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老师们 

                            程乃珊

中学时代曾做过一篇题为“十年后的我”的作文，我大言不惭地写上“我将会是个作家”。老师将此作为范文当众朗读，全班一片哗然。不料，十五年之后，我真的诚惶诚恐地登上上海作家协会那道华丽的大楼梯，敲开《上海文学》的门，再次憧憬起我的作家梦！那年我三十二岁，胆怯又自卑，年纪轻轻已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直到那一天，一只印有“上海文学”编辑部的信封，出现在我当时执教的无名气的中学门房内。那是1978年秋天。

“四人帮”打倒了，文艺界的春天气息令我写了一篇自以为是小说的文字，寄到“上海文学”，其实只是凭一时的冲动，并不抱任何奢望，不料会接到回信约我去编辑部谈稿。第一次接待我的是李楚城老师，这是我当时的生活范畴内接触到的级别最高的国家干部！李老师是第一位与我素不相识却又肯定我、鼓励我的编辑老师。我这篇不成熟的稿子，先后经过费礼文老师、彭新琪老师的指导，前后修改了四次，终于在1979年7月号的《上海文学》发表。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

 《上海文学》的彭新琪老师一直是我的责任编辑，直到她退休。我至今仍视她为文学创作学校中的班主任。遇到创作和生活的苦恼，我仍第一个找彭老师。我不是一个很刻苦的人。当初发表了《妈妈教唱的歌》后，自以为发表文章的甜头已尝过了，亲友的赞赏之声也听到了，很是陶醉了一阵。不料彭老师的催稿电话不断：“乃珊，你的《妈妈教唱的歌》人人都会唱了，下一篇呢？”下一篇？我不知道那下一篇在哪里。不过，我生活中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经历，讲给彭老师听，她耐心听完后，就说：“把这写下来，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在她的鼓励下，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上海文学》改变了我的人生。

今天不少被广大读者热爱的作家，当年都是如我一样从《上海文学》走出来的。岁月流逝，当我们的名字被读者和社会接受和认识时，那些曾经无私地扶植我们的编辑老师的名字，有几个被人知晓呢？当初他们刚刚走出“文革”的泥沼地，来不及拍抖掉身上的尘埃，就开始一头扎到《上海文学》的新人培育和重组工作。我好幸运，赶上这样一个可以发挥自己所长的好时光，更幸运的是，遇上这样一班好编辑老师。二十年过去了，他们都已霜尘满面，淡出文坛，但见到我仍是满心的关切和爱护。

九十年代，我一度赴港淡泊了文坛，世纪初重回上海后，《上海文学》又率先向我张开怀抱，为我辟了专栏“上海词典”，我的两本畅销书《上海探戈》和《上海Lady》，都是出自这个专栏；改版后的“无轨电车”专栏，仍刊载我的上海故事。在我，最好的稿子总带点儿偏心，要留给《上海文学》，因为，那是一份我向老师递交的成绩单。她教会我“走自己路，让别人说”，她令我悟到“人长得不漂亮是没有办法的，但人不可以面目模糊缺乏个性”！

 编辑是一项低调又崇高的职业；编辑工作，既要懂纺纱又要能挑担，粗细两活都要熟谙；还要车舟劳顿、口耳并用。好容易发现了一位新人，作者的名字放在文首，编辑的名字放在文尾，当传媒的焦点对准成名的新人时，编辑们只是在台下默默微笑，思考着如何再培养新人……五十年了，《上海文学》的品牌，就是这样打造出来的。品牌的优质，说到底，就是人的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