,我像古人那样信任着它。 《犁》,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但是这一期已经流传出去。冬天,我和几个大学诗人在地摊上看见新出版的国家批准的文学期刊《滇池》,我们发现这是一期“大学生专号”,我赫然看见我的诗《记忆》,白纸黑字印在上面,作者“大卫”,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的笔名。 我们欣喜若狂,不是因为作品发表,而是因为意识到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的转变。文学再次承认它的常识性主题:人生,风花雪月。我们揣着刊物直奔石林地质公园。那里有喀斯特地貌和森林,我们要在那里饮酒、朗诵,大写风花雪月。云南的冬天与北方不同,森林里,一部分树木绿意盎然,另一部分萧条破落。季节从来不是一种整体的一致转变,不会一夜北风满地白,而是这一片绿,那一片青,这一片死,那一片生……就是在最繁荣的夏天,也依然有落叶在翻滚。 |
| 来源:文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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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勒德·胡赛尼
| 超级畅销书《追风筝的人》作者、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9月14日回到喀布尔,上山,与老家的孩子们一起放风筝。
胡赛尼此番以联合国难民大使的身份返乡。法新社记者在现场看到,胡赛尼尽管以《追风筝的人》成名,此时却未能在周围儿童好奇的注视下,亲手把风筝弄上天。 他只好让孩子们接手,自己站到一边仰望天空,看蓝白两色的风筝轻盈地飞。 胡赛尼幼年即逃离战火中的祖国,在美国生活30年,在轰动世界的成名作及此后出版的另一部畅销小说《灿烂千阳》中,皆对苦难的祖国抱以深切同情。 他告诉法新社记者,应重视教育、医疗、就业,及更好的生活条件,如此才能摧毁阿富汗的极端势力。 “如果我们决意通过枪炮、坦克和空袭来赢得这场战争,就一定会失败,因为在这里,许多强大的军队都曾无功而返。”他说,“在我看来,对贫穷开战和对塔利班开战同等重要。在目前的生存状况下,失望的人民非常容易受到极端言论的感染。” 阿富汗在世界最贫穷国家中排名第五。 胡赛尼已经设立了一项发展基金,用于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工作,同时正在写关于祖国的第三本小说,但未透露出版时间。 |
|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康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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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风云》让袁腾飞登上百家讲坛,晋升新一代学术超男,可惜和太多一夜成名的新星一样,袁腾飞没能经住千万网民拿着放大镜检查,被人捉到作品若干处抄袭 网络小说《柔福帝姬》。对此,“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再爆牛语,“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还拉来司马迁做挡箭牌。以原创歌手形象走红“快乐女声”的曾轶 可,近日也被发现成名作《狮子座》抄袭纯音乐作品《天际》,当事人同样回应含糊:“我只能说我发现了这世界上另一首《狮子座》。” 讲稿抄袭、小说抄袭、歌曲抄袭、唱片造型抄袭、节目创意抄袭……在娱乐圈抄抄成了最稀疏平常之事。“天下文章一大抄”,此顽症困扰的不仅仅是娱 乐圈,学术界里抄袭之事也是隔三差五有所耳闻。不过学者们至少态度明确,一旦被抓到,就是“剽窃,学术腐败”,坏了行规,后果很严重———教职危矣。只有 在娱乐圈,名人们抄点什么,性质变得暧昧不明,可以是“借鉴”也可以是“偶然的灵感巧合”,当事人个个都有“窃书不为偷”的“潇洒”,避过风头一两月,出 关又是一条好汉,全当免费宣传好了。
为什么娱乐圈“打假”每每劳而无功?细究下去,皆因氛围与学术界大有不同。教授们缺少“粉丝”这个庞大团队保驾护航,一旦因为抄袭丢了饭碗,辛 苦半生,付之东流。而在娱乐圈,粉丝们个个护主心切,抄不是错误,抄得“高明”还有人叫好。郭敬明小说抄袭风波最盛时,书迷留言支持偶像,“就算他是抄袭 的,我也一样喜欢他,为什么被抄袭者的小说没有获得成功,偏偏他的小说成功了呢?”《两宋风云》捅了“篓子”,同样有人辩驳,“袁老师有本事把历史让更多 的人知道,有些人也许知道得更多,可是他没有本事让我们知道。”成王败寇的逻辑,令一群人失去了基本的判断标准,接下来,“红眼病”“炒作”“文人相轻” 顺理成章砸向持不同意见者,成为抄袭错误的“遮羞布”。
有趣的是,如今抄袭有了升级版———“山寨”,教授们一定很羡慕娱乐圈打滚的人可以用“山寨”打掩护。学术论文里数据抄不得,思想抄不得,连小 标题相近,都能惹来抄袭嫌疑。但到了电视机里,再大的雷同之处,都可以因为是“山寨”一笑而过。过去“山寨”是网络戏语,讽刺那些模样似是而非的手机、街 头加一点少一撇仿冒名牌的店牌。如今电视剧、娱乐节目纷纷打正旗号搞“山寨”。与别国节目如出一辙的创意、情节,因为换了几个名字、删删改改若干细节,就 成了自家杰作,省下一大笔版权费。
“打假”无所作为,还因为我们缺少有力的制度保障。版权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打击盗版成为共识,但在几十万字作品、几首歌曲、几集戏里洒胡椒粉 似的掺入别人劳动成果,责任如何认定,依旧是灰色地带。娱乐圈爱玩“假十罚一”,《梦里花落知多少》因为抄袭被判罚21万元,它给作者和出版社带来的利益 却十倍于此,难怪追名逐利者纷纷效仿。花儿乐队在《嘻唰唰》被指抄袭后,隔年面不改色推出了另一首有抄袭嫌疑的单曲。以上事例如果发生在学术界,是怪谈, 到了娱乐圈反而成了“传奇”一部分,实在可悲。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诸葛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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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你从哪里来
赵丽宏主持并点评
“2009年上海写作计划”首场“你从哪里来”报告会于2009年9月9日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举行。报告会由希腊作家亚历克斯·斯坦麦提斯和爱尔兰年轻女诗人莲娜·。苏里梵主讲,上海作协副主席、诗人、散文家赵丽宏主持并点评。
希腊作家亚历克斯·斯坦麦提斯
希腊作家亚历克斯·斯坦麦提斯是希腊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在他的演讲中,他理性地描述了希腊的文学现状,并着重阐述了新一辈希腊作家刻意回避传统及拒绝被 分类的原因。同时他认为小说这个文学形式,就是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世界,将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将真实作为基本元素建立在幻想之上。同时幻想与现实是不可分 离,相互融合的。幻想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延伸、切分、转化和剪辑,为的只是回归现实。他自己的小说就非常关注幻想与现实的交界,其中有两部小说百分之八 十的情节都是发生在主人公的脑海里
爱尔兰的诗人莲娜
而来自文学大国——爱尔兰的诗人莲娜,则着重介绍了她生活的周围环境,她的成长历 程。她谈到虽然她生活在一个离城市较遥远的偏僻山区里,但他们的老师非常热衷于请城里的诗人千里迢迢地给他们讲课,鼓励她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大自然的 美妙和对她生活环境的热爱促使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自然而然地通过诗歌来描述她的心境,她的人生感悟。1983年出生的莲娜也谈到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叶芝等大家作品对她的影响。
这场报告会吸引了文学爱好者的参加,作协的孙甘露、朱晓琳、孔明珠等数十位会员也欣然与来访的作家进行了文学交流。
(上海作协 撰文:胡佩华 摄影:陈贤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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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
——你从哪里来
Lecture of ’2009 Shanghai Writing Program:
Where Are You From
“2009上海写作计划”邀请了五位外国作家作为“驻市作家”,在上海居住两个月。他们将融入上海,亲身体验这座大都市的激情生活。
这是“2009上海写作计划”举办的第一场报告会,10月12日将举办第二场报告会(详情请留意本网站),演讲后作家们将与听众们就文学话题进行互动。
主 讲:
希腊小说家、诗人亚历克斯·斯坦麦提斯(Alexis Stamatis)先生
爱尔兰诗人莲娜·苏里梵(Leanne O”Sullivan)小姐
主持和点评: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散文家赵丽宏先生
时 间:2009年9月9日(星期三)14:00-16:00
地 点: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
主办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报名对象:作家和文学爱好者
报名方法:电子邮件、短信、电话或传真均可,报名者请留姓名和联系方法,我们将回复告知报名成功与否及领票方式,额满为止(以报名的时间先后为依据,共100名)。
电子邮件:shxzjh2009@163.com
短 信:收到短信通知直接“回复”或发送到13918845012、13901965523
电 话:54670005(直线)、54047175转222分机
传 真:54035112
作家简介:
亚历克斯•斯坦麦提斯(Alexis Stamatis),希腊小说家和诗人。1960年出生在希腊雅典,在雅典国家技术大学学习建筑,在伦敦获得建筑和电影摄影双硕士学位。已出版了六部小说。2000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巴·福楼拜》是受到一致好评的畅销书,并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孟加拉国和塞尔维亚出版发行,并与导演Vassilis Douvlis一起将其改编成影视作品。亚历克斯·斯坦麦提斯还出版了六本诗歌集。其中第二本诗集《内部空间的建筑》1994年获得Nikiforos Vrettakos奖。二本诗集被翻译介绍到英国。他还写了二部音乐脚本,由作曲家Theo Abazis作曲并在剧院演出。2004年参加了世界著名的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2007年,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小说《美国神游》获得了由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主办的第一届国际文学奖。他游历了许多著名的大学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康内尔大学等,还代表希腊参加过众多的书展和在世界各地召开的研讨会。目前他是Ethnos日报的专栏作家。
莲娜•苏里梵(Leanne O”Sullivan),女,1983年在爱尔兰的科克市出生,21岁时由英国一出版社发行了第一本诗集《等待我的衣裳》。之前已获得了很多爱尔兰诗歌奖包括Seacat诗歌比赛一等奖和颁发给年轻爱尔兰诗人的达夫伦∙汉娜奖。
美国诗人比利·克林斯这样评价《等待我的衣裳》:“莲娜·苏里梵令人惊讶的地方不在于她的年轻,而是她敢于并准确地描写出了年轻。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用她有力和准确的声音引领着我们走入青春期的世界。她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赵丽宏(Zhao Lihong),著名散文家,诗人。上海市崇明县人,1952年 出生于上海市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著有 散文集《生命草》、《爱在人间》、《玛雅之谜》、《岛人笔记》、《艺品》、《人生韵味》、《喧嚣与宁静》等六十余种著作,有四卷本《赵丽宏自选集》、二卷 本《赵丽宏诗选》行世;赵丽宏作品曾数十次在海内外获奖,散文集《诗魂》获中国新时期优秀散文集奖,《日晷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
来源:上海作协 作者:陈贤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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