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上海，大一些的时候知道了文学，后来开始读《上海文学》，然而直到三十二岁才开始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作品。那一年我刚开始学习写小说，既不知道怎么写，也不知道写出来往哪里发。《上海文学》在我看来如同遥不可及的星空，王安忆，毕飞宇、严歌苓……有多少星星在上面闪着动人的光辉啊，我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在星空之下凝视和梦想。但命运之神光顾了我，让我走了一条捷径：2004年底的一天，李佩甫老师对我说《上海文学》的编辑徐大隆老师正在编发一期河南作家的小说专号，要我和徐老师联系。于是我尝试着把刚脱手的一个短篇《深呼吸》给了徐老师，没想到小说顺利地通过了终审，在2005年2月的《上海文学》发表。前不久，在广州的“华语文学传媒奖”颁奖会上我见到了安忆老师，没想到她居然还谈到了《深呼吸》这篇小说，并热情地给予我意外的褒奖。——忽然想：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作者来说，这篇小说如果不是发在《上海文学》上，恐怕不会被她注意到吧？三年过去，我仍然记得，拿到那期杂志的时候，我翻来覆去看个没完。我知道：能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作品，如同偶尔飞上了星空和梦想接近，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这也让我明白《上海文学》的编辑不仅有很强的发现能力和鉴赏能力，而且对所有的写作者都一视同仁，没有大树小草高低贵贱之分，这在整个文坛是不多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啊。2006年底，我在徐大隆老师的推荐下赴上海参加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进行学习，这样就和《上海文学》有了更具体的接触，熟识了诸位编辑老师，他们热情、细致、温和，既很“上海”，也很“文学”，让我感觉非常亲切。其实和赵丽宏老师在2004年的一次笔会上就有一面之缘，和姚育明老师在天津的一次会议上也同坐过一辆缆车，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责任编辑徐大隆老师。记得刚到上海的第一天，我、戴来、姚鄂梅等几个同学就是在《上海文学》编辑部他的办公桌前吹响了“集结号”。他浓眉大眼，皮肤白净，高挑帅气，头发还是“自然卷”，整个人都带着上海特有的“洋派”，但是他的言行举止却是那么爽直热情——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西北有过多年的军旅生涯，难怪。他给我们端茶倒水，嘘寒问暖，帮我们把行李从一楼提到三楼，又从三楼提到一楼……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我们作家班的同学个个都认识他熟悉他，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也都了如指掌。——他不仅是《上海文学》的名编，也是我们的“班编”呢。作家班的学习基地位于上海青浦区一个名叫西岑的小镇上，开班之后，徐老师经常过来看我们，和我们聊小说，聊文学，他从自身的编辑经验和创作经验出发，根据我们的作品进行生动详实地分析和指引，批评与鼓励兼有，肯定和纠偏共容，每次聊天对于正在创作中摸索的我来说，都有不同角度的触动和启迪。而我们每到上海作协听讲座的时候也都会被他请去喝咖啡吃饭，谈谈文坛逸事，上海掌故，乃至家庭琐事，人生沧桑……后来我们去苏州昆山大唐写作基地进行社会实践，在那个古老的千灯小镇，徐老师不顾舟车劳顿，特意过来看我们，并且和我们同甘共苦了好几天。江南雨多。我们一帮同学跟着徐老师在细雨中闲逛，吃五块钱一碟的茴香豆，听三块钱一张票的评弹，品臭豆腐，喝泰雕。夜里小镇的石板街真是好。偶然的一两盏灯光，红灯笼，稀少的路人……而在这满是陌生人的异乡，徐老师的身份渐渐模糊，他不仅是一个好编辑，也是一个好朋友，更是一位好兄长，一个亲人。2007年，“中环杯”《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拉开了帷幕，徐老师要我写一篇作品参赛。我心理素质不好，怕这怕那，总之是怕伤害了自己小小的虚荣。徐老师表现出了极好的耐心，既给了我压力，也给了我动力，在他的热情敦促下，在与他长途电话里源源不断的交流中，我的中篇小说《指甲花开》终于忐忑不安地落在了纸上。发给徐老师两天之后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激情洋溢的认可让我稍稍安定。2007年11月，这篇作品在《上海文学》上头条发表，并先后被《中篇小说选刊》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最终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获得了“中环杯”中篇小说大赛的特等奖。这吉祥的消息仍是徐老师送来的。接到徐老师电话的瞬间，我百感交集。我始终是懵懂的，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多，也不够好，不知道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多的厚爱。但有一点也是无比清晰的：不能辜负这些厚爱。而不辜负这些厚爱的方式，就是继续好好地努力地写。——行文至此，突然觉得《指甲花开》这个小说的名字居然可以解释得别有深意：每个以文字为生的写作者，都希望内心的繁花带着自己的血肉和呼吸让一个个汉字在自己的指甲下灿烂绽放——所谓指甲花开。而《上海文学》这份经典的文学期刊，应该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花园了吧？徐老师这样的编辑，应该算是极富职业精神的好园丁了吧？ 我爱指甲花开，我愿花开久远。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自己仍然能有被《上海文学》容纳的幸运，从而得以在这个大花园里，在好园丁的辛勤见证里，一季一季拥有指甲花开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