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青年的起步 

孙甘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薛海翔先生推荐，我第一次去《上海文学》见杨晓敏老师。那时我是个刚工作不久的邮递员，见了生人有点不知所措。杨晓敏老师说了什么，我回答她些什么，因为紧张，我大都不记得了。隐约记得的是一些鼓励的话，但是她和蔼的笑容，亲切平易的态度无疑是鼓舞了我。我想，那些写在薄薄的纸上的不成熟的作品，杨晓敏老师是记得的。有一点点可惜的是，它们在我心情烦闷时，被毁弃了。

       因为《上海文学》和杨晓敏老师的推荐，我有幸参加了上海作家协会的青年创作讲习班。也正是在这个班上写作的中篇小说《访问梦境》，因为周介人先生和杨晓敏老师的一再坚持，最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我后来听说，这篇小说当时由李陀先生推荐给复刊不久的《中国作家》，已经送了印刷厂。

       小说发表后不久，听说就发表这部小说引起了一些议论。周介人先生出于对青年作者的爱护，在《上海文论》上发表了《走向明智——致访问梦境作者的一封信》，当时，我曾想给周介人先生回一封信，不知为什么，（也许更多的是年轻人的忐忑。）我最终没有写这封信。如今这已是是终身的遗憾。

每次我在作家协会的走廊里遇见周介人先生，他总是对我说：甘露，给我们写一篇。那份诚恳，对青年作者的期望，总是令我心怀感激。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作家是非常独特的个体，是教不出来的。对那些天才来说，这话可能是对的。但是，我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在某种意义上，我最初就是由青年创作讲习班和《上海文学》教出来的。那个时代、那些编辑、那些批评家、那些文学活动、直至手稿上的那些批改——你去问一下周介人先生、杨晓敏老师、卫竹兰老师以及一墙之隔的《收获》的李小林老师和程永新先生，就知道在上海作家协会的这栋楼里，是可以塑造年轻作者的。也正是在这些人身上，我开始知道，谦逊是很高的品德，值得人一生去学习。

       虽然时间改变了我们对许多事物的看法，甚至使许多事物面目全非，但是，某些场景、谈话、面容以及手势，通过书写和敲击键盘所获得的触觉，在文字中凝固下来，默默地向我们致意，唤起我们对更多的往事和更多的人的记忆，使被人们忽略的事物复活、起舞。

 祝福《上海文学》有另一个更加美好的五十年，这完全是可以期待的。因为，在今天为它工作和为它写作的人，依然对文学寄予了无限的热爱，他们的才华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