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如歌 

                                                白桦

      如果说《上海文学》和许多中国作家都同过欢乐、也共过患难，我想谁也没有疑义。在上一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远在新疆、西藏、云南的读者都能对她每一期的文章如数家珍。许多被历史的大潮淹没了的作家，在《上海文学》雪白的版面上一一浮现了出来，使得许多热情洋溢的读者不断为之惊喜，他们像是看到早已绝迹了的花朵。《上海文学》随着全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大放光彩，曾经发行到47万份之多。人们是那样喜爱她，愿意倾听她的声音。因为她史无前例地把最贴近生活的文学呈现给最广大的读者。那是一个文学被读者热烈拥抱的时代！那是一个文字如歌的时代！油墨未干就被读者掀开了！一个民族如果在长期生活的磨砺中而没有思想的结晶，那个民族一定是愚昧的民族。而最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的是：作家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传达出来思想，因为那思想具有逼近灵魂的鲜活、一针见血的深刻、如同身受般的震撼。我相信，至今还有许多人记忆犹新。

    不久，像退潮似的，文学与读者的距离渐渐远了。诚然，人们有了更多、更有趣的事要做，特别是中国经济被纳入国际市场以后。但文学在市场经济大潮来临之前是没有觉察的，渐渐才适应了读者群的分化而形成了多元的文学。作家和刊物在对过去了的文学高潮恋恋不舍的同时，也在想法设法去满足读者的需要。八十年代中，《上海文学》的“百家诗会”曾是中国诗坛是一个盛举。进入九十年代，诗歌在刊物中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有些刊物干脆就取消了诗歌。《上海文学》编辑部为了面向都市读者，“让诗歌像流行音乐那样拥有群众”，开辟了“都市歌谣”栏目，要求由我来主持。我十分用心，也很努力，身体力行，可以说用心良苦，结果，都市因此而唱起来了吗？显然和我们的初衷还有一定的距离，纸面上的文字与广场上的摇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我毕竟参与了文学在转型期试图变革的某种艰难的尝试。这一尝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文学与心灵的沟通最主要的还不是通过形式。文革后振聋发聩的作品，在当时并非由于形式的“异端”，文学应该有别于时装表演。文学的热是一种永恒的、静态的存在。很像大自然的火山，大多数时间都是无声而莫测地耸立在天际，保持着她固有的谦逊与傲岸……

    每一次到云南丽江聆听纳西古乐，都会听到宣科先生面对听众侃侃而谈，在谈话中他总是按奈不住地对F4和“小燕子”来上一两句不经意的讥讽，引得一片大笑和雷鸣般的掌声。我对他说：你下次不必再说了吧！笑声和掌声已经证实：古典音乐的听众谁也夺不走！

    我有时也会在繁忙的写作间隙里遐想：文字是怎样在我们身上留下烙印的呢？那像闪电般的一击，从而让你大喜、大悲，让你惆怅不已的是什么呢？诗意的语言，人性的闪光，像晨雾一样悄悄包围着你的神秘意境，负载着你飞升云端的信念……这些，作家、编辑、评论家的探索与追求都是一致的。在五十年风风雨雨中的长途跋涉之后，携带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勇敢地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有理由期待《上海文学》会再给予我们一连串新的发现和喜悦。特别是发现，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文豪和杰作都是被识家发现、认识之后才广为人知的。我坚信：文字如歌的时代远远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