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源头      赵长天                                                               

     1977年我三十岁，在现在的年轻人眼里，三十岁已经很老了吧。但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活跃的年轻人一概靠边站了，老干部、老作家、老艺术家、老科学家重新上台，五六十岁都属于年轻的，三十岁当然是小青年一个。那时我刚从部队复原，曾经发表过几篇散文诗歌，但已经被当时恶劣的文艺生态环境折磨得心灰意懒，发誓不再写作，老老实实当工人了。但喜欢过文学的人真是像抽上鸦片，有着顽固的烟瘾，看到报纸上欢呼文艺的春天来了，立刻激起美好的想象。《上海文学》（当时名为《上海文艺》）就在这个时候复刊了。    我翻出几年前写的一篇东西，是曾经被《解放军文艺》留用，又终于退稿的小说，贴上一张四分钱邮票，寄往巨鹿路675号。说实话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反正是现成的稿子，反正只要四分钱邮票，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成本很低，譬如拣一片石块打水漂。没想到不多日子就收到了《上海文艺》的回信，建议我对稿子作一些修改。那就是说发表有希望了，心里自然高兴。照理我是应该登门拜访求教的，可是信的落款是“小说组”，盖了个公章，没有具体人名，不知该去找谁。心里也有点怯，巨鹿路675号可是个神圣的地方。好在修改的意见提得很具体，改起来不难，好像只花几个小时就改好了，又是贴上四分钱邮票寄走。约莫十来天，回信来了，通知我决定录用。那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快板连长》，发表在1978年5月号《上海文艺》。

    曾经听到有人批评文艺界的不正之风，说没有熟人发不了作品，我就为之辩护，至少《上海文艺》不是这样。直到后来才知道，给我写信的编辑是吴泽蕴，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小说发表以后，我接到《上海文艺》的开会通知，是一个青年作者座谈会。我才第一次走进上海作协，拘谨地坐在大厅的角落里，想象着陈毅、巴金、夏衍这些开国元勋、文坛泰斗就曾经常在这里开会聊天，很是激动。我绝对想不到我后来会调到作协来工作，天天走进这个院子，走进这个大厅。我是幸运的，幸运缘自《上海文学》。